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哈佛广场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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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作哈佛广场（Harvard Square）的地方不过是一片三角地，常聚集着一些自命不凡的流浪艺术家、无家可归者、自我放逐的年轻人，又或者未来可能一鸣惊人如今虎落平阳的人物。

一、星巴克上的女诗人

在一月份坎布里奇的冷风里，正值寒假，从街对面校园出来的学生少了很多，步履匆匆的行人和迟疑悠然的游客依然不少。肯尼迪街（JFK Street）和麻州大道（Massachusetts Avenue）拐角的星巴克咖啡店常挤满了各色人等。有多少人知道呢？早在哈佛建校前五年的一六三一年，就在这个地点曾住着一位妇人，名叫安妮・布拉德斯特利特（Anne Dudley Bradstreet，1612―1672）。她是美国第一位重要的诗人，而且是殖民地第一位在英国发表诗作的诗人。此人和丈夫是第一批来新大陆的清教徒之一，在麻州的撒勒姆登岸，之后一路向南，直到波士顿。在剑桥居住的这几年，十九岁的她虽然还毫不起眼，不过之后的岁月，这位女性没有被八个孩子、繁琐的家务、做了殖民总督的丈夫所累，勤奋创作了超过四百页诗作。一六五年，她的诗作冠名以《美洲新诞生的第十位缪斯》（TheTenth Muse Latefy Sprung Up in America，bya Gentlewoman of those Parts）在伦敦出版。安妮的父亲和丈夫在当年哈佛建校时都助过一臂之力，她的两个儿子也都毕业自哈佛。一九九七年十月，哈佛在CanadayHall宿舍旁边建了一个布拉德斯特利特门（Bradstreet Gate）纪念她作为美国的第一位诗人。这扇门上镌刻着她的话：“I cameinto this country，where I found a new worldand new manners at which my heart rose.”站在哈佛园，从这扇门望出去，正是巍峨庄严的哈佛纪念大堂（Memorial Hall）。

二、茱莉亚的厨房

从我的住处每日步行三十分钟沿Washington st.走到学校，都会路过厄文街（Irving Street），这条街的一三号，如今还是一个整饬有序的白房子，我从转转，看不见什么。不过我知道，上世纪六十年代曾名噪一时的美国厨神茱莉亚・查尔德（Julia Child，1912-2004，香港著名美食家蔡澜因为她的姓氏称她“朱儿童”）装修优良的著名厨房就曾坐落在这里。

自称“生性爽朗、大嗓门”的加州姑娘茱莉亚三十七岁开始在巴黎学习法国厨艺，一九八一年，划时代的《掌握法国菜的烹饪芝术》在美国出版。这本厚达七百三十四页的洋洋巨著，以前所未见、详尽而精确的写作风格迅速征服了读者，至今仍在不断再版。一九六三年，茱莉亚开始主持名为“法国大厨”的电视烹饪节目，热情欢快的大性和独特的颤抖嗓音让她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厨。一九六六年，她的头像登上《时代》杂志的封面。四十年间，茱莉亚主持了数十档公共电视节目，撰写了大量烹饪著作。而她在坎布里奇厄文街家里的整间厨房后来都被美国史密森尼博物馆收藏。距离此处不太远的哈佛大学拉德克里夫学院史辛格图书馆收藏了她大部分的手稿。

你若不认识她，不妨去看看梅里尔・斯特里普扮演的茱莉亚，在二九年的电影《朱莉与茱莉亚》（Julie&Julia）里，你可以重新看到女性对厨房和食物的热爱，如何可以帮助当代都市人寻回自我。我很喜欢电影里的温情，那从日常和口腹之欲中教会你感受生活的美好，抗拒灰暗的辗转，让你觉得心底无限熨帖。

据说有一次，茱莉亚在节目中把一只火鸡掉到地下，她毫不介意地拾起来，洗过了，继续做菜，她说：“你在家里厨房时发生这种事，不也是这样的吗？”哈哈，不知道在这条街的美丽厨房里，茱莉亚多少次把食材掉落又捡起，冲一冲，放进锅子，说不定顺手放进了嘴里也未可知。

