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礼 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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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讲：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在刑法惩罚与威吓下，人们只知道惧怕与逃避而没有羞耻之心，如此构建的社会秩序，就远不如让民众拥有知耻精神更为和谐。

道德与法律同属于整理社会的范畴。道德依靠的是舆论抑扬，而缺乏实质惩罚力；法律只涉及犯法行为，对道德沦丧无能为力。显然在道德与法律之间需要一种规范，训练人们的知耻自觉精神。西方以宗教献身与博爱塑造道德精神，宗教与道德溶为一体。中国古代以礼制的敬畏知耻构建道德精神。礼制兼具统治与教化的双重功能，在道德与法律之间架起媒介，把许多本属于道德谴责的行为纳入管辖范围，以强制性规范标准，对那些超出道德又未构成犯罪的人实施温和惩罚与强制教化。不伴随惩罚的教化，永远是苍白无力的。人们甘愿遵守秩序，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由于惧怕惩罚引起个人灾难而不得不接受的。

礼的物态、制度和精神集中体现在京城。礼制文化传统清晰自然的展现在历朝政治制度、法律、伦理、风俗、艺术、文学之中。从北京城建史上看，其建制、布局本身就是礼制思想的产物，系由元、明两朝政府投资规划，按照周礼城建思想建造的。这里是五千年礼仪之邦的首善之区。礼作为一种社会生活的思维逻辑与行为准则，经历代皇朝精心经营，呈现权威化、规范化与程序化的特点。

礼是制度规范，按其功能分成五类：吉礼、嘉礼、宾礼、军礼、凶礼。

吉礼，《周礼》讲以吉礼事邦国鬼神。上至皇帝一年一度的祭天，下至平民百姓的祭灶，都属于吉礼。朝廷举行的祭祀，根据对象的等级，分为大祀、中祀、小祀。象征君权的天地、社稷、宗庙为大祀。其次日月、风雨雷云，以及历代帝王、孔子等历史人物为中祀。再次司户、司灶等为小祀。北京现存的坛庙物质遗产丰厚，昔日都是朝廷为举行吉礼而专门修建的。譬如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先农坛、社稷坛（今中山公园）、太庙（今劳动人民文化宫）、孔庙、历代帝王庙等等。以天地日月的祭祀时间而言，古人认为，天地至尊，选择冬至祭天，夏至祭地，在于看重冬至、夏至分别代表日渐长与日渐短的起始点。日月在人们心目中仅次于天地，选择春分祭日，秋分祭月。春分阳气正盛，秋分阴气见长，正符合阴阳互补平衡的观念。将地球绕太阳一周的四等分点，分配给天地日月。

嘉礼，《周礼》讲以嘉礼亲万民。皇帝是皇朝连续性同一性与团结的象征，他的行为实质上大都是国家行为，所以仪式繁多而隆重铺张，彰显权威的同时具有表率引导作用。平民的冠礼与婚礼亦属嘉礼范畴。

宾礼， 《周礼》讲以宾礼亲邦国。接待蕃国君长或其使节的仪式。社交礼仪亦包在其中。在这一意义上，通常所谓的礼仪或礼貌大都属于宾礼。

军礼，《周礼》讲以军礼同邦国。朝廷军事仪式。

凶礼，《周礼》讲以凶礼哀邦国之忧。安葬与纪念死者的仪式。

五礼中除了军礼以外的四礼都与普通人的生活相关。譬如：吉礼中的祭里社、祭谷神，就与朝廷的祭社稷一脉相承；嘉礼中的婚礼；宾礼中的社会交往礼仪；凶礼中的丧制丧服。在京城，由于国家典礼频繁浩大，使普通人的礼典活动相形见绌。然而，不得不承认只有京城人能够经常近距离的感受到现实过程的朝廷典礼，因而在震撼、敬畏、崇拜与摹仿的驱动下，京城社会礼仪化程度远远皇高于其他城市，显得更为规矩，更为大气。

礼作为先民政治道德遗产的文化形式，早已是程序化规范性的了。人们从中随时感到不得不趋从这些礼的标准。但是必须指出，礼对于普通人来说不一定是强制性的，通常由价值观而不是由惩罚来说明为什么古人愿意接受礼的约束。事实上，礼一直贯穿于华夏文化体系之中，礼文化模式主要由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中的一整套礼典礼仪行为构成。

不可否认，工业信息化社会的发展，社会价值观与行为模式已经发生巨大变化。譬如吉礼，今天明清坛庙大多存留，而丧失了原有功能，祭祀仪式只能作为历史记忆存在。传统中国礼文化在变迁中流失，同时也在变动中遗传。遗传维系在民族精神与民族性格文化密码的传递中，让人时刻警醒保持自立尊严与知耻敬畏的人文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