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制片工作的实践与思考(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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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常讲，电教干部首先是组工干部。而我们有些同志对这个问题缺乏清醒的认识，走向了两个极端。要么，两眼只盯着政治，只盯着概念，忽视了艺术手段的运用；要么，两眼只盯着摄像机、编辑机，远离了生活，远离了现实，停留在技术层面，对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关注程度不够，对党建和组织工作熟悉程度不够。虽然满腔工作热情，但头脑空空，谈起制片头头是道，谈起党建和组织工作所知无几，对事关全局的重大题材把握不准、驾驭不了。这就很难敏锐地发现实践中的创新，很难表现党建和组织工作的新思想、新举措、新思路，也很难围绕事关党员群众切身利益的热点难点问题广泛选择制片题材。如果领导交办重大题材的制片任务，要么求人策划、，要么临时抱佛脚，找来一大堆材料，东一耙子，西一扫帚，东拼西凑，言不达意，生搬硬造，搞出来的东西别说教育党员，有时就连自己都不知道说了些什么。由于政治敏锐性不强，选材视野不宽，导致制片选材范围较窄，平日里只能小打小闹地拍一些先进人物事迹及表现形式单一的工作经验片。

（二）高大有余，性情不足。在我们的制片实践中，出现了一种模式化、“高大全”的倾向。所谓模式，就是某种事物的标准形式或使人可以照着做的标准样式。模式对于加工制造或某些行业，可能是有效的，但运用于艺术，却无异于扼杀艺术。所谓“高大全”，是特殊时代的一个专用术语。它原本是作家浩然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在期间，盛行“三突出”，舞台戏剧、电影小说中清一色是又高又大又全的形象。后来，人们用“高大全”来形容和讽刺那些脱离生活、脱离现实、脱离群众的作品。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周年了，“高大全”的形象已被人们所摒弃，并已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取而代之的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物。但遗憾的是，在我们的电教片中还经常出现“高大全”的影子。我在这里绝没有刻薄嘲讽的意思，只是客观地描述我们工作中的一种现象。比如，模式化的问题，凡是写人物，一出生就是好孩子，上学的时候就是好学生，当兵的时候就是好战士，当干部是个好干部，都是一个路数，一套公式。反映某项工作，往往都是意义多么重大，领导多么重视，措施多么得力，效果多么显著，千人一面，万人一腔。再比如“高大全”的问题，我们片子中的先模人物往往都是不食人间烟火，没有七情六欲，让人难以置信、难以接受。一拍领导干部就是不知疲倦，一心为民、大公无私，把妻儿子女抛在脑后。一拍执法人员就会是铁面无私、六亲不认的“包青天”。看看我们有些片子关于先进模范人物的宣传，要么工作忘家，家庭濒临破损；要么是工作忘情，不顾亲人，不顾子女；要么工作忘义，顾不上父母，生不能尽情，死不能尽孝；要么工作忘己，有病不能医，享受不到一点人间的乐趣。结果呢？也是大同小异，有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有的亲人抱怨，甚至反目成仇；有的失去了与亲人应该见面的机会，有的本来不至于也不应该然而却倒在了工作岗位上。如果不看作者的名字和人物的名字，简直无法分出是谁，好像是相同的原材料搅拌出来的食品。对人物形象的塑造或表现完全概念化、模式化，把现实中一个活生生的人，完全抽象为意识形态中的“典型”，让人看着乏味，不可信，即使可信也不可学。这样的片子看了开头便知结果，空话、套话连篇，人物形象“高、大、全”、“假、大、空”。实际上，伟人首先应该是人，伟大的品格寓于普通的人性之中。尽管他们品格上有着闪光的内核，但他们的伟大是由平凡构成的。如果一味夸大他们的伟大，忽略他们的根基，就会使他们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壤，也就失去了令人发自肺腑的敬重，从而失去了吸引力和感染力。

这些年我们创作出了很多先进人物事迹的党员教育电视片，如谷文昌、孔繁森、任长霞、牛玉儒等，他们都是价值取向一致、同样闪耀着时代光芒的生活在我们身边的先进模范人物。电视作品中的这些人，形象鲜活，有血有肉，各有特点，播出后对党员和群众的思想境界起到了净化和升华作用。为什么达到了这样的艺术效果，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在拍摄中真正走进了先进模范人物的内心世界，展示了生活的原汁原味与人物的原形原貌。鲁迅先生有首诗：“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呼啸兴风者，时而回眸小菸兔。”就连老虎都有怜子之情，何况人呢。人都是有情感的，都是有血有肉的，抓不住这一点，就抓不住典型人物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