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特外交正在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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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以来，一向四平八稳的石油王国沙特阿拉伯一反常态，屡屡成为国际新闻头条。经过王位传承、空袭也门、更换王储等一系列动作，用天翻地覆来形容沙特的变化并不为过。其中，担任外交大臣40年之久的费萨尔亲王离任，由驻美大使祖贝尔接任，不仅意味着自沙特建国以来便执掌外交事务的费萨尔派系谢幕，更意味着外交大臣这一要职首次向非王室成员开放。与此同时，年轻的第三代王子进入继承序列，并掌管安全与外交事务，势必影响其对外政策走向。

三个“朋友圈”

摩洛哥学者贾比里曾这样分析当代沙特政治：“沙特家族统治建立和得以延续的三大因素是部落、战利品和信仰。其中部落是沙特政治制度的核心，战利品分配是沙特王室统治的政治经济学特征，信仰则为家族统治提供了合法性。”1932年，伊本・沙特建立现代沙特国家后，便根据国家拥有的传统资源（宗教）和新兴资源（石油），确立了沙特外交的基调和宗旨，即利用其伊斯兰教两大圣地守护者的荣耀，谋求伊斯兰世界的盟主地位;以“石油换安全”原则为基础，与外部大国结盟。为此，沙特实施了打造三个“朋友圈”的外交战略。

第一个圈子是海湾和阿拉伯世界。沙特作为阿拉伯半岛上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国家，自然将海湾地区视为自己的后院，不许伊朗、埃及等其他中东大国染指。为此，伊朗伊斯兰革命后，沙特牵头组建海湾合作委员会，联手海湾阿拉伯国家共同抵御伊朗威胁。冷战期间，面对得到苏联支持的阿拉伯世俗民族主义政权的挑战，沙特在政治上联合阿拉伯君主制国家，在安全上强化与美国的盟友关系，与埃及展开地区“小冷战”。这在20世纪60年代也门内战期间有显著体现。

第二个圈子是伊斯兰世界。沙特坐拥伊斯兰教两大圣地，以此构建宗教正统性，对外输出瓦哈比主义，打造伊斯兰盟主地位。沙特为此倡导成立了伊斯兰会议组织和伊斯兰世界联盟，将其作为进行伊斯兰外交和“软实力”建设的重要平台。

第三个圈子是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沙特虽号称海湾和伊斯兰世界的领头羊，然而硬实力不足，不仅不能为盟友提供安全保障，自己也是一个“安全接受者”。为消除政权生存之虞，沙特长期与美国结盟。但9.11事件后，沙美关系出现一些裂痕，沙特不得不规避盟友单一的风险，同时由于美国开始降低对沙特石油的依赖，沙特必须找到新的大买家，沙特因此提出了“向东看”战略。但就目前而言，“向东看”反映的仅是沙特石油销售市场的变化，尚未被赋予战略、政治和安全等方面的意义。

多重战略焦虑

身处动荡不已的中东，“战略焦虑”始终伴随着军事实力不济的沙特。近年来，伊朗崛起和阿拉伯剧变更是加剧了沙特的焦虑感。

自1979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尤其是同年11月圣城麦加发生大清真寺被武装占领事件后，沙特对伊朗的戒备和防范就与日俱增。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中东力量格局被打破，什叶派在伊拉克得势。伊朗通过与伊拉克、叙利亚什叶派以及黎巴嫩真主党结盟，向阿拉伯世界渗透，“什叶派新月地带”呼之欲出。目前，经过漫长的谈判，伊朗核问题离达成最终协议只差临门一脚。届时美伊关系将显著改善，国际社会对伊朗的制裁将松绑，这意味着伊朗将成为一个正常国家。这是沙特不愿看到的结局，因为沙特真正担心的并不是伊朗拥有核武器，而是其回归国际社会，从而实现全面崛起。近期，为了给伊朗在阿拉伯世界的渗透还以颜色，沙特发动军事行动打击也门胡塞武装。

