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鉴定札记(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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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2003年第7期）

四、艺术风格的多样性及其鉴定

书画鉴定中，笔墨风格是判别真伪的主要依据。某一位书画家，尤其是市场行情看好、艺术地位较高的成名书画家，他的创作具有独创的个性，鉴别者如果不看款印，一般也能一眼识别它的作者是谁，进而再仔细分析这一独创的个性风格，是出之自然的挥洒还是刻意模仿，从而来论定它的真伪。但是一，所谓“独创的个性风格”，是该书画家成名之后的标志，在他成名之前的学习、探索阶段，个性的风格并未形成，就难免留下一些与“独创的个性风格”不相符合的作品；二，即使成名之后，有些书画家往往也不肯墨守成规，而常常有尝试继续“变法”之作，或虽不是有目的地“变法”，也偶尔有乘兴纵奇之作――对这两类作品，我们就不能用固定的“风格”去套，而必须对该书画家的风格多样性，有一个全面的把握，否则的话，便不免囿于成见，以真为假了。

如林风眠先生的个性风格，以中西合璧、流丽洗练为特色，且多近于正方的构图；但他早年，也曾从临摹《芥子园画谱》入门，画过一些纯传统的长条作品，水平也颇一般。

李可染先生，早年多实景写生，以松秀疏朗为特色，晚年多大山大水，以黑密厚重为特色，这两类作风的作品，我们都比较熟悉，自不难鉴别；但他晚年受“新潮”的影响，也画过一二幅“前卫”式的抽象作品，与其本格的作风大相径庭。

程十发先生的花卉，人们也比较熟悉；但有一次在谢稚柳先生家，有人拿出一本金扇册，均为程先生所画，请谢老题写签条，我恰好也在场，见其中各开均为程先生本色，唯有一开墨兰，笔墨为规规矩矩的传统作风，颇感惊讶，当即表示：“如果没有程先生的款印，从画笔本身，大概谁也不会相信是程先生所画，可见大画家无施而不可。”谢老表示首肯，并说古书画鉴定中也常有这种情况，所以鉴定者必须灵活地看待“个性风格”问题。

另有一位N先生的锐意创新精神，在当代书画家中更罕有其匹，他不仅大胆地否定传统，也大胆地否定自己，永远不是作茧自缚。他早年从国画转到油画，70年代后又从油画转到国画，创造了介于抽象与具象之间的点线构成的鲜明个性风格，为人们所熟知；但据他的一位朋友告诉我，他曾在N先生家，N给他看一批纯抽象的水墨画，“说是没有给外人看过，画得实在好，如果以他的点线构成为标准的风格，谁也不会相信出于N之手。”

如此等等，在说明了个性风格的多样性，它远不是单一的、停滞不变的，有创造性的书画家，尤其如此。

个性风格还牵涉到题材的问题，有人专门画人物，有人专门画山水，有人专门画花鸟，有人则山水而兼人物或花鸟，人物而兼山水或花鸟，花鸟而兼人物或山水……对画路较宽的，当然不在话下，对画路较专一的，事实上也不可拘执。如著名山水画家某先生，兼能兰竹花卉，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文化革命”时，我到他家中，见他画室的墙壁镜框中，挂有一幅肖像，画红军装束的形象，则是特殊时代的特殊创作，对该先生来说，大概是独一无二的手笔了。

鲁迅先生曾论及，勇士的“个性风格”是勇往直前的战斗，但他也吃饭，也，我们不能因为他是勇士而否认他吃饭、的一面，也不能因为他吃饭、而否认他勇士的一面；陶渊明有“静穆”的一面，也有“猛志常在”的一面，两种“个性风格”更似格格不入。人格既有两面乃至多面，而艺术的“风格即人格”。所以，同理，艺术风格亦有两面乃至多面。这一点，是鉴定工作者必须明确地认识并把握的，而不要因为见到自己所不熟悉的风格便断为作伪。

五、书画家本人的意见及其鉴定

在当代书画鉴定中，近来忽然冒出这样的观点，即一件作品的真伪，书画家本人的意见具有绝对的权威性，他说真就是真，他说假就是假。其理由是，作品是画家的儿子，世上没有不认自己儿子的母亲。这种奇谈怪论，如果不是别有用心，便是一个无知的笑话。日本电影《人证》已经告诉人们，世上确有不认自己儿子的母亲，甚至有残杀自己儿子的母亲。至于出于政治的或经济的原因，母子之间反目成仇的例证，即使在我们国内也不是绝无仅有。

从书画鉴定的角度，鉴定家必须听取来自各方面的意见，加以比较、分析；其中，书画家本人的意见具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必须尊重。但来自任何方面的意见，都可能有正反两方面的作用，书画家本人的意见，同样也是如此。尊重，并不是绝对地轻信。

无论在古代还是当代，出于多种原因，或有意或无意地把不是自己的创作说成是真的，把自己的创作说成是假的，这样的例证，多得不可胜举。对这种冒认他人儿子或不认自己儿子的母亲的做法，有些是必须指责的，有些则是应该加以肯定的，因为同样的一种做法，但是立场不同，意义不同，所以对它的评价也理应不同。如有一位当代著名画家，曾风云一时，作品大量外流，结果影响艺术市场勃兴后其手头作品的出售，于是对他人收藏的他的作品，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斥之为假，引起收藏家的愤怒。这样的做法，显然并不可取。因此，目前有不少收藏家，购买某些在世书画家的作品后，要求与画家，作品合影，以防画家事后不认帐。

另一位著名画家，也明确表示，作品是自己的儿子，但如果儿子是残疾的，那究竟是让它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好?还是杀了它好?他的最后抉择是“屠杀生灵”，杀死自己的残疾儿子。这种做法，从“不认自己的儿子”的角度，与上一位画家并无不同，但所体现的对艺术的进取性和献身精神，两者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与书画家本人的意见相关的，还有书画家家属的意见，在书画鉴定中同样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不能绝对地轻信。前些年，北京炎黄艺术馆举办了一个二次大战时遗散在大陆的日本画展览会，日本的一些专家坚决否认这些作品是日本画家所作；但中国的专家拿出大量的证据，终于水落石出。（未完待续）

(作者 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