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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车难:制约现代城市发展的一大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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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居民住宅区普遍存在停车难的问题,但城市公共场所的停车难矛盾也很棘手,尤其是在老城区和中心城区以及人流相对集中的医院、银行、机关等公共场所,停车难矛盾更为突出。从表面上看,大到北上广,小到县乡镇,都有所谓的城市规划,但因为认识上的误区,所以城市管理者在规划上一般都重道路而轻停车。相关停车这个城市建设中配建工程,既没得到应有的重视,也没有制订真正科学合理的规划,或因规划的前瞻性不够,以至于像很多社会问题一样,旧账未还,新账又欠,这也是导致城市停车难的主要原因之一。

DOI:10.3969/j.issn.1674―7739.2017.01.003

“停车难”的矛盾困扰城市社会经年累月,但始终没得到很好的解决。最近几年,我国机动车的普及率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期,据统计,截至201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已达2.85亿辆,其中汽车1.84亿辆;上海的机动车保有量是430余万辆(含约100万辆常驻本市的外地号牌机动车),而与机动车数量的暴涨之势相比,城市泊车位的增加却显得十分滞后,“停车难”、“抢车位”成为困扰城市发展的羁绊。如何破解这个难题,成了横在城市管理者面前的一道坎。

叶:汪总,在进入主题之前,我先询问一下,你居住的万科城市花园现在停车问题怎么样?

汪:一言以蔽之,形萑涨餮暇。1999年我刚入住时,许多车位还闲置着,一个小型的地下车库更是“门庭冷落车辆稀”。现在不仅无一空闲,而且占据小区公共道路停车已是普遍现象。

叶:那你们小区怎么解决停车难的矛盾?

汪:主要是两大招数,一是堂而皇之占用公共道路,二是明目张胆毁绿扩路。我曾以步代尺粗略测量过,为了给私家车腾位,我们小区近年来绿化减量少说也有五六千平方米。我敢断论,这两大招数不会是我们万科城市花园的“独门绝技”,“向绿化要路要车位”几乎是上海居民住宅区解决停车难的共同秘诀。倘若把全市所有居民小区里因建停车位而减少的绿化量汇总起来,我臆测每年减少相当于一个上海人民公园的面积不在话下。为了给车让位,好端端的绿地被大量毁坏,真让人心痛啊!3年前我曾在东方网上发文《每年减绿知多少》,说过这情况。

叶:窥斑见豹,你说的虽是一个点的情况,折射的却是面的现象。现在全上海的居民住宅区,没有停车难问题的可以说是寥若晨星,那些老旧住宅小区的矛盾更胜一筹,因乱停车而导致消防、救护通道堵塞,因路面狭窄而导致车辆擦碰的纠纷,因停车库满负荷运载而导致物业管理的无序已司空见惯。

我这儿有个数据,据有关部门统计,上海中心城区住宅区夜间停车数量约为133万辆,但配建的车位仅64万个左右,也就是说大约有69万辆车无停处。我曾做过一次调查,上海地区2010年之前建的住宅区,车位的配比基本上都达不到1:1,而2000年前建的商品房车位配比则更低了,1:0.5都达不到,我想你们万科城市花园大概就没达到1:05这个配比。我居住的浦东金桂苑小区,居住者293户,登记的车辆却400部出头。可以预测,停车难的矛盾将进一步加剧。

汪:当年为了国民经济的增长,提倡轿车进入家庭,但没有一系列的跟进措施,以致事态严峻了,就病急乱投医,占道毁绿的违法乱纪之举层出不穷。由此可见,凡短期行为所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管理上的无序,而停车难、乱停车只是其具体表现之一。迄今为止,我们城市管理者的有些行政策略还是有点像脚踩西瓜皮,滑到哪儿算哪儿。

但停车难并不是今天才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的,我记得你十多年前就曾写过一篇特写……

叶:是2005年写的,标题是“停车更比行车难”,就发表在《城市导报》上。不过当时的情势还远没有像今天这样严峻,因为人所共知,那时私家车没有像今天这样爆发式地增长。资料显示,截至201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已达2.85亿辆,其中汽车1.84亿辆;机动车驾驶人达3.42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2.96亿人;我们上海的机动车保有量是430余万辆(含约100万辆常驻本市的外地号牌机动车),注册机动车驾驶员650余万。据说,如此庞大的机动车数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两大恐慌:一是碳排放,二是能源消耗。当然,停车难是我们自家的事,国际社会是不会恐慌的。