而2010年底爆发的阿拉伯剧变不仅改变了多个阿拉伯国家的政治生态，还威胁着沙特的稳定。为防止革命浪潮波及自身，沙特主导海合会深度介入也门危机，迫使萨利赫下台，开启政治过渡进程;率海合会大军出兵巴林，镇压什叶派抗议;对于利比亚、叙利亚等敌对政权，沙特则选择支持反对派。此外，沙特还通过“援助外交”企图影响埃及等国的政局走向。

在这些问题上，沙特还与“朋友圈”产生一系列矛盾。由于对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不同态度，沙特、阿联酋与卡塔尔之间分歧不断。在对伊朗的政策上，沙特与阿曼等国明显不同，后者正与海合会其他成员国渐行渐远。而美国通过撤离伊拉克、与伊朗和解，欲减少对中东事务的直接干预，以及其在埃及、叙利亚危机中犹豫不决，也令沙特十分不满。

新人有新气象

通过一系列人事变动，现年55岁的纳耶夫和30岁的这两位第三代王子成为第一和第二顺位继承人，沙特领导层开始实现年轻化。纳耶夫和分别掌管内政部和国防部。纳耶夫兼任新设立的政治与安全事务委员会主席，还担任经济与发展事务委员会主席。这意味着前者为外交事务负责人，后者为经济事务负责人。据观察，近几个月来沙特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已显现重大调整。

首先，对外政策趋于强硬。萨勒曼即位未几便发动了对也门的战事，反映了新领导层的果断和强硬。预计未来在涉及沙特核心利益的重大问题上，或为遏制伊朗，沙特还会采取强硬和激进的政策;其次，“称霸”思想初露端倪。为打击胡塞武装，沙特组建了包括海湾国家、埃及等国在内的军事联盟，还积极推动组建海湾和阿拉伯联合部队。此举意在通过结盟弥补自身军事实力不足的短板，迎接美国离开中东和伊朗核问题政治解决后的新中东;再次，修复盟友关系。萨勒曼即位后，立即着手修复与因穆兄会问题产生隔阂的卡塔尔和土耳其的关系。一方面说明沙特新领导层对穆兄会的态度发生变化，另一方面也预示着沙特、卡塔尔和土耳其可能在叙利亚问题上达成某种一致。在叙利亚政府军连失多个战略要地，呈现疲态之时，不排除三国会联手对叙利亚采取强硬措施。

但未来，沙特新领导层仍面临不少外交和安全方面的挑战。从大的方面看，可概括为“头号盟友渐行渐远，最大死敌强势崛起”。一般认为，目前当政的“苏德里系”是沙特王室内的亲美派，新任外交大臣也曾是驻美大使，但美国调整中东政策对沙美关系造成的创伤较难恢复。最近，萨勒曼国王缺席在戴维营举行的“美国―海湾峰会”，或许就反映了沙特的不满。此前，法国总统奥朗德应沙特邀请出席在利雅得举行的海合会磋商峰会，沙特通过此举传递的信息耐人寻味。另一方面，沙特与伊朗的安全困境将长期存在，两者之间的“冷战”和军备竞赛将持续下去。

此外，沙特新领导层还面临也门、叙利亚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等问题带来的挑战。也门危机实质上是其国内力量此消彼长所致，并非沙特定义的教派冲突，最终也门问题仍需要通过谈判解决。而叙利亚问题更是错综复杂，沙特若采取冒险行动，将雪上加霜。对于“伊斯兰国”，沙特关注的是其与国内安全的联动，可能会在反恐的范畴内对待其威胁，但不会对其采取强硬措施。

从总体而言，沙特硬实力的欠缺，决定了其靠一己之力无法应对这些挑战，需依靠盟友协助。但土耳其和卡塔尔在叙利亚问题上各有算盘，埃及和巴基斯坦在派地面部队打击也门胡塞武装上也不爽快。由此可见，一些国家是因经济诉求而“做小伏低”，只把沙特当“金主”，其实并不和其一条心。另外，当前油价持续走低、新能源迅猛发展以及沙特主动放弃油价调节器角色，将为沙特新领导层实施外交和安全战略带来新的挑战。

（作者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语学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