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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是表示物体做功能力大小的物理量,可分为动能、势能、热能、电能等,单位是焦耳。后来“能量”词义逐渐泛化,突破了物理学领域而延伸到现代汉语常用词汇中,用来比喻人显示出来的活动能力,如:
(1)刘小雄也是最早的那批“穴头”,据说他的能量非常大,可以在一天之内给剧组召集1000名群众演员。(卞庆奎《中国北漂艺人生存实录》)
(2)这个马晋雄之所以有这么大的能量,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他武功高强,曾多次在全国武术散打中拿过名次。(张平《十面埋伏》)
近来,当我们把目光转向各种报刊媒体时,就会发现“正能量”扑面而来,吸引着大众的眼球:
(3)感恩的力量不断传递、扩散,提升着今日中国的温馨指数,也升华着13亿人的民族精神。多一些感恩之心、感恩之为,社会就多一些正能量,少一些“冷漠症”。(《人民日报》2012年7月1日)
(4)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中国人依然认为奥运精神是激励自己的正能量。(《环球时报》2012年8月14日)
(5)正能量好比一座“磁场”,可以向外辐射积极和乐观。拥有正能量的人是自信、值得信赖的,和他们相处你会感到安全和轻松。(《生命时报》2012年8月28日)
上述例句中的“正能量”分别和“感恩、开心、自强不息、励志、高尚、坚定、美好”等一系列褒义词语紧密联系在一起。很明显,这些“正能量”已非科技术语,而是用来指积极有益的影响、状态或力量。换言之,只要是能够产生向上的希望,使人不断追求、让生活变得更加温馨幸福的动力和情感,均属于“正能量”。
从词语构成上看,“正能量”是无标记词语“能量”进一步标记化的结果。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其能指和所指之间往往存在着理据性,这就是认知语言学强调的语言符号象似性。语言象似性有多种表现,其中数量象似性认为信息量大的概念其语言表达形式相对就越长越复杂。当原有的“能量”一词只是停留在指人的活动能力而不足以表现积极向上等词义特征时,语言自身就会作出调整,就会通过加大词的长度这种方式来起到补足作用。从词性上看,“正能量”中的前加标记“正”是一个区别词,而区别词只能修饰名词作定语,表示事物的特征和分类。“正能量”就是借助“正”这一前加标记来标示“正面、积极”等语义特征。
“正能量”一词的流行并非偶然,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原因:
首先,自媒体强大的传播力量。网络改变了传统的大众传播模式,尤其随着论坛、博客、微博的出现,每个人都可以参与语言创造,尽情地发挥对语言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时至今日,自媒体越来越体现出惊人的传播力量,许多新词语往往先是在微博、贴吧等自媒体中发酵,然后才迅速蹿红。“正能量”也不例外。2012年7月,有人在微博“点燃正能量”的博文后,立刻引起了众多网友的围观和跟进,一时间“点燃正能量”的口号在网络蹿红。
其次,语言使用过程中趋利避害的社会心理因素也使得“正能量”颇受青睐。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存在着对立面,从理论上说,有代表乐观坚强、积极向上的“正能量”,就会有代表悲观脆弱、消极低沉等的“负能量”。如:
(6)有过类似经历的青年男女,不要太多压抑自己,要多向值得信任的好朋友倾诉,或者去专业的心理咨询机构寻求帮助,释放精神上的负能量,从而变得乐观坚强起来。(《南国早报》2010年12月22日)
“正能量”和“负能量”作为意义相对的概念,其使用本应该平分秋色,处于相对平衡状态。有意思的是,通过百度和人民网报刊等进行语料检索,我们却发现“正能量”和“负能量”在分布上呈现出不对称状态,前者的使用频率明显高于后者。究其原因,是语言使用过程中趋利避害的社会心理因素造成的。人总是看重追求积极的方面而去回避摒弃消极的方面。这种心理因素在语言中也有体现,如褒义词的使用频率总是高于贬义词、大量委婉语的存在等等。英国语言学家利奇据此曾经提出了语言使用的“乐观原则”。人们倾向于优先使用具有积极意义的词语,在这种语用心理的驱使下,语言使用者更偏爱具有正面意义的“正能量”,它可以承载人们心目中的美好期盼。
再次,2012年8月以来,英国心理学教授理查德・怀斯曼所著的《正能量》一书开始畅销,促进了“正能量”的流行。该书揭示了人的行为模式与信念、情绪、意志力之间的密切关系,并通过一系列训练方法来激发信任、豁达、愉悦、进取等正能量,抑制自私、猜疑、沮丧、消沉等负能量。这本心理学著作出版以来受到广大读者的热捧,在一定程度上对“正能量”一词的流行起到了推动作用。
在社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激发和点燃正能量,不仅自己积极、乐观,更加自信、充满活力,同时也能够把这些正能量传递给别人,感染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