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的中国文物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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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的中国文物收藏开始于十九世纪后半期。除个人收藏之外，维多利亚国立艺术馆在收藏中国文物方面可以说是首开风气之先者，其藏品就数量及质量而言在澳大利亚独居翘楚。维多利亚国立艺术馆（NGA）始建于1861年，是澳大利亚最著名的收藏单位。它不仅是一个世界性的公众艺术馆，而且还是澳大利亚第一个收藏亚洲艺术品的公共机构，总共收藏了4000多件亚洲古物，分别来自中国、日本、韩国、印度等国家。在这些亚洲艺术品中，最先进入艺术馆的就是中国文物。实际上，当时维州艺术馆的中国文物收藏受到了欧洲特别是在英国兴起的中国艺术品收藏热潮的直接影响。因此，最初的收藏几乎多是依赖伦敦的指导，收藏标准也与英国传统遥相呼应，偏好陶瓷器和装饰性的古物，特别是那些做工精细考究的上等瓷器。后来雕塑、墓葬随葬品和佛教造像也被纳入了收藏范围。中国文物是维州艺术馆所有亚洲艺术品中最为重要和全面的一部分，收藏历史久远曲折。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维多利亚国立艺术馆亚洲艺术品的收藏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澳大利亚中国文物的收藏史。

维多利亚艺术馆的文物收购与捐赠

维多利亚艺术馆大量收藏中国文物始于1892年至1935年赫尔（Lindsay Bernard Hall）担任馆长期间。赫尔是一位艺术家，非常喜欢东方艺术。1921年10月11日悉尼举办了一个中国古物拍卖会，这是在澳大利亚举行的第一个有关中国文物的专门拍卖会。赫尔得知这一消息后，非常高兴。在获得了Felton Bequest遗产管理委员会提供的资金后，赫尔决定亲自去悉尼参加拍卖会。到达悉尼之后，他首先找了一个对中国艺术品有一定研究的行家作为他此次收购活动的特别顾问。在这个顾问的帮助之下，他从拍卖会上总共购买了42件器物，包括陶器、瓷器、玉器、铜器、漆器等。此后，他积极寻找各种机会收购中国文物。1923年，在阿德雷德举行的另一次拍卖会上，赫尔依据自己的喜好和鉴赏标准又购买了19件明清瓷器。可惜的是，他自己并非中国艺术品的鉴赏专家，而他在悉尼聘请的所谓“内行”其实也没有鉴定中国古物的专业资格，充其量只能算一个业余爱好者而已。因此，他所购买的这些中国文物都非常普通，没有特别之处，但是构成了澳洲中国文物官方收藏的基础部分。

澳大利亚中国文物收藏的另外一个重要来源就是那些在中国生活过的澳大利亚籍古董爱好者。这些收藏者在回到澳大利亚后，多数将他们藏品的一部分捐赠给艺术馆保存，很多价值较高的艺术品来自于他们的捐赠。由于这些中国文物多数在收藏之前就已经经过中国国内行家的鉴定，因此都是一些高等级的文物。恰是这些捐赠的中国珍贵文物构成了艺术馆这一时期藏品中最具有价值的部分。其中，莫里森（Morrison Bequest）（1862－1920年）可算是最早的捐赠者。

莫里森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1894年， 这位身着中国服装的澳大利亚人带着中国脚夫完成了从上海到仰光的徒步旅行。第二年，他出版了游记《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An Australian in China）。1897年，他来到了北京并且成为当时世界上最有影响的报纸《泰晤士报》的驻华特派记者。1912年至1920年间，他一直担任中华民国总统政治顾问。他在中国期间收藏了大量中国文物，包括陶瓷器、铜器、纺织品、佛教造像和绘画等。1920年他去世后，他的妻子将他在中国20余年间收藏的藏品全部从北京运回墨尔本，并遵照他生前遗愿，从中挑选出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藏品捐赠给了维多利亚国立艺术馆；其中包括一件袁世凯赠送的陶俑和一件1900年北京沦陷后澳大利亚军队掳掠的明代黄铜镀金大雕像。

另外一位重要人物就是哈克特（Hacket）。哈克特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墨尔本人。在欧洲做土地投机生意中发了财，当看到欧洲和美国的博物馆在争相收藏中国的古物时，他也萌发了为自己家乡的博物馆收藏中国古物的想法。1924年，他向艺术馆捐赠了88件公元前2世纪至18世纪的中国陶瓷器。后来他在朋友的引荐下委托温妮可（Wannieck）代他为维多利亚艺术馆收购中国古物。温妮可是当时巴黎非常有名的中国古董经营商，也是一个鉴定中国古玩的行家。考虑到经济实力，他建议哈克特避开当时社会上已非产流行且价格昂贵的明清瓷器，转而收购还未引起人们重视的唐宋早期陶瓷器。温妮可代他为艺术馆收购了大量陶瓷器，这些陶瓷器标志着澳大利亚全面收藏中国陶瓷器的肇始。但是随后不久爆发的一场持续数年的有关中国文物真伪的辩论，却直接冲击了维州艺术馆的中国文物收藏活动。