汪:我觉得国际社会的恐慌不无道理,因为1.84亿辆汽车,只要其中的一半上路行驶,要消耗多少能源?要排放多少废气?想想确实要令人恐慌的。能源和环保,不是一国一地的事,而是当今世界性的头等大事。

叶:居民住宅区普遍存在停车难的问题,但城市公共场所的停车难矛盾也很棘手,尤其是在老城区和中心城区以及人流相对集中的医院、银行、机关等公共场所,停车难矛盾更为突出。比如华山医院、中山医院、龙华医院等,几乎都是“一位难求”;而淮海路的百盛、陆家嘴正大广场等商厦的地下停车场也常常是车满为患。由此可见,停车难是波及整个城市的社会问题。

汪:以前一说到城市交通,人们首先抱怨的是行车难,所以我们国家的城市管理者把注意力、人力、物力和精力大都放在了解决城市交通拥堵上,但对停车难的问题却没引起足够的重视,至少没有像解决交通拥堵那么用心和用力,现在矛盾凸显了,才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从表面上看,大到北上广,小到县乡镇,都有所谓的城市规划,但因为认识上的误区,所以城市管理者在规划上一般都重道路而轻停车。相关停车这个城市建设中的配建工程,既没得到应有的重视,也没有制订真正科学合理的规划,或因规划的前瞻性不够,以至于像很多社会问题一样,旧账未还,新账又欠,这也是导致城市停车难的主要原因之一。

叶:前几年建设部城市交通工程技术中心曾对北京、上海、杭州等15个大城市的停车现状做过一次调查,当时的数据显示为城市机动车保有量与停车位之比平均为4.84:1,现在肯定是突破5:1了。如果按照国际惯例,汽车的保有量和停车位之比应该在1.2~1.4:1之间,如果按这个标准,那么全国范围内的泊车位缺口就是天文数字。

从一个宽泛的层面上来看,我们不能小看城市停车难的问题,因为城市30%的交通流量和拥堵是因为停车难造成的,这是权威部门调查统计的数据。美国有个交通研究机构曾做过一次调研,车主在城市中每次为找停车位平均用时6~14分钟,大城市18~20分钟。仅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校园周边,每年为找停车位而导致的额外驾驶里程就达152万公里,耗费汽油17.8万升,排放温室气体730吨。遗憾的是,中国大陆现在还没有专设的职能部门或民间研究机构进行此项研究。

汪:虽然没有,但我觉得多半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我说个常见的现象即可佐证之。现在很多中小学孩子的上学放学由家长开车接送,中小学校门前因乱停车而导致的交通拥堵是屡见不鲜的;车主因找不到车位而四处转圈的亦不在少数,这不仅客观上增加了城市交通流量,还费时费力费能源。我就曾数次因找不到车位而绕了许多圈子,最后还误了事,所以我现在进市区基本上就是乘坐地铁(叶:这应该是好事,鼓励市民出行以公共交通为主)。当然是好事,但需朝野上下联动,既然停车难,那就应共患难,不能“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不能借口“工作需要”而对公务车搞特殊化。据说韩国首尔只有4辆公务车,我看他们的日常政务也没因此而受到什么影响(叶:芬兰一个国家8万公务员,60辆公务车),所以我看对公务车的出行也应该有个严格的制度规定。

叶:就城市管理角度而言,“停车难”从小处说,是给驾驶者生出诸多不便,从大处论,则是影响城市经济的发展。自2009年开始,我国的汽车生产和销售都位居世界第一,2015年我国的汽车销量约为1 890万辆,美国以1 650万辆排第二,但停车位的建设却远远跟不上如此巨大的汽车销售量。以上海为例,每年新增的机动车超过15万辆,但有没有增加同比例的停车位呢?答案是否定的。据粗略的统计,上海(不包括崇明区)现有大约有2 400个停车库、场、点,泊车位近45万个,公共道路划线收费的泊车位3万个上下,但上海的机动车保有量是430万,不要说远没有达到按国际惯例的标配,就是按实际需求也缺口甚大。

汪: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停车位每年增加或许有,但远远跟不上汽车数量的发展也是妇孺皆知的事实。如果照章办事,就应该同比,增加与之相适应的停车位,至少这样做可以不欠新账。有车就要有停车位,停车规划作为静态交通规划,与动态交通规划同样重要。因为停车不仅仅是车的问题,而是人、车、路三者的关系问题。

叶:但是停车难不是我们上海、也不是我们中国大陆一家的难事,就像很多现代城市病一样,全世界、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大城市,身患此疾者不少。国外很多城市,马路已经很窄了,但一侧还停着一排车,而且是头尾相接,车间距很小,那种车技令我十分钦佩。