三、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旧居

依傍着茱莉亚的厨房不远处，在IrvingSt.95，曾住着威廉-詹姆斯（WilliamJames，1842-1910），著名的心理学家、哲学家，詹姆斯家族的长子。

你还是没想起来？――好吧，虽然我这么说他会不高兴，不过我可以提醒一下，他是著名小说家亨利・詹姆斯的哥哥。有点印象？对，他也是我们所使用的一个词“意识流”的最早发明者。

年轻的威廉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之后，受当时流行于德国的决定论哲学思想的影响，一度悲观消极，最后得了抑郁症。他一度相信，人生一切是注定的，在注定观念束缚下的生命毫无意义与目的。据说，在他最艰难的时日里，是依靠阅读《圣经》勉强维持毅力活下来的。直到后来因读到一篇雷诺维叶（CharlesRenouvier，1815-1903）有关自由意志的文章，相信自由意志的存在，并决心通过对意志功效的信仰、对人类心理生理的研究治好自己的病。

詹姆斯热衷于宗教经验研究，不过，吊诡的是，他竟然也是实用主义的开创者之一。他说，“根据实用主义原则，只要关于上帝的假设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能令人满意地起作用，那么这个假设便是真的。”这当然让他和正统教会关系紧张。

一，他完成了《心理学原理》两卷，其中第九章题为“思想流”。在这一章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意识流”概念：“意识本身并不表现为一些割裂的片段……它并不是什么被连结起来的东西；它是在流动着的。‘河’或‘流’乃是最足以逼真地描述它的比喻。此后我们在谈到它的时候，就把它称之为思想流、意识流，或主观生活流（the stream of thought，consciousness，orsu bjective life）。”这一概念后来广泛而准确地描述了西方二十世纪出现的维吉尼亚一伍尔夫、詹姆斯-乔伊斯的作品。

他的弟弟亨利・詹姆斯不喜欢波士顿，早早移居欧洲，后来干脆入了英国籍。亨利的小说热衷于描绘人物的内心活动，颇享盛名。不过作为心理学教授的威廉，文笔也出奇的优雅、晓畅。据说有人到图书馆来借他写的书，管理人员略带风趣地问：“你是想借写小说的心理学家詹姆斯的书，还是想借写心理学的小说家詹姆斯的书？”

还有一个值得一提，寄居巴黎的美国著名女作家葛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Stein，1874-1946）被称作“现代主义之母”，她的沙龙名流云集，当时的无名小辈后来都成了现代主义文坛上的耆宿，就是她命名了海明威等一批美国作家为“迷惘一代”（The Lost Generation）。此人在一代就学于拉德克里夫女子学院（现与哈佛合并），就曾在威廉・詹姆斯的指导下进行普通电机全自动现象的实验，研究人的脑活动。这或许刺激了斯泰因后来写出“玫瑰就是玫瑰就是玫瑰就是玫瑰”这样灵光乍现的奇诡句子。

四、“文学蜘蛛”厄普代克

一九五年入学哈佛的“新鲜人”（freshman，即一年级新生）中有一位名叫厄普代克（John Updike，1932-2008）。四年后他从哈佛毕业时，也在《纽约客》上发表了处女座。再之后，他勤奋得如同“文学蜘蛛”。三十二岁即入选为美国国家艺术文学院院士，创作生涯中六十多部作品的成就让人尊称他为“美国文学中的巴尔扎克”。厄普代克的作品大多热衷描绘他的家乡宾州或者干脆就是费城，对哈佛吝于笔墨。他在接受一九六七年《巴黎评论》的采访时说，哈佛不缺他一个赞美者。不过他还是回忆说：“我记得弗格美术馆明亮的窗户；记得我未来的妻子推着叮叮作响的自行车走过白雪皑皑的校园；记得当我走进前廊时，《讽刺》杂志地下室里钻出的老杂志的那股潮味儿冲进鼻孔；还有无数在教室里的愉快发现……”

