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理论与多远现代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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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最后的十余年间，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巨大的变化悄然呈现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日常生活等各个方面。新时期现代社会的基本轮廓已经显现出来，其中观念形态的变化以及看待社会事实方式的改变十分明显。

在中国主动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中，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新问题。

其一，中国原创性的思想资源中，虽然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在个人修行、国家治理中提出了一系列的伦理原则，但是却未能成功地提供适合社会发展最优化模式的探索方式和选择方式；因而也没有提供个人在社会公共领域中形成行为规范的制度文化传统，这一知识体系在近生的内部瓦解是不难理解的。“所以，就秩序失去了其知识根基，因此也失去了知识的内聚性。理解中国的重要知识点，乃是中国有史以来是如何保持不变的”。其二，西方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管理、分配和艺术等形式，是其历史阶段中由其制度文化选择的使然。然而，普遍性的渴望使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将其特殊性作为普适性和客观性的认知结构加以复制时，现代性的单一性与多元性就内在地呈现在新的文化地理版图之中了。而中国在遭遇全球化问题时，其政治身份、社会运行方式和价值诉求就成为了一种互为关联的结构。这一过程中，中国社会所呈现出的各种问题亦是其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特殊性的使然。中国在其现代化过程中也出现了某些西方社会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类似的社会状况和思想变化，现代化与现代性问题由此成为中国学界反复界定和思考的问题。

一般的理解是“‘现代化’过程就是指商品化、城市化、官僚机构化和理性化的过程，这些过程共同构成了‘现代世界’‘现代性’通过新的技术、新的运输方式和交往方式、产品的分配和消费形式、现代艺术和意识形态而散布到日常生活中去”。由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兴起，包含着一种将价值、利益和意义领域里的特殊性作为客观历史领域里的普遍性强加他人的过程。”因而在思想与人文学术领域，中国学界的研究亦出现了变化，并且这种变化与西学再一次以文化研究为重点展开。实际上中国自二十世纪伊始，其人文学术发展史就是某种与西学框架的关系史。

因此，现代性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总体框架中的现代性的区域问题研究。对任何一个民族国家为代表的文化区域而言，现代性就必然包含自身的传统与外部资源、西方现代性与自身现代性的挪用、借鉴、反思、选择的过程。“我们把现代性理解为一种反思过程的开始，一个对批判和自我批判某种程度进步的尝试，一种对知识的渴求。”现代性也绝无单一的现代性，而必然在不同文化区域的选择过程中呈现出多元现代性的探讨。因此，对于中国学界而言，现代性的研究有一个多重的经验的梳理以及对这种经验的多重解释。因而，在中国进入现代进程的努力中，现实存在的文化意义的基础也就存在着多重的资源选择和解释方式。

如前所述，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术界一直处在一个与西学框架中的张力关系之中，并以刺激—反应、寻求—消化、改写—实践等形式呈现出来。而正是这些方式成为了中国人文学术在承接传统的过程中，形成了探寻中国现代性的问题中的知识结构。“现代性研究本质上是现代社会及其发展前景内在问题的知识化过程，是人类对于自身存在的基本和永恒的若干问题在当下条件中的自觉，是人类对未来社会理性规划的努力的一部分。因此，中国的现代性研究，应当在它的历史向度中表达当代人的批评精神和理论创造。”中国学术范式中原有的重文字符号文本、轻社会文本的传统正在发生着变化，社会层面的现实问题得到学界空前的关注。从文化的角度思考原有学科和既定的认知框架，从而对相关的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已经成为国内学界共同关心的问题。在这种新的历史语境中，人们已经不能仅仅局限在原有的学科边界规定的范围内去挖掘那些“不经意”留下的纸质文本或由文字符号构成的文本新意、着力将叙述的历史视为客观的记录以寻求支撑点、在原有的知识谱系中去重复学界业已建立的议题。

