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杂志本身拥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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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你们的杂志做得非常的好，也充满一种新理想!太好了!终于看到有人在做‘新’的理念的杂志!也算弥补了今年对中国VOGUE雷声大雨点小的失望，至少有人像你们和我们在做中国媒体人应该有的梦想和责任，而不是去扮演帮忙西方媒体人征服世界地理版图梦想角色。加油!”收到《东西》杂志的李冠毅发给我这样一条短信息时，刚刚完成了新的杂志创刊工作的我，首先联想起的便是今年诞辰125周年的革命先驱陈天华和他的《警世钟》――从文化意义上，我们面临的危机和需要的警醒同100年前的文化入侵并无太多的区别，套用其辞是：“洋杂志来了!洋杂志来了!不好了!不好了!大家都不好了!”亦正如钱穆当年所述：“今欧洲文化东渐，一方正值中国衰世，力不足以负之而趋。”

在这个传媒文化影响深远的媒介年代，媒体应该是第一个敲响的警世钟，媒体首先觉醒，意识到自我的不足与丑陋(见本人专栏《丑陋的中国杂志》)，是其第一阶段；随后，个体对美学的觉醒，个体懂得欣赏与发现美，是其第二阶段；随着个体的成熟，推动整体层面的文化觉醒是其第三阶段；进而，由强势的文化带来国家与民族的自信觉醒。

中国新文艺复兴的道路正越来越清晰化，得益者是章子怡、李安、李连杰、叶锦添、谭盾和徐冰等，他们既是开路先锋，而国运的日益昌盛同样让他们一路坦途。正如“中国本身拥有力量”、“中国世纪”的话语句式能越发让国人着迷。

杂志在中国文艺复兴的道路上，不应只是作为探测市场的产品存在，它更应负有一种崇高的文化责任：觉醒、开拓与播种。

其实，在上一代，我们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拥有这些让人迷醉，本身就拥有力量的杂志：伍联德创办的记录中国城市文化萌芽的《良友》、表现1930年代中国女性觉醒的《玲珑》、储安平在1946年创办的作为知识分子论坛的《观察》。我对后者感兴趣，全因其办刊理念，储安平曾给胡适之去信，言及“先生能得到一个大概印象：这确是一个真正超然的刊物。居中而稍偏左者，我们吸收；居中而稍偏右者，我们也吸收，而这个刊物的本身，确是居中的”。储更坦言自己办这本杂志实是“希望在国内能有一种真正无所偏倚的言论，能替国家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1985年，费孝通谈及《观察》时说：“现在五六十岁的知识分子很少不曾是《观察》的读者。”

在现代媒体环境下，每一代人在成长阶段都需要有一本好的杂志来作为他的“宝书”与思想催化剂。苹果CEO史蒂夫，乔布斯曾谈及他的年轻时代(1960年代)对世界充满探究的好学热情，全因一本叫《全球概览》(The Whole EarthCatalog)的杂志，“创办人的名字叫斯图尔特・布兰德，他用诗一般的语言把刊物办得生动活泼。那是1960年代末，全靠打字机、剪刀和宝丽莱照相机。它就像是纸质的Google，却比Coogle早问世了35年。这份刊物太完美了，查阅齐备、构思不凡。”

这本早已停刊的杂志竟然影响了乔布斯，并因为他的苹果电脑与iPod，后来如此深远地影响了世界，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启蒙力量。假想在多年以后，又有多少人谈起当年他所读过的《新周刊》或其他一本好杂志，这本身就是一件极富意义的文化播种与启蒙力量。

“准确、生动、具体地描述现代工商业，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新闻工作。”“Modern(现代)”一词被亨利・卢斯以大大的斜体标注强调，创刊《财富》的时候，商业的不景气在那段时间内持续，但美国的工商业的能量蓄势待发，为这本雄心勃勃的杂志提供了可能比今天还要合适的环境。

“中国人……创建隋唐统一盛世，灿烂光辉，照耀全宇，而在中国之印度佛教哲理亦已登峰造极，同时发展达于最高之顶点。”钱穆眼中的中国上一个文化巅峰与佛文化在中国的整合传播相扣，而现代中国的新文艺复兴根基于中国对“全球化”的消化与整合。钱穆先生认为：“我们的艺术建造，早已预备了科学的先容。只要深透认识我们的固有文化，尽有吸收新质点，扩大就局面之可能。”他发现了“中国人惊人的虚心了解与深细调和之伟大能力”，我想再加上我们勤奋好学与谦卑若愚的民族性，做好杂志这样的舶来品并不困难――何况我们拥有如此合适的发展大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