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的“对话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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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文学批评的现状与当下的文化语境、时代特征，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的。尽管我们说，想找到一个统一的文学批评标准来涵盖与指导一切文学批评，是不现实的，但是，依然可以从当前的文学批评状况中，发现与提炼一个重要的批评尺度，即批评要与评骘对象/文本间、与文本作者间，与批评者自身心灵之间，建立起一种坦诚的、富有深度和良知的“对话关系”。
从当下文化语境的文学批评现状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这种“对话关系”的相对缺失，使批评不能达到一种更为自觉、健康，也更具规模与广泛的层面。目前，最为常见也往往令人觉得“声音”比较突出的批评言说方式，大致有这样几种：一种，是大声的附和。这是由人情化和商业化带来的批评直接交易化兑现的。这种批评很难表达出应有的真知灼见，一叶障目、夸大其词，为作品遮蔽本身的缺点，也使真正具有光彩的作品难以赢得受众真正的尊重。一种，是不负责任的棒喝。由大众传媒制造的“酷评”、娱乐化“时评”，往往先声夺人。这种批评具有反应迅速的特征，但它们往往严重缺乏学术的良知，缺乏学理性、专业化评说的视角，是以“作秀”的姿态或戏谑的态度对待作品与作者。常常以“板砖”或尖刻搞笑的话语，拆解文本的内涵，使作品或作者本来的缺憾与本有的优长，皆成为未经深层体验与咀嚼即被草草爬罗剔抉、胡乱置喙的“材料”。一种，是众声的喧哗。由于大众传媒过度地曝光，负面的或花边式“读解”，使文本或文本的作者无法得到正常的学术评价。一些健康正常的学术论争也会被媒体“放大”或“炒热”为某个“事件”。众多评说者，特别是在大众媒介的层面上，更热衷于在喧嚣中制造热闹而肤浅的“场”。由事件化到娱乐化，由学术价值最终降格为娱乐价值，真正清醒的、理性的、知性的、健康的批评话语，往往被淹没与解构，在起点与本源意义上，真正具有文学评说价值的问题与思考，反被付之阙如。严肃性的创新发现在这样的“秀场”空间之中，往往难以准确寻找到话语表达的切入点，而更多的受众则乐于“耽溺”于话语的狂欢之中，从中得到的，往往不是作品本身审美的愉悦与被透彻点评而带来的憬悟感慨，而是以看客心态或“参与者”身份，在嬉弄与杂耍中得到的某种宣泄与快慰。
应该说，以上三种批评的方式，都没有建立起与作品、作者，以及与评说者自身深层的心灵“对话关系”；都没有构成坦诚交流、意会神交式的“对话关系”；更不可能是心平气和、促膝谈心式的“对话关系”。文学批评效果显然是分层次和分境界的，当下文学批评要想建构新的批评秩序，建立起权威度、美誉度，拓展其传播影响力度，能够对创作者起到鼓舞和鞭策作用；对受众起到指导与引领作用；在整体上能够相对准确而饱满地传达思想内涵、价值判断和社会信息，那么，建构一种开诚布公、富有良知与责任感的深层次的“对话关系”，就是必需的。这种“对话”不是杂声纷纷、过耳空空；诺诺唳唳、热闹一时；不是泡沫化的空泛的，而应是具有思想穿透力的诤友良言，这当然也包括了质疑与批评，但不是哗众取宠式的，而是良言苦口式的。并不客观的谮言詈骂、攻讦谵妄，是无法替代沁入心田、产生心灵沟通的肺腑之言的。月旦臧否，真诚“对话”，最终指向的应是建构文化的坐标，树立文化的品牌，展现文化的积淀，闪耀时代的光彩，传递时代的心声。
构建这样健康的富于建设性的文学批评的“对话关系”，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改进：首先，是对“对话”的渴求。批评者面对文本的失语与冷漠，特别是专业批评在场的缺失，是批评者的失职。面对文本能够有作出及时反应的渴求；对作者有创作初衷与创作体验的探求――这是批评者应有的自觉与敏锐。当下文学批评常常因专业批评的沉默与滞缓，造成批评空间与批评话语旁落于反应迅速的网络、娱乐性杂志、报纸等大众媒介，使得具有知性和审美价值的文学批评不能及时为受众所接触了解，并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和引导作用。实际上，文本和作者是期待并在意真实、坦诚、富有深度、视角独特的批评的，就好比俞伯牙之于钟子期，有着高山流水的知音期待，这是一种默契的“对话关系”，是建立在心灵的体悟之上的，是双方真诚的对话渴求，使艺术的交流臻致于会心与意境。
其次，是“对话”的策略。对话是以沟通为目的的。沟通需要敞开心扉，在一定的、相当的文化背景、文化身份与文化积淀中，才能展开平等深入的对话。现在许多文学批评肤浅、难以切中要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批评者以浮躁匆忙的心态，以泛泛的感觉式经验式的浅层阅读浏览，即发表一些寡淡的、人云亦云的评论，这当然不是一种深度的与文本的交流对话，也自然不可能有精彩的论述打动受众、憬悟作者。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中说“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作为品识鉴赏者，应以一种沉潜的心态和在富有厚度与积累的深度阅读基础上，去真正理解作品、作者，才有可能过滤思想，在全局观照和深入挖掘中，发现和点亮作品的独特之处、洞悉其特点。所以，建构在一种负责任的专业阅读的基础上，才能构成与作品及作者对话的基点与基质；经过了作者心灵体悟后产生的文本/作品，也才能与以品读心态而言之有物、言之成理的文学批评，产生灵魂的对话与碰撞。
