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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武胜:我还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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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6月,《新西部》封面报道以《孙武胜打官司》为题,向读者讲述了一个小包工头变身讨薪专家的故事。

孙武胜仅是初中学历,为了维权,他努力自修法律,从而传奇般地为自己打赢了第一场官司。那场官司,更让他为自己赢回了自信,从此走上了为农民工兄弟讨要血汗钱的征程。

他曾设立了响当当的“孙武胜维权工作室”,并使之成为进城务工人员普法教育的“宣传基地”;他至今不是律师,但他一直四处奔走协助农民工们维权,近在本省,远及拉萨……

孙武胜,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让《新西部》转告读者:我,还在路上

记者采访孙武胜时,适逢他前往咸阳市渭城区人民法院,为河南籍小包工头出庭,讨要工程拖欠款。

本案开庭虽然已是第二次,但看得出原告方对孙武胜颇为信赖。他们围着孙武胜梳理案情,不时冒出一句常人难以听懂的法律术语。而孙武胜则谈笑风生,显得成竹在胸。他让农民工们稍安勿躁,一定要相信法律是公正的。

讨薪人

1995年,孙武胜从富平老家带着一帮农民工兄弟到西安来搞建筑。他们辛辛苦苦干了一年,建筑商却以种种借口克扣他们的工程款。当时适逢年节,拿不到钱的农民工兄弟均表示没脸回家。

几十万元的工程款收不回来,跟着他干了多年的农民工兄弟中,大多数人能够体谅他,但还是有个别几个情绪激动的兄弟“绑架”了他12岁的儿子。

为了赎回孩子,他硬着头皮贷款还薪,“谁让我是工头呢?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兄弟们的薪水算是还上了,但还款期一天天逼近。

又是一年春节,信贷员上门催促还贷,否则便要报警抓人。无奈之下,妻子劝他还是出去躲躲,免得连累一大家子人过不了春节。

孙武胜回忆说:“今天还清楚地记得,那天是大年三十,我身上只揣了家中仅有的30元钱,只身跑到西安来躲贷。春节,建筑工地空空如也,我一个人住在四面透风的工棚里煎熬着。”

孙武胜坦诚,那是他今生最为凄惨落魄的一段时光。

一天,濒临绝望的孙武胜,偶尔在电视节目中看到一名60多岁的山区老人自学法律,打了足足十年官司,最终为自己讨回了公道。

“那个节目感动并启发了我,60岁的山区老人都能通过自学法律维权,我好歹还读过初中啊。”孙武胜回首往事,仍显得底气满满。

自那以后,孙武胜白天在工地劳作,业余时间几乎都用在了自修法律上。

功夫不负有心人。利用法律武器,孙武胜果然为自己赢得了人生的第一场官司,并讨回了拖欠几年的工程款。

官司赢了,欠款失而复得,但孙武胜并没有就此止步,他说:“经过学习,一方面我喜欢上了研究法律,一方面我想帮农民工维权,因为我有过切肤之痛。根据我国的社会现状,拖欠农民工薪资的事从来就没有断过,也不可能绝迹,这项工作或许够一辈子的。”

从那之后的数年间,孙武胜开始为农民工充当人,帮助他们讨要血汗钱。

出手后的孙武胜战果累累,完胜了一场又一场官司,在社会上引发强烈的反响,甚至成为舆论和媒体关注的焦点人物。

在法庭上,孙武胜的法律专业知识时常让对方律师暗自佩服;在民间,“包公老孙”、“讨薪专家”则成为农民工们对他的称谓。

十余年里,他获得了诸多荣誉:“2003年中国建筑业十大新闻人物”、“2004年度陕西十大法治人物”、2005年中央电视台举办的“十大法制新闻人物提名奖”、2006年荣获中央电视台举办的“十大魅力人物中最具有正义感奖”等等。

从不敢怠慢

九年前,本刊记者采访孙武胜时,他背着一只大大的黑色帆布式文件包。这次再见孙武胜,文件包依然背着,精神状况和貌似冷峻的外貌也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只是头发花白了许多。

孙武胜告诉记者,他一直在路上,从不敢怠慢。他说,特别是每逢年末,找他讨薪的农民工都能把手机给打爆了,工作室里从早到晚就像个医院,好像永远都接待不完似的。

十余年来,孙武胜为农民工所打的官司已经有上千件,“胜多败少,为数不多的败诉案往往是由于证据不足。”日前他曾做过统计,经由他每年的讨薪案均在50件以上,95%以上以胜诉结案。但令他至今头痛不已的是,许多官司虽说打赢了,但钱却迟迟拿不到手。

