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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毕业赠言(1930―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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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诸君离学校而去了。在社会上立身的困难,恐怕比在学校里求学还要加甚。若非立志奋斗,则以前所受的教育,反足以增加人生的苦恼,或转为堕落的工具。这是诸君所当特别注意的。事业的成功,须经过长时间的辛苦艰难――成功的代价,走过了许多荆棘的路,方才能寻获康庄大道。立志是砍荆棘斧斤,奋斗是劳力。万不可希望以最少的劳力,获最大的成功。

――蒋梦麟(1930年代任北大校长)

(二)

一个大学里,哲学系应该是最不时髦的一系,人数应该最少。但北大的哲学系向来有不少的学生,这是我常常诧异的事。我常常想,这许多学生,毕业之后,应该做些什么事?能够做些什么事?现在你们都快毕业了。你们自然也在想:“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我们能够做些什么?”

依我的愚见,一个哲学系的目的应该不是叫你们死读哲学书,也不是教你们接受某派某人的哲学。禅宗有个和尚曾说:“达摩东来,只是要寻求一个不受人惑的人。”我想借用这句话来说:“哲学教授的目的也只是要造就几个不受人惑的人。”

你们应该做些什么?你们应该努力做个不受人惑的人。

你们能做个不受人惑的人吗?这个全凭自己的努力。如果你们不敢十分自信,我这里有一件小小的法宝,送给你们带去做一件防身的的工具。这件法宝只有四个字:“拿证据来!”这里还有一只小小的锦囊,装作这件小小法宝的用法:“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实之后,方才可以算作定论。”

必须自己能够不受人惑,方才可以希望指引别人不受人诱。朋友们大家珍重!

――胡适(1930年代任北大人文学院院长)

(三)

这些天,法学院楼道里总是很热闹。毕业和即将毕业的同学兴高采烈,穿着毕业服,来往穿梭,合影留念。弄得我的心也是意乱神迷,有点惶惶不可终日。等坐到计算机旁写这些文字时,不禁暗自嘲笑:究竟是你毕业呢?还是人家毕业?

这种日子再持续下去,我可能就什么事也没法做了。因此,有许多事情都是不能多,也不能长的。前几天,博士生、硕士生毕业,我讲了话;今天,又要讲话。我现在才知道,如果没有秘书,当领导也是不容易的――如果要讲他自己的话,而且要在一些类似的场合讲一些类似的话。本来我想把自己原来的那份稿子,再念一遍,反正讲话对象是不一样的。但一想,这可不能像有些老师上课的讲稿――不管哪年、不管对谁,都一样照着念。看来法律的美德――简单和统一――和生活的美德――复杂和细腻――还真不一样。

这是说笑话。其实我倒是觉得研究生和本科生毕业典礼应当分开。说实话,对本科生格外优待一点,是有道理的。因为你们进来的时候,不管你们是否愿意承认,确实都是孩子。

从十八岁到二十二岁,你们把最美丽、灿烂的四年时光留在了北大。我们有更大的责任让你们快快活活进北大,让你们高高兴兴出北大。

而且,我还有其他的更为长远的想法。我在国外了解到,一个学校的校友募捐,最主要来自本科毕业生,因为似乎只有本科才真正给人以身份和归属感。因此,我现在给你们多一点优待,四十年后,我们的北大法学院就会有更多的回报。(看,朱苏力是多么的狡猾!他甚至算计着你们四十年后的钱呢!当然,早一点也行。)

而且,就你们这一届本科毕业生来说,我们也是很有缘分的。将近四年前,我每周都有一天要早起,匆匆赶到昌平园给你们上课。虽然许多人和名字对不上号,更多的甚至连名字也不知道,但我还记得:期末考试时,我看到一份字迹很娟秀,论证很细致,说理挺充分的考卷。我给了他全班的最高分,并记住了他的名字――章永乐。听说章永乐马上要去加州洛杉矶分校学习去了。上次看到他,穿着一件因为印上了几个字、因此就称作文化衫的老头衫;衣服太大,空荡荡的,让人觉得那里面不是章永乐,而是一块搓衣板。

我还记得法理课的课代表,印象中是贵州来的一位有点胖乎乎的漂亮小姑娘,工作、学习都很认真负责,字也写得也很漂亮,很大气,与章永乐的字似乎相反。记得她期中考试好像是得了85分,成绩很高,但不是最高,心里似乎有点难受。我就装作不知道,也就混过去了。后来偶尔在楼道中碰到过一两次,记得脸型,记得姓刘,名字是方什么,或什么方,因此一下子我就侵犯了两个人的名誉权,擅自把她改名为刘方誉;好在她不是齐玉伶,刘方誉也不知道,因此到现在为止还没有麻烦最高人民法院,因此迟滞了中国宪法的司法化。直到上次照毕业照的时候,又见到她,总算叫对了她的名字。而且发现她不再是胖乎乎的,而是挺修长挺拔的,楚楚动人。对了,她的名字叫刘诗芳。

