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与农业技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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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改革开放以前的农业技术推广

林毅夫的博弈论解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如果将该问题放在一个1949年以来制度变迁的视角下来考察，可以发现，的本质是靠牺牲农民利益为工业化提供资源来加快实现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的一种制度变革。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后集体化时期。1978年实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然而，1985年以来进行的以农村流通领域体制改革为中心的第2步改革却举步维艰，集体化时期实行的农产品统派购制度业已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农村长期陷入为城市提供廉价资源、产品和劳动力的储备库。由“公余粮”演变而来的农业税费从农村汲取了大量资源，这不仅制约了农业技术的发展，也直接造成了“三农”问题的严重化。因此，对于集体化时期的农业发展问题的分析，需放到一个更为长时期的宏观制度分析框架之内。

集体化时期的农业技术推广是在以生产队为基本生产单位的中进行的。农业技术推广是一项重要的制度安排，公社有一整套运作正常的农业技术推广组织，专门发挥农业技术引进和技术指导的职能。因此，从历史角度看，公社时期的技术引进无论是其规模、速度和效益都是空前的。然而，农民劳动和农业技术的组织方式改变，并不能使传统的技术体系挖掘出更多潜力来提高土地的生产效率，甚至会进一步损害农村的积极性。此外，即使现代农业技术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是有利可图的，如果无视文化价值和社会习俗的差异，为使用这种技术而进行的一系列制度改革就不可能达到预期目标，而只会造成乡村社会的混乱。

2改革开放以后的农业技术推广

1978年后，随着制度的解体，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农业技术发展的基本面貌和运行模式。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在给农业技术推广带来巨大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与舒尔茨强调的在市场引导下为小农引进现代生产要素不同的是，中国政府在农业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上发挥了绝对主导的作用。林毅夫认为，由于集体制向家庭责任制的转变，制度改革带来了原先传播与推广体系的某种程度的破坏，政府对农业基础设施和农业创新、推广的投资大规模减少，对农业技术推广带来了负面影响。由于经济力量分散、薄弱，农民不可能具备增加科技投入的内在动力，土地规模过小，小块土地的分散耕种，也不利于一些大型综合性的农业技术的应用;以分散经营的土地承包方式形成以农户为基本生产单位的生产形式，可能成为妨碍技术变迁的因素。分散的农户经济也没有足够的物力、财力承担对传统农业进行现代物质技术装备的任务，农户采用农业科技从事农业生产经营会面临更大的风险，承受更高的机会成本。不少农民在权衡各种机会的收益和风险的基础上，放弃采用农业科技成果和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的机会。

在农业技术推广困难的具体案例研究上，林毅夫通过对湖南省5县500个样本农户收集的数据显示，农户的教育水平对农户采用杂交种子的概率和采用密度上具有正的和统计上的显著效用，因此，增加国家对农村教育的投资能促进农业技术变迁。贺雪峰在研究抛秧技术推广困难的原因时，则认为在于缺少强有力的推广体系，因此他认为要强化各级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罗兴佐也认为，国家介入是实现乡村水利有效供给的重要前提，在缺乏国家介入和农民合作的前提下，市场化取向的水利制度改革日益陷入困境之中。

贺雪峰、罗兴佐等人虽然指出了政府公共职能的缺失对于农业技术发展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但这种观点并不能很好地把握农业技术背后的国家权力逻辑，因此也很难找到农业技术推广中政府利益与乡村社会需求的结合点。体制政策与农业技术应用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如果不将制度变迁与农村社会实践联系起来，关于当前农业技术发展的问题分析会显得过于简单。当农业技术被转化为国家能力或经济投入问题时，以外部资金技术投入为基础的体制政策调整并不能有效把握好现代农业技术供给和乡村社会技术需求的结合，反而导致农业技术推广所产生的负面政策后果不断凸显。

3小结

综上所述，从1949以来现代中国农业技术的发展历程来看，体制政策变迁的影响是明显的。虽然包括体制在内的许多试图改善农村技术应用状况的体制政策最终都归结于失败，但这并不能简单归因于农业技术推广的组织问题，应该反思的是农业技术运行所依赖的制度体系及农业技术背后的国家权力逻辑。如果说传统农业的实际逻辑是对多变环境的富有创造性地、实践中的反应，那么，科学农业的逻辑则相反，它是改变环境使之尽可能地适应集权和标准化的公式。现代农业技术推广背后是国家权力的拓展和地方性知识的被动变迁，它在改变乡村权力结构与社会生态环境的同时，也改变着农牧民原有的生计模式。因此，在分析当前农业技术的发展困境时，要将国家的权力逻辑和体制政策因素纳入到分析的范畴。除非清楚地解释农业技术推广背后的国家权力逻辑，并把握好政府利益与乡村技术需求的结合点，否则，将难以找到当前农业技术发展困境的真正原因所在。

作者：刘敏单位：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