提起赢了官司拿不到钱,孙武胜就有些矜持不住了,“在依法治国的今天,如何执行,这些在法律法规政策中都能找寻到相应的解决之道,为什么就是没办法呢?事实证明,咱们的法律还存在对欠薪责任人缺乏惩戒、缺乏管控等有力措施。这种赢了官司就是拿不到钱,或许也算是咱的一种特色罢。”

据孙武胜说,曾经的“孙武胜维权工作室”在2009年就结束了。“在那之前,工作室的一切开支是由香港某财团资助,所以我们替农民工打官司不收取任何费用,完全是义务维权。但2009年香港方面撤资后,维持日常运转的资金顿时捉襟见肘,不得已我们才开始收取少量的劳务费用赖以维持。”

但孙武胜坦言,他们从来没有按照政府制定的收费标准收过费,都是比标准低很多,基本属于议价收费。“一般根据案情难易收个一千到三千不等。我现在平均每月收入在五六千元左右,这比在建筑工地搬砖好多了,也体面得多(笑)。”

昔日的“孙武胜维权工作室”挂靠在西安市劳动局下设的“西安天宇劳动保障事务服务中心”。自打香港方面取消资助,孙武胜不得不自力更生,重新“挪窝”。办公地点从当初的南稍门,转移到长安南路西北政法大学附近。人员也从当初的9名,减少到后来的五六名,直至现在的3名。

2006年,本刊记者曾对孙武胜打趣说:听说你也拖欠员工的工资?你在替农民工讨薪的同时,自己也拖欠别人的工资。当时孙武胜回答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也很头痛。我们这里就有同志说,他们也要告我,让我当一回被告。

一语成谶。据孙武胜说,后来还真有一名员工把他告上了法庭,理由是工作期间他与员工未签署劳务合同。

那次孙武胜败诉,赔偿了对方一万元。

眼下,“孙武胜维权工作室”已改换门庭,挂靠于“陕西法苑法律咨询服务部”下辖的“农民工法律援助办公室”,并获取了从业资格证。

继续往前走

记者九年前采访孙武胜时问过他:人靠激情办事是不会长久的,你会打退堂鼓吗?他坚定地回答说:我想不会。

回忆十余年来的讨薪之路,孙武胜感慨万千。虽说他与曾经的小包工头身份早已判若两人,但所做的工作仍是一名讨薪者。

“来找我帮助的,大多是出苦力挣钱少的农民工兄弟,有些仅为拖欠千儿八百,甚至二三百元来找我。说好听的我是法律工作者,说不好听的我还是一个跑腿讨薪的,迂回堵截去和欠薪者磨嘴皮,讲法律,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记者找寻出当年的采访笔记,其中记着孙武胜十多年前编的一段“了了歌”,农民工的艰辛可见一斑:活完了,灶散了,吃得没米没面了,油盐酱醋用完了,煤气成了空罐了,电炉丝也用断了,没有办法做饭了,工头把嘴磨烂了,民工把腿跑断了,工钱没人结算了,出力流汗白干了,想起老婆犯难了,想起娃儿心酸了,马上就要过年了,没脸回去团聚了……

看得出,孙武胜是个精力充沛的人,一路走来丝毫看不出他有倦怠的神情。他告诉记者,自从他买了车,腿脚就更长了,帮农民工讨薪也跑得更欢实了。记者发现,他已经把他的车当成了房车,暖水瓶,饭盒,被子,一样都不少。他说,“常在外面跑,准备工作不可少。”

记者了解到,孙武胜已经在西安买房安定了下来,妻子也搬来了西安,帮他做内勤工作。孙武胜自豪地说:“她比我能行,上网查资料,几分钟的事儿;打字复印样样精通。”

日前,孙武胜将工作室再次搬迁到了北郊,目前正在装修布置。

就孙武胜而言,他对现在所从事的工作心怀感恩,对未来的发展信心满满。虽说他至今仍是一名人而非职业律师,但他的名声已经广为流传,来自全国各地的求助请求络绎不绝。

“这么多年来,我选择了走维权之路,根本在于骨子里存有与社会不良恶习作斗争的血性。加上农民工兄弟们对我的信任,给了我莫大的鼓励和支持,我会努力将维权工作室办下去,此生不会再做第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