真伪危机

20世纪20年代中期，中国陷入了连年的军阀混战，民不聊生，饿殍遍野。一个名叫柯林斯（W. F. Collins）的澳大利亚籍中国古物经营者，趁着兵荒马乱之际在中国内地为维州艺术馆大肆收购古物。他通过购买和交换获取了大量中国流散文物。1926年，他向艺术馆提供了5件极具价值的唐三彩陶俑。柯林斯非常清醒地意识到在澳大利亚这样一个新建国家收藏文物所面临的特殊困难――它缺乏一种已建立的标准和权威来对古物作出评判。虽然他在将代购的中国古物交给艺术馆正式收藏前就异常谨慎，并对艺术馆管理层自信地说：“我所转交的每件藏品，我用名誉担保它们都是真品”，但是事与愿违，没有人愿意轻易相信柯林斯能够如此轻而易举地从中国攫取这些精美的艺术品。质疑产生了。

1925年，围绕着维多利亚艺术馆中国藏品的真伪爆发了一场持续两年的大论战。首先是阿德雷德一个叫弗兰克・古德（Frank Godden）的古董商对艺术馆收藏的中国古物真伪提出了质疑。他给Felton 遗产管理委员会的成员写信说，艺术馆藏品中的很大一部分中国文物都是现代复仿制品，作为古董来说是没有任何价值的。真正的早期中国文物是非常罕见而且珍贵的，在澳大利亚是根本不可能买到的。在听到古德的批评之后，赫尔馆长向管委会担保说艺术馆收藏的中国文物大多得到了像大英博物馆中国艺术部奥斯卡・拉普（Oscar C. Raphael）这样的一流的东方古物鉴定家的鉴定和认可。尽管赫尔再三为藏品的真实性提出辩解和保证，但是Felton 遗产捐赠管理委员会还是要求暂停购买中国文物。

为了平息这场争论，Felton 遗产管理委员会决定将在拍卖会上购买的几件明清瓷器送到大英博物馆让当时公认的中国瓷器鉴定专家霍布森（R. L. Hobson）鉴定真伪。霍布森在看了这三件瓷器后认为，它们比估计的时代要晚的多，其中两件不会早于19世纪，一件属现代复制品。尽管霍布森并未在他的鉴定结果后附上判断依据，但他的观点却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针对这一结果，赫尔随即向管委会解释说，中国陶瓷的分期只是一个大概年代判断，对海外博物馆来说，随着新发现的不断涌现而经常变换它们藏品的时代、属性等都是非常正常的现象。但是霍布森的鉴定结果似乎给了提出质疑的古德先生以很大鼓舞，他认为这一鉴定结果正是对于自己质疑的有力支持。随后他再次公开批评艺术馆中国藏品的伪劣，认为正在展出的唐代陶器毫无例外都是赝品。此时，古德和赫尔之间展开的有关中国藏品真伪的辩论，已演变成两人之间谁是谁非，谁才是真正的中国艺术品鉴定专家的争论。他们对器物本身的真伪并不再做详细的讨论，也没有一方能够为自己的观点提供可靠的证据。古德仍然坚持他的观点，继续给管委会写信。在1928年的信中，他甚至列举出57件中国艺术品是现代仿制品。此时两人各执一词，互不相让。于是艺术馆决定又将16件陶瓷器送到大英博物馆做鉴定。

这一次，霍布森宣称16件器物中有14件的时代划分是正确的，12件是上等藏品，1件是康熙晚期的小物件，但也是一件有价值的藏品，只有1件基本可以断定是现代仿制品。1929年6月10日，赫尔发表了一份申明，公开驳斥了古德的观点。至此，持续了两年的争论终于结束了。但艺术馆也为这场争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7件唐墓出土的珍贵陶俑在运输途中被打碎了。但是正当艺术馆在错误言论的误导下停止收购中国文物的任何活动时，出生于墨尔本的另外一位具有鉴赏力的古董家肯特（Herbert W. Kent）正在默默地收藏着远东古物。

