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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梦菲 曹纪元 单位:郑州大学法学院 天津师范大学
根据意思自治原则结合《合同法》的有关规定,法院认定该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尊重了双方当事人在合同订立时的自由意志,也尊重了法律对于合同成立的相关规定,以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目的适用意思自治原则对法律进行补充,使之更符合人民群众的正当利益。公平原则公平是“以利益均衡作为价值判断标准调整民事主体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确定其民事权利和民事责任分派的要求。”[6](P53)公平原则更大层面上保护了社会的正义,是民事主体之间权利与义务的均衡和客体民事责任上的平衡。如一个损害社会和他人利益的人,无论其责任大小都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一样,该原则从外在的客观方面判断了利益的归属。2009年2月17日,郑州市某艺术幼儿园5岁的晓强在操场跑步时不小心摔倒,情形严重。幼儿园老师与其母将晓强送到医院,经诊断晓强右肱骨踝骨折。幼儿园在晓强住院期间派老师进行陪护,并支付了晓强的医药费。后经郑州市陇海法医临床司法研究所鉴定,晓强构成9级伤残。向幼儿园索赔未果,晓强的母亲以晓强为原告,其为法定代表人,将幼儿园告上法庭,要求幼儿园承担各种经济损失共86119.47元。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作出了一审判决,该幼儿园仅承担赔偿金的50%。原告不服向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郑州市中院认为,该案中晓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对于这次事故自身没有过错,幼儿园也尽到了其职责范围内的管理义务,对晓强的损害也没有过错。法院根据公平原则判定当事人双方各承担50%的责任最为合适,因此二审法院依法作出了终审判决[7]。诚实信用原则该原则适用于所有民事活动,是在自愿平等的条件下当事人应坚守的一种信仰。
公序良俗原则公序良俗包括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公共秩序是人类几千年发展进程中形成的为人类所熟知的基本秩序;善良风俗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一般伦理道德。这两者作为社会最基本的行为规范,用法律条文的形式约束民事主体的行为,也保障了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蒋伦芳与黄永彬1963年结婚。1990年,蒋伦芳继承遗产取得一房屋所有权,后因拆迁安置给她另一套房屋,蒋伦芳与黄永彬于是将该房屋以8万元的价格出售,并给予养子黄勇3万元。1996年,黄永彬与张学英相识并同居,2001年黄永彬因肝癌晚期立下书面遗嘱,将其所得的住房补贴金、公积金等和出卖住房所获房款的一半4万元等财产遗赠给张学英,并且对该遗嘱进行了公证。2001年4月黄永彬去世,张学英以遗嘱向蒋伦芳索要遗产遭到拒绝,便向泸州市纳溪区人民法院提讼。法院以遗嘱人黄永彬所作出的遗嘱违反《民法通则》第七条“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为由,对张学英要求给付遗产的主张不予支持。原告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8]。可见,在适用公序良俗原则的时候应当坚持人权优先保护的原则,根据现实情况作出符合公平正义的判断。但是有学者也提出在泸州遗赠案中,应当尊重当事人依法处分自己财产的权利[9]。因此在民事司法中适用公序良俗原则依旧需要谨慎。民法基本原则在民事司法适用中存在的问题当学术界还在讨论民法的基本原则是否可以直接适用司法实践时,民法的基本原则已经慢慢渗入到民事司法实践中。但民法基本原则的模糊性将其使用外延宽泛,从而造成其不确定性,法律说服力不强。民法基本原则就像一把双刃剑,在指导民事司法实践的同时,也为法官提供了更多的选择,赋予了法官更大的自由裁量权。但是,过多的自由裁量权也会阻碍司法前进的步伐,使社会公共利益受损。这也正是民法基本原则在民事司法适用时存在的严重问题。我们并不能排除一些法官在处理案件时刻意规避严格的法律规则而适用法律原则的情况,即“法官造法”的可能性。
在合同法立法过程中,有学者针对法律原则的适用提出这样的建议:在现行法虽有具体规定,而适用该具体规定所获结果违正义时,法院可以不适用该具体规定而直接适用诚实信用原则,但这种情况应报最高人民法院批准[10](P443)。然而如果每次适用民法基本原则都报最高人民法院批准的话,不仅不能使法律程序便捷,反而更增添了司法成本,因此民事司法中民法基本原则应该只有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规则时才能适用。民法基本原则在民事司法适用中的完善首先,在立法层面上,应当规范民法一般规则的准确性和适用性。由于法律的滞后性,不能做到适用于生活的各个方面,但是法律规则质量的提高可以减少民法基本原则的使用概率,减少法官自由意志的发挥,削减自由裁判权。同时规则的适用增强了法律裁判的确定性和有法可依。其次,提高法官的职业能力和素质,转变法官主观适用民法基本原则的倾向。法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的时候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在保障公平正义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可以适用民法基本原则作为补充。法官在民事司法中需要在当事人利益和法律面前做出正确的判断,维护法律的尊严,也要保障公民和社会的利益。再次,加强司法监督。监督是法律得以正常运行的重要机制。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可以在行使法官自由裁量权时起到提醒作用,这样不仅可以让广大群众参与到法律中,提高全民的法律意识,也为法官正确运用自由裁量权指引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