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 声音?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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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现象开始在中国乃至国际社会上得到重视,它对世界的改变力量已不容忽视。

面对国外有着几十年历史的世界顶级论坛,中国的顶级论坛在哪里?它们的影响力已达到什么程度?它们本身的成长与国家的发展有什么关系?它们面临挑战还是合作?如何在众多的高端论坛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它们的下一步怎么走?怎么与海内外形成互动形成自己的竞争力?

论坛的凝聚力与生命力

记得是在1998年6月,当时的中国经济正处于通货紧缩状态,我感到,需要在经济学者之间对经济形势进行严肃讨论和深入交流,希望有一个相对固定的讨论平台,在相同的研究层面上交流学术思想,我和樊纲在木樨地一家小快餐店讨论了这个想法,我们之间有强烈的共鸣,决定发起50人论坛的组织工作。论坛的宗旨是,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和经济发展改革的重大问题献策献力。论坛的定位是,集中国内重大经济政策方面的研究,而不是单纯学术性的讨论,希望邀请国内经济学界各主要领域有代表性的学者参加,进行不定期的交流。我们的想法得到了吴敬琏老师和易纲老师的认同,大家共同倡议,组织一个非正式论坛。把这个论坛称为“50人论坛”是樊纲的主意,认为这个名称比较符合国际惯例,也可以体现论坛的包容性。当然,实际参加人数并不受50个人的限制。不久,论坛就成立了。

经过多年的努力,50人论坛已经成为中国部分经济学家们讨论经济和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的一个重要场合,它不仅在国内引起广泛关注,而且产生了一定的国际影响。政府有关部门在制定经济政策时,经常倾听论坛的意见,或者委托论坛展开讨论。不少领导也以不同方式,认真听取50人论坛对国内重大经济问题的看法。

从50人论坛的学者名单中不难发现,这是一批才华横溢的学者,是一批在社会上享有相当知名度、被新闻媒体追逐的学者,也是一批极有个性和创见的学者。读者可能要问,什么样的力量能使这些人聚集在一起,并且持续发展?中国各种各样的论坛很多,相当多的论坛具有自发性,但经过很短的繁荣期之后,往往就消失了。为什么50人论坛具有持久的生命力?我的体会,支撑它的是三个基本因素。一个是超前性研究的学术需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支撑论坛存在的基本因素是经济学的需求导向原理。每个成员都需要进行学术交流,都需要进行讨论和辩论,这种讨论和辩论又必须是在同一层面的,论坛恰恰可以满足这种学术需要。第二个是讲真话的学术作风。在讨论问题时,必须实事求是和讲真话,论坛坚持不打棍子、不扣帽子和内外有别的要求,力求发扬求真务实的作风。第三个是相互尊重的文化氛围。论坛的成员有的是职业学者,有的是学者型的政府官员,在论坛内部大家一律平等,发言的时间和顺序与本人的职务没有关系。不能参加某次讨论的学者要请假,没有特殊性和特权。这种空气反映了对中国优秀文化的继承。正是这样的组织文化下,大家可以自由讨论问题。

论坛发展必须随势而变才有竞争力与影响力

在论坛成立的六年中,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围绕中国发展的现实矛盾和前沿问题,论坛展开了多次讨论。根据档案记录,各种类型的内部专题研讨会召开了25次,公开的讨论80多次,每年都要召开一次主题鲜明、规模较大的论坛年会。在众多的讨论中,使大家兴奋的题目实际有六个领域。我很难用较短的篇幅把这些领域的问题全部讲清楚。实际上,即便有充足的篇幅,我也难以讲清楚。在这里,只能简要介绍使论坛成员们兴奋的一些重要问题。

中国宏观经济的周期变化。六年多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一个从通缩到通胀的经济周期。经济周期的客观性不容置疑,繁荣和衰退相互交替,这是大国经济增长的普遍现象。使论坛成员更为关注的问题是:周期阶段发生变化是哪些主要力量推动的,哪些因素具有明显的放大效应,如何区分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对经济周期的不同影响,周期的下一个拐点可能什么时候出现,怎样预测新周期阶段的特征,需要警觉哪些主要风险。

中国经济结构的演化和路径选择。中国经济结构的演化是人均收入提高的函数,这是各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为什么中国的人口、土地、水和社会制度约束,决定着中国不可能完全走与发达国家相同的路径。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上,中国怎样以更开放的方式形成关键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在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上,中国怎样避免简单追随刘易斯模式,更重视人力资本积累和形成内生性增长动力。在消除区域增长的差别上,怎样在非均衡增长和均衡增长之间,找到比较好的平衡点。

未来中国经济的国际角色。在不知不觉之间,中国走到了世界经济的前台。巨大的国内市场、超大规模国家的竞争优势和快速的经济增长,引起了全球的瞩目。作为大国开放经济,中国的汇率和利率变化,也引起从未有过的国际关注。未来怎样界定中国经济扮演的国际角色,怎样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和解决重要资源的供给问题,国内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的调整怎样适应已经进入全球分工领域的生产力发展要求。

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六年来,经济学家的注意力逐步从高速增长转向兼顾收入分配。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怎样壮大中等收入者的规模,怎样解决贫困人口的生活困难,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已经起步并且不断深入。正在和继续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处于人均1000多美元阶段的发展中大国,解决社会问题的基调和社会管理机制如何界定,用什么样的矛盾缓冲机制克服凸显的社会矛盾,最终使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纳入和谐社会的轨道。

已经讨论和正在讨论的这些问题,鲜明地勾画出近年来中国经济和社会结构变化的基本脉络。如果抓住这几个基本线索,理解其相互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就可以站在较高的起点上。当然,围绕这些问题的实践和学术研究还在继续,经济学家的视角和观点也有相当局限性,但无论如何,这些线索和讨论将为读者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作者为国家信息中心常务副主任,文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