沟通还需要一定的技巧，这样才能使对话有充分展开的可能，并使之朝向一个更具吸引力和更具味道的互动启发的层面。实际上，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要想获得一定的受众认可与传播影响力度，注重对话的技巧方式，是必然要考虑的重要方面。我们可以从文本的创作上深切体会到这一点，文学作品的创作往往预设了受众的层面，来进行有针对性的写作，这样就会与读者的审美趣味融合，获得与满足相应的市场期待与社会效益。而类似的创作现象在电影创作上更为明显。政治伦理化叙事与借鉴好莱坞经典类型元素而改装的主旋律影片叙事；制造视听奇观的商业大片叙事；突出普世情怀与创新艺术理念的艺术影片叙事――无不针对着预设的受众层面与审美期待，并合理地建构了与官方、与大众、与世界的对话关系。而文学批评也是一种“叙事”，它更多不是讲述“故事”，而是对言说的言说，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叙述”，凡“叙述”就涉及叙述技巧，“怎样讲述”永远是对话沟通中最重要的。当下文学批评中的一种焦虑，即对受众批评阅读审美需求层次的不清晰，以及不能使真正富有良知和学理性的文学批评达到令人满意的传播效果。显而易见，一方面，当下受众对于高深莫测的纯理论的术语堆砌的文学批评并不看好，另一方面，文学批评的特殊“价值”――及时的、审美的、权威的，又成为一种独特的“可消费性”，正在为当下的文化市场所呼唤、所需求。作为与大众沟通对话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批评言说方式上“深入浅出”的功力体现。学理化视角往往切中肯綮，但应克服食古不化、食洋不化，应借鉴大众传媒评说活泼亲切、平易近人的话语言说方式，以普世的情怀融合人文的观照，使评论言说渗透值得品咂涵咏的意味；成为具有审美感染力的“创作化”文本，流淌出批评者个人的气质与性情；回应与满足与时代律动相同的大众化的视界与趣味点。在此基础上，逐渐恢复与确立专业批评衡量的权威度、美誉度，这对于拓展和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及社会主导意识形态正面价值观的传播影响力度，无疑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第三，是“对话”的媒介。在当下文化语境中，大众传媒无疑是重要的文学批评的媒介与平台。由资本与市场的共同影响，大众传媒已经成为当代大众文化生活的基本“辐射点”，渗透和影响着现实生活的诸多层面。它对于文学作品的创作层面与达至受众层面的链条，已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某种程度上，它在潜移默化中改造了并改造着文化的形态与文化的生态。文学批评想建立起健康的、良性的、富于深度和力度的“对话关系”，是不可能无视这一重要的平台与媒介的。目前，不能令人满意与令人忧虑的方面，是大众传媒引导话语、不加甄别地展示话语，甚至传播、刊载“制造”的话语，以达到其自身流通、传播、扩展影响力的目的。这其中，不负责任的文学批评往往充当的是“价值失衡”的角色――真正的学理价值含金量低，而推波助澜的促销性市场化价值却不言而喻。快餐化批评、花边式点评，以至文学娱乐化事件，才可能在大众传媒的炮制下成为常态与常规。
加强与改进大众传媒的文化导向作用，无疑是亟需的。在这一方面主导文化已在采取相应的文化对策。同时，大众传媒应不仅仅是受制、服从于资本与市场的“被塑形体”，尽管与主流传媒和精英传媒不同，大众传媒更容易体现市场的规律，但是，应该看到，无可替代的、具有一定权威度与美誉度的文学批评，正逐渐被浮现与被挖掘出来的，这也正是其合理与潜在的市场价值。而这也无疑是需要建立在与文本深层对话的基础之上。我们说，在当下多元文化的时代语境中，在批评者保持批判性眼光与超越性思维的状态下，面对大众传媒，这一由消费自由整合起来的文化公共领域，避免绝对化表述，在熟悉其性质与特点的情况下，理解与观照到受众新生活方式的媒介选择，才更有利于在此话语平台，在与媚俗的思想交锋中，赢得主动，并拓展出更为广阔的传播空间。此外，充分利用传媒的平台开设文学批评栏目，推荐文学批评行家，以此多点多面地构建受众可以被关注与接触的层面；注重评价对象与评论问题的选择，调动受众的兴趣点与情感认同。也就是，应力争在“吸引注意”和“引起合目的的变化”这两个“传播影响力”的基本元素构成上做文章，从而推动与建立批评的权威度、美誉度。而具有了传播影响力的资迅传播渠道，必然可以对社会能动性的“渠道烙印”――受众的社会认知、价值判断产生作用，并使之对体现与巩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起到一定的作用。而其中所蕴涵的健康的、坦诚的、富有活力、良知的，架构于受众、文本和作者之间的“对话关系”，应该为文学批评赢得更大规模和更广泛的社会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