汪:是的。就连巴黎这样公认的国际化大都市也有不少单行道,腾出马路的一侧停车。但是,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比中国大陆要早一个世纪左右,所以在城建、城管方面的水平总体上比我们高不少。多年前我去国外考察城市管理,就发现他们的城市管理在制度建设方面较为完善,像解决“停车难”这样的问题有很多成熟的措施。比如美国的绝大部分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都很重视商业区和住宅区的停车位建设,最为典型的当属纽约,这个世界第一大都市早就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式方法。首先,他们把低矮的、没有保留价值的残破建筑拆除,有计划地改建成停车场;其次,是上天入地,建高层停车楼和地下多层车库。1994年,我在洛杉矶街头看到一座十多层停车楼,当时还颇感稀奇,他们那儿的大型超市也大都有巨大的停车场。我想美国这个“汽车轮子上的国家”,如果在静态交通和动态交通上处理不当,那会出现怎样的一种混乱局面?还有香港也不错,像我们上海驾车人满大街找停车位的现象很少见,而且很少有路边违法停车的现象(叶:国外,包括港澳台地区违法停车现象少,我想这与他们的法制观念强也有直接关系)。香港的面积是上海的六分之一,道路通车里程同样是上海的六分之一,但香港每平方公里上的机动车保有量近540辆,比上海多200辆左右,但在他们那儿停车比上海容易得多。

叶:日本东京的停车问题也解决得很好。我的一位日本朋友曾对我说,东京地下停库的面积几乎与城区一样大,此话虽不无一点夸张的成分,但与实际情况相差无几,因为我在日本东京看到几乎所有的大楼下都有停车库。东京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汽车保有量在世界上也数一数二,据说整个东京及其周边地区有2 200多万辆汽车,他们能妥善解决停车难的矛盾,主要还是取决于政府出台的各项措施到位。这位日本朋友还告诉我,当年为解决城市停车难也是绞尽脑汁,包括强制要求所有建筑物必须有停车场,鼓励物主多建停车库,对私营停车场则实行税收优惠,等等。

汪: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自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中,我们国家从乡镇一直到省市,各级行政部门、职能部门派到国外考察城市交通的团体不计其数了,但不知道有几个是取回真经的?

叶:我在德国生活过几个月,走访过二十来个城市,亲眼见到德国人在城市管理上的严谨。他们那儿很多城市道路上允许停车,但在限时和非限时上管理非常规范和严格,而且因为有便捷发达的导引系统,所以城市停车没感到有多难,这我有切身体会。

汪:境外很多行之有效的措施完全可以借鉴甚至照搬,但大都被“不符合国情或省情、市情、县情、乡镇情”给“一票否决”了。这里面道行很深,一般市民百姓也不了解个中缘由,即便如你我恐怕也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中国大陆很多城市,包括我们上海,从城市规划到建设,在前瞻性上是很欠缺的,眼前最直观的就是没料到汽车时代会来得这么快,以致出现了行车难、停车难等难以治愈的顽疾。

叶:我觉得这和30年前出现的电力输送弱,影响居民日常生活是一个性质的问题。我国在物质匮乏年代的家用电力网络主要功能是照明,那时普通居民家中超过40瓦的照明用电都很少,所以当电冰箱、洗衣机、空调等一系列大功率家电“飞入寻常百姓家”时,跳闸困扰也接踵而至,后来从线路到电表都进行了改扩建,才基本解决了这个问题。

汪:从时间上看,城市管理真正进入中国大陆城市管理者的视野并纳入重要议事日程,满打满算也就30多年的时间。严格地说,这还是拜这些年城市化进程加速所赐,之前或许也有城市管理,但那是随意性和粗放型的,至少在规范化、程序化、科学性、制度性等方面是不够严谨的。城市化进程对国家进步、社会发展促进很大,但各种城市病的治理也迫在眉睫,因为这是关乎国计民生之大事,等不了也马虎不得。

叶:因为停车难的袭扰已有些年月了,所以上海的有关职能部门几年前曾出台过5条措施,包括商品房提升配建车位比例、利用“边角料”建公共停车设施、公共停车场向居民夜间开放、市区推行日间限时停车制度、在特定区域实施错时停车。至于成效如何,暂时还没见到具体的调研报告。

汪:常言道:听其言还要观其行。这5条都很好,都切合实际,都具有操作的可行性,但最重要的还是要看具体执行得怎么样。光说不练假把式,又说又练才是真把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