白雪皑皑的校园虽然我也有幸走过，不过弗格美术馆与我所访问的比较文学系的小楼Dana Palmer House在同一条昆西街（Quincy St.），但我从没见过它的窗户，因为它一直在整修。《讽刺》杂志的编辑部被称作“城堡”（Harvard Lampoon“Castle”）在不远的Bow St.44，我带家人专门去转过。六岁的儿子很喜欢“城堡”的外形，敦厚，滑稽，两只大眼睛，还带着消防员一样的帽子，漆成彩色的门如同恶作剧般地咧嘴在笑。这个可爱的东西不恰当地坐落于两条路的三角地带，城堡的大眼睛正对着Mt.Auburn st.厄普代克当年住的宿舍就在城堡旁的Lowell Hall。我们在冬季走进去，庭院里沉寂落寞，只有两个男生在边抽烟边交谈。

在《基督徒室友》中，厄普代克少有地描写了哈佛的生活：冬季期中考之后，“日子静谧绵长，会有一场暴雪，也许两场……砖楼、拱门、古老的讲经台、陈旧的宅邸沿着布拉图街（Brattle Street）一路向前。大学一年级的新生逐渐感知他们暂时拥有的这份遗产……家乡的来信不再那么重要。时间展开了，日子还长着”。我像个大学一年级新生，逐渐感知这份暂时属于我的遗产，继续探访。

五、寻踪艾略特

沿Mt.Auburn街，你还能寻到T.S.艾略特在哈佛的痕迹。

就在“城堡”隔街的一侧，是Mt.Auburn 52号，门前总会散落地停着几辆自行车，看上去仍然是学生的住处，因为百多年前这里就是一家昂贵的私人开设的学生宿舍。一九六年，十八岁的艾略特被哈佛录取时，就住在这里。这位来自圣路易斯的年轻人瘦高而忧郁。有一张那个时代艾略特的照片，神色专注倦怠的年轻人穿着软领衬衫，老套地打着领结，胸前的口袋露出一角白手绢和怀表的链子。我们可以想象青年艾略特从这个门出来，穿过“城堡”旁的小巷，掠过哈佛园，走进怀特纳图书馆的某个卡座，坐下来随便翻书。

本科阶段的艾略特兴趣广泛，任教哈佛的学界名流欧文・白璧德、桑塔耶那等都是艾略特的研读对象。这位后来撼动英语诗歌传统的诗人这时其实只参加了一个文学社团“书章”（the literary signet），在校刊上发过几首诗歌。虽然他的选修课程过于分散，但最终他还是凭借毅力和热情获得了比较文学学士和英语文学硕士的学位。一九一年的艾略特去了巴黎，在那里听了柏格森的讲座，做了一段生命哲学的“粉丝”之后，迅速与这个学说保持了距离，但焕发了重回哈佛研读哲学的兴趣。

一九一一年秋季学期艾略特从欧洲赶回来注册了哲学研究生，用他的传记作家彼得・阿克罗伊德的话来说：“哲学的召唤，就是秩序的召唤。”到一九一三年，他已经是大学生哲学协会的主席，搬到了Ash St.14号。这条小巷就在Mt.Auburn向东一段的左手处。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四年，艾略特住在这里。如今这个普通的公寓外不起眼处高高地挂着一个椭圆形小木牌子，是坎布里奇历史协会的牌子，告诉你某一历史时刻，这里曾住着这位“美国出生的诗人、剧作家以及批评家”。

短暂寄居此处的艾略特作为哲学研究生也任教本科课程，但正徘徊在忠于自己的天性做一名诗人，还是献身哲学专注于学者生活之间。他在这处房子里写了一些不成功的诗歌：《塞巴斯蒂安的情歌》、《波罗国王与他伟大的黑色皇后》等，多数诗没有名字、写作时间。诗歌中充斥着抽象的观念、个人关注与对自我的厌恶。自杀、、殉道者、迷宫横陈其问，意象庞杂、节奏混乱。这些诗歌大多没有发表，想到他后来的成就，他这样做或许是明智的。

多年以后，艾略特回忆这一时期的自己正处于深深的自我迷失之中，对于人类一切事物抱着彻底的虚无感，而沉迷于研究和书写宗教戒律、纵情表达是唯二的两种纾解方式。难怪一九一四年春，罗素在哈佛讲解象征逻辑课时，艾略特作为十一名听课的研究生之一，给他留下的印象谈不上太好：这个学生“总是衣冠楚楚”，看似有些粉饰门面，虽然他的兴趣广泛而无害，“但他没有活力，也缺乏热情”。不过当艾略特在讨论课上把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和法国十五世纪的诗人维庸相提并论时还是让这位已经声名显赫的英国哲学家吃惊不小。