20世纪中期源于英国并逐步弥漫到世界其他文化区域的文化研究，以及既有的文化批评所发生的演变，在观察视角、参照框架和解释性话语等层面上，可以说是中国在理论和方法论资源上可以从西方借鉴的双重资源。学术文化内在逻辑使得国内学界对此进行了相当多的译介，与此同时也以新的文化观念重新面对原有的学科，以及社会群体中的生存状态和大众的观念表现，由此开展了双向工作。即一方面对欧美文化理论和文化批评实践予以高度关注；另一方面，在一种新的视野下，借鉴新的理论资源和方法论，对中国新时期以来的社会文化发展现状和变迁进行不同角度的观察和分析。

中国学界在这两个层面上均取得了比较丰厚的成果。可以说这些研究已经覆盖了中国当今社会总体文化的各个主要侧面。从这些研究中可以看到，文化研究总是呈现出一个动态的发展方式，因而学人也就自然需要不断地了解观念形态的发生与相互之间的联系、需要不断地重新看待学科领域中的文献所形成的文化语法的成规以及条件、需要回顾社会历史中的事件、需要审视社会文本在技术、传媒和观念支撑下的持续转换。在一种历史的语境下，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成为了国内学界的焦点之一是学术转型期的逻辑反映，目前有关的译著、译文、论著、刊物和论文还在不断推出，形成了中国新时期以来学术生产的一大聚集地。上述所列的成果表明，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以来的西学译介，中国进入新时期以来，学界对西学的译介依然保持了持久的热情。如当前的对西方文化理论的引介，我们在学理层面借鉴了延续了西方批判性话语，采纳了包括意识形态分析、体制分析、话语分析及文化政策研究方式，如从政府行为、市场、现象的个案入手，扫描研究整体的趋势。新的资源使得中国人文学术的传统注入了活力。因为传统是每一代人对其理解和解释而不断生成的。它包含着学人对资源的学理考量，而其学理性包括对自身文化内部结构的清晰度，以及这一结构面对外部张力和扩延的可能对接点，对国际学界在相关领域的发展所保持的特有关注、确切把握和应对方式。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今天对西学的译介，其中有一些依然是盲目跟进式的译介，而缺乏系统、深入的相关性研究。人们对于某一新说的译介，如文化研究及文化批评理论，其中也有一些并没有深入到它的文本环境之中，并没有在整个文化链中看到该新说何以能够呈现、以及该新说所形成的理论点何以成立、又是何以承接的。所以译介相关的系统研究的欠缺，也就没有对一些已经译介并在国内使用多年的词汇在其发源地的持续扩展有足够的意识。与此同时，也没有看到这些新说与中国的社会文化现状可以发生何种实质性的相关链接。而国内学界出现的某种对西方新说点到为止、平面译介的跟风现象却一直是不争的事实。那种对西方理论话语和相关术语稍加译介就长期延用、自我言说的现象本身在今天已经成为了问题之一。实际上，中国学界每一时期对西方理论的译介和运用都留存了相当一部分汉语化的词汇。同样，我们也可以在上述列举的国内译介和研究成果中不难发现，西方学界在文化理论和实践中所采纳的许多词汇，已经持续、频繁地进入到国内学界实际的言说当中。这不能不引起中国学界的重视。国内学界有相当的论述都大量使用一些舶来的术语或概念，而对这些术语和概念的理解和使用却是在翻译定型的汉语基础上进行的，即一些学术产品是在借用或沿用转换西方词汇的基础上进行再生产的。因而对这种舶来词汇和概念本身的研究即成为研究的前提之一。

