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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苏轼词的艺术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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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以多面手的姿态出现于北宋的文坛和艺坛。他的创作实践,无论是散文、诗、词、书法及至于绘画方面,都给人们带来了耳目一新之感。在词这一方面,《东坡乐府》一向被公认为词坛上的一座高峰。

词到了苏轼手中,许多被别人认为不适宜于用词来描写的情感、事物,苏轼也毫无顾忌地将其写入词中,诸如人生的感慨、仕途的升沉、交游的聚散、州邑的去留、自然景物的欣赏、农村生活的写照、甚至打猎、参禅等,他还在词中隐约地表达了自己的社会政治观点和对于时政的看法,彻底打破了词的传统,使读者、歌者和其他作者耳目一新,这不能不算是一项重大的革新,他以倾荡磊落,挥洒自如的手法创立了豪放派的词风。

一、达观、豪放的艺术风格

苏词豪放风格的形成,和他本人的个性以及他的个性与时代的矛盾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一般来说,北宋王朝为了缓和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以巩固其对人民的统治,对士大夫是相当宽厚的。但是,当时的专制主义的种种措施,又在很大的程度上,抑制了士大夫的才能,堵塞了他们为国为民尽力的机会。苏轼就生活在这样一种环境之中。他的旷达的性格、开朗的胸襟和当时那种容易使人变得庸俗的社会现实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作为一个作家,他必然要以一吐为快的心情在作品中将这种矛盾反映出来。在他的个性支配下,他习惯于用旷达不羁,甚至貌似玩世不恭的态度来表达自己的忧愤。这是形成他作品中豪放风格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他赞成词的豪放,又说“但豪放太过,恐造物者不容人如此快活”。这种豪放的风格,在密州时期的一些作品中就已经形成了。比如被称为豪放代表作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这首词将不同的,及至于对立的事物、思想、情调有机地融合在一个整体中,而毫无痕迹。这里面有当前的景物与古代人事的融合,有对生活的热爱,对建功立业的渴望与达观、消极的人生态度的融合,有豪迈的气慨与超旷的情趣的融合。表现了作者入世与出世思想之间的矛盾,既然没有机会为国为民作出一番事业,就只有在无可奈何的心情之下,且作达观。所以,他在赞赏江山人物之余,最后不免趋于消极,而且,由于在政治生活中曾经遭受过两次沉重的打击,就使得他和光同尘,挫锐解纷的思想更占上风。在老庄哲学的支配下,他所采取的反抗方式,往往只能是自我解嘲、逃避现实的。但总的说来,最后这一点消极情绪,却掩盖不了全词的豪迈精神。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云:“东坡之词旷,东坡之旷在神。”这是对苏词豪放风格作出相当精确的描绘和评价。

二、高雅、脱俗的艺术境界

苏轼的词格高,境界大,可以借用他文中的“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和“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临万倾之茫然”来形容它,其所寄托的内容与其所赖以寄托的艺术形象,已经密合无间,创作了高雅、脱俗的艺术境界。如《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定。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这是作者谪居黄州已近两年的时候写的,从苏轼这一时期的生活和创作来看,他的思想感情正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他有投闲置散之哀,又有遁世无闷之乐;有忧谗畏讥之心,也有愤世嫉俗之意。因此,当在深夜的月光之下,一只孤鸿突然闯入他的视线的时候,他就自觉不自觉地寄予了它以深挚的同情,并且赋予了它以自己的感情和性格。于是,在这首词里,孤鸿和幽人便形成可分而又不可分的关系,终于达到情和景的融会,人与物的和谐。可以既是眼前的景物,也可以是暗比作者自己,又可以泛喻不得其位的贤人君子。“拣尽寒枝不肯栖”,可以是咏物,也可以比人。惊起回头之恨,可以与受谤遭贬,忧谗畏饥之意相同,又可以与一般贤人君子的节操相类似。因此,它已经达到了“极虚极活,极沉极郁,若远若近,可喻不可喻”的程度,“赋情独深,逐境必寤,酝酿日久,冥发妄中,……抑可谓能出矣”的最高境界。

三、炉火纯青的语言艺术

苏轼扩大了词的内容,必然要求与之相应的艺术手段,首先是语言。苏轼的词,色彩新鲜,而笔触又明快,又飞扬,又沉着。刘辰翁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把词“诗化”的大胆尝试,是苏轼词语言方面的一大特色。苏轼的词还不止是一般地以诗的语言来写词的问题,而且在某些情况下,还是以有别于唐诗语言的宋诗语言来写词的。宋代诗人如欧阳修、王安石等已有意识地从唐代大诗人杜甫、韩愈等的语言宝库中吸取自己所需要的营养,从而形成了宋诗语言的特色。苏轼也是积极参与这一艺术活动的人,这样,在他从事词的革新的时候,就不可避免地,或者说很自然地将诗的语言,特别是宋诗的语言带进了词里,从而形成了炫烂多彩的风格。例如雄壮超脱的有《念奴娇》(“大江东去”)、清新明快的有《贺新郎》(“乳燕飞华屋”)、奔放流转的有《八声甘州》(“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沉挚深永的有《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等。有些词则浅俗易懂,明白如话,已高度散文化了。如“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万里家在岷娥。百年强半,来日苦无多!坐见黄州再闰,儿童尽梦语吴歌。山中友,鸡豚社酒,相劝老东坡。云何!当此去,人生底事,来圆如梭。待闲看秋,洛水清波。好在堂前细柳?应念我,莫剪柔柯。仍传语:江南父老,时与渔蓑。”这一切,都是由于适应词的内容的扩大而形成的语言特色,并从而直接构造了苏词的独特风格。它的语言和风格,是更接近于前人的诗而远于前人的词的。在《文说》中,苏轼将自己的文章描写为“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生,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苏轼以“水之能随物赋形”来比喻他运用语言的本领,是非常合适的。

总之,苏轼的词,以炉火纯青的语言,创造了高雅、脱俗的艺术境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豪放词风,奠定了他在中国诗歌史上的重要地位,《东坡乐府》也成为一笔宝贵的文学财富,留芳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