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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植物进入文化领域在夏代便出现端倪,之后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人们的精神需求越来越丰富,各种自然界的事物成为不同情感的载体,植物是其中的一大项。夏商周时期的人们以各种方式用植物寄托自己的多样情感。战国时屈原的《橘颂》是夏商周时期植物文化的高峰,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夏商周时期;植物;文化
植物与文化,自夏商周以来,不断发展,不断演变,古老的植物一次又一次承载积淀着一份又一份或深沉或轻快的情感与文化,走过历史的过去、现在和远方。时至今日,它对社会和生活的影响依旧长远而深刻。
文化有两方面的涵义,一是泛指一般知识,包括语文知识和科学知识;二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财富。这其中又分广义和狭义。狭义专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1。本文中的文化主要是第二种情况中的狭义文化。
一、夏商周时期文化范畴的植物
夏商周时期关于植物的资料主要分考古资料与传世文献两大部分。考古资料分实物遗存与文字与图案纹饰两大类。考古发掘曾发现大量夏商周时期植物遗存,如驻马店杨庄遗址发现二里头时期水稻植硅体和碳化稻粒『1,山西夏县东夏冯遗址发现有碳化粟粒[2]。但从狭义的文化概念来看,这些食物遗存不包含在文化的范畴内。而与文化有关的夏商周时期植物主要存在于各种器物的纹饰,图案和文学作品中。
1981年在二里头遗址采的二里头二期陶尊腹部上面有一穗水稻的图案。1990年,在二里头遗址出土一件二里头文化三期的陶尊,其腹部刻划有一个类似麦穗的图案[3]。
1923年河南新郑李家楼郑公大墓出土莲鹤方壶一对,方壶冠盖上饰有两层楼空莲瓣,这样以植物形象为主要装饰的器物在夏商周时期较为罕见【4】。
夏商周时期的青铜纹饰以动物题材为主,植物题材很罕见。如殷墟青铜器上的纹饰类似植物的有蕉叶纹、等,蕉叶纹为三角形,常饰于青铜器的颈腹部,且上面常饰蝉纹,似蝉伏于树叶上。
春秋时期开始出现刻纹铜器,即器壁上刻有图像的青铜器。这些刻纹铜器上的画像“用写实的手法在器壁上刻出人物、禽兽、台榭楼阁、苑囿、树木、车马等等,生动活泼地把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生活再现于器壁上。”【5】这其中就有许多植物图像。如河南辉县出土的刻纹铜器残片上有树的的图案【6】,洛阳征集的一件战国时期铜F上有两名手持树枝的人物图像,二人旁边各有一棵树【7】。此外,东周时期有许多铜器上有采桑场景的图像,如成都百花潭出土的铜壶、故宫藏宴乐纹壶、现存于美国的高柄铜钫和错纹舟皆有这样的图像【8】,除了青铜器,陶器上也有采桑的图像,如山西侯马出土的一块陶范上【9】。
夏商周时期的青铜纹饰以动物题材为主,植物题材很罕见。如殷墟青铜器上的纹饰类似植物的有蕉叶纹、等,蕉叶纹为三角形,常饰于青铜器的颈腹部,且上面常饰蝉纹,似蝉伏于树叶上。
夏商周时期的文学作品多为传世文献,这其中能体现植物文化的以《诗经》、《楚辞》为最。《诗经》中涉及植物众多,仅《七月》一首就有桑、蘩、萑、苇、郁、、葵、菽、枣、稻、瓜、壶、苴、荼、樗、黍、稷、重、c、禾、麻、麦、茅、韭等24种植物。《楚辞》中涉及的植物达50余种【10】。
二、夏商周时期植物的文化解读
由于资料的缺乏,二里头文化二、三期陶器上的水稻与麦穗很难确定其确切的文化内涵。但这一时期陶器上的装饰多以各种纹饰为主,具体植物的图像较为罕见。所以这两幅图像因该是包含有较为吉祥的含义的。
夏商周时期器物上的纹饰,尤其是青铜器上的纹饰以动物题材为主,兽面、凤鸟和龙形纹饰又是青铜动物纹饰中的主流。这些动物纹饰显示显示了这一时期人们对天命的敬畏与尊崇。而这一时期的疑似植物纹饰大多数情况下是其衬托作用的,如蕉叶纹与蝉纹的结合,其主题是蝉纹所表达出来的。