一般而言，任何一门现代学科都是一种发展过程中的学科，即处于动态的关系结构之中。每一学科的框架由普通词汇和特有词汇构成了其理论话语的陈述方式，并在实际使用中形成一批关键词。这些陈述方式的特有词汇在其理论框架中有着专门、具体的指涉和相关的参照功能。当人们用该学科所建立的认知图示和解说系统难以覆盖新的学科疆界时，就必须对原有的规定性边界进行重新的划分，重新看待原有解说系统的有效性，并建立新的解说系统以便进行针对性的分析。而随着理论的变化，构成理论言说方式的关键词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固有词汇新的内涵与新的词汇则会不断地交替产生、同时又不断地演化为普通词汇。这样一种主要用于解说和言说的词汇，其产生既可以源自原有词汇的组合和扩延，如英文词汇的前后缀等，也可以通过借鉴或翻译外来词汇的途径，使之融入或内化到自身文化的词汇之中。在当今世界不同文化区域频繁交往中，某一文化区域的词汇含义大致有两种发展方式。其一是在其自身文化发源地产生了词义扩延和词汇组合；其二，该词汇会随着文化交往和传播迁移到另一文化区域，随同物化和精神产品的观念形态一同旅行，在与新的文化区域中的翻译、接受、误读、理解以及创造性运用中发生联系，产生出该词义的外部扩延。于是，某一中心词汇在不断地扩延、迁移和回返中，与不同的文化层面的使用产生交互作用，形成新的概念范围和解说系统。因此，学术领域观念与解说方式的发生史与某些中心词汇的演变和互动密不可分。而文化理论关键词研究一直受到西方学界的重视，这方面成果是相当丰厚的，这一点也自然应当成为中国学界在进行文化研究时必须要引起高度重视的基础性研究。

所以我们今天必须首先避免原来的那种缺乏系统、相关性研究的平面译介。因为，中国现代性与西学中的关键词汉化过程基本上是同步的，其中的经验和教训是较多的。而从学理层面讲，一方面，词汇以及词汇所形成的特有概念，并非是一种中性的表述方式，或在不同文化区域中存在着某种词语理解的共同参照系或理解共同体，语词的能指和所指并不存在着简单的等值转换，而在许多层面上存在着不可通约性。而另一方面，每一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则具有相当的内存空间，其关键性、观念性和概念性的词汇史就是一个文化包容的历史。虽然词语及概念的形成、演变和旅行有着复杂的历史过程，有着具体的指涉功能，内涵并浓缩着既有的思想，但并不等于中国学术词汇必须固守在自己的表达系统中对外来词语作情绪化排斥。于是，正确的态度就是一种基础性的工作，即对于这些进入到国内学术话语中的有关词汇及其概念的基本定义、内涵、旅行、扩延和发展，进行认真研究，加以切实的理解和梳理，厘清其指涉对象、范围和背后的思想轨迹。

由于语言的非等值性或不可平面通约性特征，汉语所呈现的指涉及文化附加值与原文存在着错位的现象。如果在论说中必须依靠舶来的命名系统，而在具体使用中又预设有一种普遍的指涉共同体或可通约的命名系统，那么，言说的变形则是难以避免的。正如张旭东在指出中国探索现代性的问题中所特别指出的那样，“现在，中国任何一个现象都只能在别人的概念框架中获得解释，好像离开了别人的命名系统，我们就无法理解自己在干什么。我们生活的意义来自别人的定义，对于个人和集体来说，这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如果中国人获得‘现代性’的代价只知道‘现代性’而不知道中国，这会是很可悲很滑稽的事，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本末倒置。”虽然语言间的非等值性会长期存在，但是对关键性的术语和概念始终有一个正本清源的工作，即不清楚它是何物之前的后继言说，必然导致某种文化的后遗症。

文化理论与现代性研究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而一种多元现代性也在于具体的研究。

因此，本人建议有两个方面的工作需要继续做，在理论层面：需要继续推进译介和本土化实践工作。但在选题、翻译、评论和相关性研究方面需要有计划深入。因此可以召开国内学界与出版界的专题会议。第二，在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需要重视高校，特别是研究生层次的文化理论的教育，如组织教材编写、探讨课程设置、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论文选题、学术会议需要集中研讨的问题、以及开展及国际学界对话，建议成立中国文化研究学会等，以切实推进中国在新时期的文化理论建设，作出我们这一代人的学术思考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