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调”与“凶猛”之间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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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杂文圈子里，常能听到对愚文有“凶猛”之类的评说，比如一次全国杂文界开研讨会，主持人介绍与会者写作特点和风格时，就进行了这样的点评，同时在一些对杂文人进行评论的文章里，也有这种观点。

对这样的评说，开始觉得新奇，因为我对自己写过的东西从未觉得有多么“凶猛”，只不过是想到就说、说完就罢而已，不曾想过要下狠心时不时地写个什么“凶猛”的东西出来，去猛刺谁一下，或惊世骇俗一下。而这种所谓的特点若是放在一个纯粹的杂文身上，也许不难理解，但在我，又有点不同。在有些人看来，你是名军人，在一家所谓“高调”的媒体工作，属“正统人士”。这样在“凶猛”文章与所处位置之间显然出现了信息不对称。

对这一疑惑，我的观点一是前面说的，从来无意于要写什么“凶猛”文章，也没觉得曾经写过什么“凶猛”文章。二是即使有人觉得某些东西有点“凶猛”，那只能说明我这个人有时更愿意把问题想得深一点，角度弄得奇一点，更愿意讲一点真话。在所谓“凶猛”与不“凶猛”之间，其实就是讲真话的程度不同和讲真话的方式不同，有人想讲就讲出去了，有人会讲也讲出去了。特别是在说真话的空间受到挤压的境遇下，会讲似乎更显得重要。前几年写的关于苏联话题，大体属于此类，我所看到的有关记录苏联的文字，许多东西总是那么似曾相识，总是离我们那么近，总感觉到有人还在继续……谁人撞上这样的素材不想捡起来说个三言两语?而至于这些东西看上去怎么厉害，怎么产生了“凶猛”的效果，那纯属读者和评论者的事了，和本人没有关系。

对“凶猛”一说，我甚至觉得是一种错位的理解，就是我们并没有把屁股坐在真理一边，而是坐在其对立面来想问题。如果说我们认为某篇东西是“凶猛”的，那大体上是坚持了真理的，可我们从来不说真理“凶猛”。如果真的连讲几句真话也要冠之以“凶猛”，抱之以敬畏，那无疑是在说我们的权力者还不能以构建和谐社会的包容态度来对待讲真话。

暂且承认这种“凶猛”是存在的，就不妨再说一下在“高调”与“凶猛”之间如何生存的问题。其实，当今中国，在这种境遇中生存的人显然不在少数，用他们自嘲的话说，就是此时一面孔，彼时一面孔。但我并没有把这个问题看得如此绝对对立，在某种程度上说两者之间有着很大的趋同性，即所做的一切其实都为了这个国家和民族――无论你“高调”也好，“凶猛”也罢，没有几个人是成心要反对或企图毁掉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所以，在所谓“高调”与“凶猛”之间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冲突，更不是你死我活的对决。主要是存在表现方式不同，论及问题的视野和角度不同(即使是所谓的“体制内”和“体制外”思维也不例外)。在实现目标与表现方式之间相比较，毕竟目标是具有根本性的。这样有了目标上的一致性，所谓“生存”自然在理论上也不应该出现困难。

同时，人们对一些在所谓“正统”机构效力的人往往有一些误解，认为他们做出什么样的事就说明他们是群什么样的人。实际上并不完全一致，他们多数所做的事仅仅属于工作行为而已，而并不代表其真实思想。他们在许多问题面前与多数人一样，大都有着共同的认知。所以在一个单位里，无论同仁写什么样的杂文，只要是讲了真话、说得精彩，哪怕有些“凶猛”，虽然他们未必倡导，但也绝不视为妖魔，相反，有时也会为之喝彩，表示赞赏和敬佩。如此，也就给了那些在“高调”环境下写着所谓“凶猛”文章的人以很大的生存空间。相反，在其周围制造和形成“生存威胁”的恰恰是“自己人”，也就是杂文界的同胞，他们因为不愿意看到你秀出班行，而充当着卑鄙的“告密者”。

在这个问题上，我欣赏邵燕祥先生的理解，他曾开玩笑称这群人为“职业风派”。这可谓为彻悟者之妙言，因为一切都不能不讲策略。我军一向以英勇善战而著称于世，但上了战场的口号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把保存自己放在消灭敌人之前。倘若逞一时之勇，自己都不复存在了，战斗如何继续?鲁迅先生对此表现了相同的看法，他一向强调与那些强势力进行抗争时，大可不必直挺在那里白白地“送死”。

也许我们还不是一个完全可以用白纸黑字自由言说的社会，但相对而言又有了一部分的自由和宽容。应该欣慰，所谓“凶猛”者能够在“高调”的境遇下生存，这已算是一种进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