哦。还有张锐,也是一块搓衣板――只是更长一点,头上顶着一个与我们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同名的头型。课间休息,他和一些同学,总是围着我提问,似乎怕我想不开,会自杀;而我也就有了更多的机会展示了自己的羽毛。再见时,是在院务办公室。记得让他替我起草一份发往香港的唁电。他写了一篇很好的香港、台湾流行的那种公文唁电,半文半白,实在令我刮目相看。想来,几年来一定读了不少王泽鉴、史尚宽。只是,不再向我提问了。

是的,你们都不再提问了。不再提问,不是因为我的课早已结束了。不再提问,是因为你们已经忙起来了,已经熟悉了北大老师的套路了,已经能从容应付各种考试了。不再提问,是因为你们也许是忙着考toefl、GRE、准备律考;忙着玩计算机和计算机游戏;忙着从网上下载《大话西游》或《我的野蛮女友》或《蓝色生死恋》。

但我想,你们不再提问了,因为你们接触了更多的课程,遇到了更好的老师,有了更宽阔的视野了;因为你们不再迷信老师了,因为你们已经懂得了,其实许多问题并没有唯一正确的答案,因为你们有了你们的判断、你们的兴趣和趣味了;以及,因为,最重要的,你们懂得了如何自己学习了,懂得了如何寻找你们自己学习的、生活的、工作的以及人生的答案――事实上,你们这一届毕业生中继续在北大学习的,无论是保研,还是考研,就没有一个报法理专业的。让我作为教法理的老师感到疑惑,不知道这是我的失败,还是成功。也许正因为你们成功了,才让我感到自己的失败;但是,如果真的如此,我以及我们的法学院又能算失败吗?!

是的,你们不再提问了。但这也就到了你们毕业走人的时候了。

如今社会上流行“爱心”这个词。把动词名词化,是二十世纪中国语言的一个重大变化。

这种语言的变化也许意味着社会现象包括主观感受的客观化过程,也许意味着社会科学的发展,因为社会科学需要稳定客观的研究对象。但是这种语言的变化也带来了很多副作用。我想你们在对你们的女朋友或男朋友信誓旦旦时,说的不会是“我的心充满了对你的爱心”之类的混帐话,这样的句子不仅别扭、拗口,甚至荒谬,很周星驰。这种主观客观化、动词名词化使语言失去了那种朴素、直率以及震撼心灵的美。

我不喜欢这种“爱心”的说法。传统有时还是好的,我坚持传统的主观的动词表达式。

在你们临别之际,我只是说:我爱你们。是的,我爱你们,没有修饰和限定。

“但如果一定要给这份承诺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一万年”。

――朱苏力(现为北大法学院院长)

(四)

过去几年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朗润园的朝夕相处,让中心的老师、工作人员和今天毕业的同学们有了像父子、兄弟、姐妹般的感情。在即将离别的今天,我想再度代表中心的全体老师,叮咛各位同学几句话。

首先,各位一定要秉持着“路越走越宽”的原则来做人做事。离开学校以后,有许多同学就要到社会上就业了,另外一些同学继续深造几年以后也会要去就业。在各位毕业以后找到的工作中,有些会是各位喜欢的,也有些会是不尽如人意的。如果工作不理想,换工作是正常的。但是,即使对于自己非常不适应、不想要的工作,各位也一定要尽全力把它做到最好、最出色才离开,这样各位未来的路一定会越走越宽。

其次,各位一定要立定一个可以终生追求的目标。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提供给各位北大的毕业生是无数的机会。在人的一生中,工作的位子、性质可以因时因地不同,但是,追求的人生目标则应该始终如一。处顺境时,不要忘记了自己人生的终极目标。处逆境时,更要把逆境作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考验,不要因为困难而放弃对自己的人生终极目标的追求。这样在这个充满机会、也是充满陷阱的时代里,一个人在忙忙碌碌中,才不会迷失方向,到各位年老时,也才会觉得不枉此生。

第三,各位一定要有大气度、大格局。作为北大的毕业生既是一个荣幸,也是一个责任。北大的毕业生是这个时代的天之骄子,对这个国家和社会的兴衰,负有无可旁贷的责任。“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不能斤斤计较于个人一时的利害得失。

作为北大的毕业生要有当今天下舍我其谁的自信,要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胸襟,也要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道德勇气。只有这样,才能负起国家、社会和时代给予北大毕业生的责任。

最后,人生没有不散的筵席,各位离别在即,别忘了在北京大学这个你们度过几年青春美好时光的朗润园,有许多昔日的老师,在你们有成就时,会为你们高兴,在你们有困难时,也会非常愿意和你们一起共渡难关。

――林毅夫(现为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资料提供者:金楠,大学生,现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