晚年的艾略特说他的人生只有两个阶段幸福：童年和第二段婚姻。无疑，哈佛生活被他无情地归入生命中黑暗，至少是暗淡无光的阶段之中。

六、纳博科夫的哈佛时光

折回大街继续向前，离哈佛的校园和哈佛比较动物博物馆步行大约一刻钟，是克瑞格环路（Craigie circle），这里八号的一栋四层公寓第三层三十五号曾住着纳博科夫。一九四二年九月，流亡俄国，辗转欧洲，再到美国的纳博科夫一家从波士顿的另一个小城韦尔斯利（wellesley）搬到坎布里奇，住到了这里，一住就是六年。

从一九四一年之后的多年，纳博科夫基本一直在距离波士顿不远的韦尔斯利学院（wellesley college）担任比较文学讲师或俄语课程。这是一所体量较小，但名流辈出的著名女子文理学院，成立于一八七五年，是美国七姐妹学院之一。宋美龄、希拉里・克林顿都曾是这里的校友。

搬来坎布里奇离哈佛博物馆更近了，即使是韦尔斯利时期，他也会每周一次坐火车倒地铁十六英里往返于两者之间进行义务的标本整理工作。七十多年后我坐过这条线路，从波士顿大区古老昏暗的地铁出来，火车冷清地在新英格兰恬淡的城郊乡野间穿行，它们多年来仿佛都没有变化。哈佛的比较动物学博物馆虽则藏品不斐，但关于东半球的蝴蝶标本管理混乱，纳博科夫珍视的标本被随意地放在盘子里没有玻璃保护，防尘和防螨虫的措施。他向博物馆的负责人自荐志愿整理标本，虽然最初没有报酬，但纳博科夫在博物馆四二工作室里靠东的一条长凳上工作了多年，将蝴蝶、飞蛾和酪蝇分纲举目，细致标清，还写了几篇鳞翅目昆虫研究论文。

克瑞格环路八号的房子现在不对外开放，我进不去，外面看上去和当年纳博科夫与儿子德米特里照片上那张区别不大，仿佛外墙颜色变了。据说当年公寓逼仄，只有两间，妻子薇拉和儿子德米特里住一间，纳博科夫占据了另一间。《庶出的标志》开头的描写视角，明显是从这栋房子三楼的窗子望出去的视野。这里家具与装饰都过于简陋，虽然这一时期的纳博科夫忙于教学、翻译和鳞翅目昆虫的分类与研究，留给创作缪斯的时间并不多，他时常工作到深夜。他写信给埃德蒙德-威尔逊抱怨说这套公寓“上面是一个步履如山的老太，下面是一个耳朵过尖的”。

刚在坎布里奇安身的最初时期，纳博科夫只有一千美元年薪，是比较动物博物馆念于他的热情、博学提供给他的微薄研究岗位收入。虽然他急切地需要收入，不得不接受许多关于小说和俄语诗歌巡回讲座的邀请，但纳博科夫夫妇还是抽时间频繁出入哈利-列文的家。列文时任哈佛比较文学系著名教授，后来任美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他们两位天才惺惺相惜，列文的妻子叶丽娜则是纳博科夫的“骨灰粉”――从孩提时代就是西林（纳博科夫的俄文作品笔名）迷，曾把纳博科夫的俄文译本《爱丽丝漫游奇境》开头背的滚熟。在列文家宽敞的房子里，纳博科夫经常与埃德蒙德・威尔逊夫妇见面。这三个人互相欣赏，却不乏磕磕碰碰。纳博科夫欣赏威尔逊的博闻与敏锐，但对他的牵强和些许装腔作势觉得好笑。列文赞许纳博科夫的才情和真诚，对他偶尔喜欢杜撰故事捉弄人的本领印象深刻，甚至也曾深受其苦。据知情人透露，结识列文之后不久，纳博科夫发现列文总是带着一股读遍天下、舍我其谁的架势。于是，在坎布里奇的一次晚间聚会中，纳博科夫灵机一动杜撰了一个十九世纪的小说家并对他的生平和作品细节展开了绘声绘色的“创作”。整晚，列文都没有展露任何对此作家的孤陋寡闻。这晚结束后的列文，是不是好学的遍查图书馆或词典寻芳觅迹而不得呢？也未可知。