春秋时期,世俗生活开始在青铜器上体现出来。刻纹铜器的出现就是一个证明。刻纹铜器上的图像以写实的手法再现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生活原貌,题材以人物、楼阁、苑囿、树木、禽兽等为主,展示当时的礼乐、舆服、建筑以及民间生活等内容。这其中大部分的植物图案是服务于主题氛围的营造,而处于陪衬地位。但以采桑为主题的图画中,桑树的形象应该是处于主要地位的。如现存美国的错纹舟上下层图案,桑树林充满整个画面,林中散落十多个人物图像,有学者考证这个画面可能描述的是鲁大夫秋胡戏妻和晋大夫解居父于路途调戏采桑女之类的故事【11】。现存于美国旧金山亚洲美术馆的一件错纹铜钫下层有一对儿男女跪坐在桑树两侧,在这个图像中,桑树成了青年男女情爱的象征。
刻纹铜器目前出土的不多,但图像上的内容在传世文献中记述颇多。如《诗经・七月》一诗中就有“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的诗句。夏商周时期,农业经济虽然获得了大的发展,但植物采集在社会生活中的分量也很重。夏商周三代的传世文献中有不少这样的记述,有的文学作品就以这些作为大的背景,如上述鲁大夫秋胡戏妻等。这其中的桑林有了另外的含义――青年男女的婚恋场所,《诗经・{风・桑中》的“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就是记述桑林婚恋最典型的诗句。
“赋、比、兴”是《诗经》中三种主要的表现手法,最早见于《周礼・春官》:“曰赋,曰比,曰兴。“这三种表现手法中运用了大量的植物,前文所说,《诗经・七月》中涉及的二十多种植物,这些植物是以“赋”的形式表达出来的;如果说“赋“中的植物只是直叙铺陈,“兴”手法中的植物就进了一步,不仅仅是对植物的简单记录与描述,而是托物起兴,通常是先说一种植物,再由此引出自己所要表达的情感、事物,植物与作者所要表达的情感之间已经有了隐隐约约的联系,如《诗经・郑风・东门之》:“东门之,茹在阪。其室则迩,其人甚远。”其中的“茹”即“茜草”『12,古时用来染色。这首诗里先描述“茹”,然后引出自己的情感,使整首诗鲜活而不死版。类似的例子还有许多,如《诗经・淇奥》中的“瞻彼淇奥,绿竹青青。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诗经・桃夭》中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在这些诗句中如果将关于植物的描述去掉,全诗则显的过硬,韵味不足,对于植物的描述是这些诗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比的手法则使植物在文化中权重的进一步增加,如《诗经・有女同车》中的“有女同车,颜如舜华”直接用木槿花来形容女子的容颜(舜华即木槿花,舜通,是木槿花的古称『13。),《诗经・硕人》中的“手如柔荑”用白茅草的嫩芽比喻女子之手的柔嫩(荑,今名白茅、茅草『14),这些诗句取植物中的某个特点来进行比喻,在这些诗句中,植物与人已经直接联系在了一起。
《楚辞》中的植物与人的关系比《诗经》中更近了一步,比如《离骚》中的“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用荷花与芙蓉来隐喻自己高洁的品德。《橘颂》中的“受命不迁,生南国兮。 深固难徙,更壹志兮”表达作者屈原的志向坚定,“深固难徙,廓其无求兮。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表达了自己不随波逐流、追求真理与独立自由的人生抱负。屈原的《橘颂》是中国最早的咏物诗,全诗通过对橘树坚贞不移品格的描述,表达了作者拳拳爱国之心。在这首诗里,橘成了屈原所追求的人格化身。
植物文化是夏商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载体数量众多,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在夏商周时期,植物在社会中的地位由农作物发展到祭祀用品,进而进入文学艺术领域。在文学艺术领域里从普通的被描述对象发展到了精神、人格等方面的化身,确立了自己在文化领域的不可动摇的地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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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贾文迪.《诗经》花卉意象解读[D].吉林:长春,2015
作者简介:
董雨涵(1999-),女,籍贯河南郑州,郑州市第四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