肯特的贡献

肯特年轻的时候就深爱中国艺术品，特别喜欢装饰精美的中国外销瓷。他曾经在著名的Butterfield and Wire轮船公司工作，在中国和日本分别住了18年和12年。与哈克特只看重中国艺术品的考古和历史价值不同，肯特只强调藏品本身具有的艺术价值。1937年，当肯特回到家乡墨尔本时，为了和澳大利亚公众一起共享他收藏的中国艺术品，在Felton 遗产捐赠管理委员会的支持下，他筹划了一次展览，展出了从新石器时代到18世纪的各种陶瓷器、铜器、玉器、漆器、绘画和家具等129件文物，引起了公众的极大兴趣，并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轰动。肯特夫妇被公众表现出的对藏品的热情所鼓舞，于1938年将这次展览的文物全部捐献给维多利亚艺术馆。同年，肯特成为艺术馆东方文化艺术部的第一任馆长和管委会成员，继续由赫尔（死于1935年）开创的中国艺术品收藏工作。在肯特的关注和指导下，艺术馆中国文物的收藏蓬勃发展起来，藏品的质量与以往相比有了很大提高。由于资金短缺，他将收藏的重点放在早期和所谓“古典时期”的陶瓷器上，像西汉、六朝、唐、宋和元代特别是宋代的陶瓷器。同时，他也有意识地收藏中国绘画。但是他非常聪明地将它暂时搁置到一边，因为他意识到自己没有能力对绘画的优劣作出评判。

1935－1936年，一场规模宏大的中国艺术品展览会在Burlington House举办。在展览会所引发的高额利润驱动下许多中国艺术珍品流往英国。1938年7月，受Felton 遗产捐赠管理委员会的委托，肯特前往英国购买中国文物。在英国博物馆中国陶瓷专家霍布森的协助下，肯特以1500元的低价为艺术馆收购了45件时代跨度极大的上等陶器。1939年3月至10月，维多利亚艺术馆举办了一个专门的展览来展出这些艺术品。受他收藏热情的影响，许多艺术品从个人收藏者的手中开始转移到了艺术馆。1946年，肯特再次去伦敦收购了4件古代铜器和一批古玉器。1951年5月，肯特在他最后一次伦敦之行中收购了12件器物，其中包括3件明代绘画。1952年肯特病逝。他死后，他的夫人将他珍爱的一件精美的宋代白瓷瓶连同他剩下的所有藏品全部捐给艺术馆。现在在艺术馆展出的大部分展品，都是肯特夫妇的捐赠。

考克斯（Leonard B. Cox）继肯特之后于1956－1965年担任维多利亚艺术馆东方文化中国艺术部的名誉主任，同时也是理事会主席和Felton Bequest遗产捐赠管理委员会成员之一。考克斯本身是墨尔本一个著名的神经病学家，对中国艺术品产生浓厚的兴趣开始于1917年，当时他住在伦敦，遇见了一个专门收购中国和朝鲜瓷器的收藏家。回到澳大利亚后，他依据自己的直觉和眼光开始收藏中国的艺术品。1937年肯特回国后，他成为肯特的好友并开始研究中国艺术。1972年，他将他收藏的所有藏品对外展出，并将其中的一部分捐赠给艺术馆。

1965年以后，也就是在肯特任期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艺术馆将主要精力放在填补中国藏品之间的缺环上，涉及铜器、瓷器、佛教雕像和漆器领域。1976年，艺术馆成立维多利亚艺术基金会，主要是筹集资金收购和保护艺术品。此后只有一些零星的收藏。同年，艺术馆开始收藏14世纪到21世纪的中国绘画。

其他国立机构的中国文物收藏

除了维多利亚艺术馆的中国文物收藏之外，其他艺术馆也有零星收藏，但无论藏品规模还是等级，都远远不能与维州艺术馆相比。新南威尔市艺术馆始建于1871年，收藏了中国、朝鲜、日本、印度和东南亚等国的艺术品，其中中国艺术品是最早进入艺术馆的亚洲艺术品。藏品时代上至商或更早，下至20世纪，几乎囊括了整个中国历史。早期中国艺术品主要是墓葬中随葬的陶质明器，稍晚的收藏以明清瓷器及书画为主，其中以清代的瓷器为最多。

位于阿德雷德的南澳大利亚艺术馆始建于1881年，以收藏出版物和绘画为主。它对亚洲艺术品的收藏最早可追溯到1904年对中国外销瓷器的收藏。20世纪60年代末期，该馆开始大量收藏中国外销瓷。尽管它对中国器物的收藏远远早于其他亚洲艺术品的收藏，但是它将中国文物的收藏重点仅放在12－19世纪中国的外销瓷器上，这就使它的中国文物收藏带有局限性，其中国藏品的种类和数量也就难以与维多利亚国立艺术馆相匹敌。此外，像澳大利亚国家艺术馆也收藏了一些中国文物，以佛教雕像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