无论如何，坎布里奇时期的纳博科夫，虽在他美国生活的蹇促时期，但却非常重要。就在这个蹇促的三楼公寓里他准备了多部讲稿，写作了多个作品：取得巨大成功的关于果戈理的普及读物《尼古拉・果戈理》，以及小说《庶出的标志》、（《游戏到炮洞》、《时间与落潮》等等。在他生命最后十年策划写作的自传《说吧，记忆》中，他曾把其中一章献给与威尔逊的友谊，一章献给在美国的鳞翅目昆虫学历险。这两个部分都与他在坎布里奇的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纳博科夫曾对他威尔斯利的同事说他的生活计划：“早晨，我盯着蝴蝶的生殖器看；下午我给威尔斯利的学生讲俄语语法；晚上呢，我喝上一大杯热牛奶，然后钻到床上写作。”

直到一九五二年，纳博科夫已经在康奈尔任教之后，傲慢的哈佛才想起曾经屈尊俯就在坎布里奇六年都未被注意到的这位作家兼文学教授。这一年的春季学期，纳博科夫是斯拉夫语言文学系正式的客座讲师，讲两门俄文课程和一门英语讲授的人文课程二：小说。那一年的每周二、四上午，他都在纪念大堂的桑德拉阶梯教室里面对黑压压的全校五百个学生。这门课程的前任哈利・列文告诫纳博科夫说，人文课程一：史诗，从荷马史诗到弥尔顿狂扫两千年；人文课程二：小说，不能按照纳博科夫原来的想法只局限于十九世纪，应该考虑一下他们的衔接，比如《堂吉诃德》。纳博科夫不懂西班牙语，不过最终让步。结局就是后来成书的《堂吉诃德讲稿》。这部书的蓝本仅是哈佛人文大课中的六小节，其中已经可以看到纳博科夫的独特品味，对文学标准的严苛。纳博科夫对这部经典不留情面，对塞万提斯竟然想从主人公的狼狈中取笑他的残忍与野蛮痛加批判。

顺便说一下，纳博科夫任教哈佛这半年，儿子德米特里也在哈佛读书，热衷登山而疏于学业，让这对夫妇头疼不已。他教学这半年租住在作家梅-萨顿位于梅纳德・普莱斯九号的房子里，距离克瑞格环路不远。纳博科夫的这段生活被这位女作家记录在她的一九五七年的小说《毛皮人》（The Fur Person）中：小说中想象纳博科夫抱着女作家那只名叫汤姆-琼斯的花斑猫，在这里酝酿了《洛丽塔》。

结语

我一直以为，哈佛可能是所有人的福祉，却偏偏有不少人的哈佛时光并不愉快。有的是精英云集下的焦虑，有的是哈佛保守空气带来的窒息，还有的是不被赏识的苦闷。这对那些个人来说或许多少有点遗憾，哈佛好像不以为意。对与她有关的文坛人士，哈佛可能带着悉听尊便的高贵的漠然。但我可不一样，我是虔诚朝觐的“香客”，认真寻访名人故居，重踏大师的痕迹，辨识寒冷的坎布里奇空气中留存的文学空气的抖动，这些细微颗粒看似零散，有时在看不见的流动中交汇、融合……

厄普代克后来的回忆录中说，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哈佛曾经有一批诸如T.S.艾略特、罗伯特・弗罗斯特、狄兰・托马斯和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那样的文学名流亲临讲坛。有意思的是，早在一九四六年，已经出版了《庶出的标志》的纳博科夫，以一位被赏识的作家的身份受邀出席韦尔斯利学院的年度诗人朗诵会活动，活动中的另一位嘉宾就是T.S.艾略特。可以想象，得以亲炙大师，哪怕是大师的遗迹，这对怀抱一腔文学激情的学生来说是何等弥足珍贵的经验，对我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