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民福利水平研究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中国国民福利水平研究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摘要】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制度性变革所释放出的生产能力已经充分利用,变革不彻底的制度支撑着高速增长的经济车轮势必会对整个国民福利产生某些重要的影响。收入分配、政府职能弱化或失灵、环境透支等问题都是在这种不完善的软环境中伴随着经济高增长一起产生的。这些矛盾不断积累和恶化,正在成为制约我国未来经济高增长的障碍,中国未来经济高增长能达到多大的广度和深度取决于这些障碍能否得到有效解决,本文试图在这些问题上有所突破。
【关键词】 经济增长 国民福利 批判视角
1、居民收入在GDP中的比例逐步降低。收入水平是决定福利水平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在初始发展阶段。如果基本的收入保持不住,那将直接影响国民福利水平。就国民收入而言,在两个方面严重影响中国国民的福利水平。一是中国个人收入增长仅停留在绝对的数字上,收入的增长数字意义远远超出了实际意义,除了数学意义外没有任何经济价值。也就是说个人收入在GDP收入中相对下降。二是就中国的GDP再分配而言,GDP或人均GDP的增长率我们已经很高了,但是GDP范畴中并不是全是能够用来提高生活水平的,其中有很大程度上的GDP被消耗掉或者被不断地投资循环,最终体现在福利水平的部分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这可以由人均收入占人均GDP这个指标来衡量,图1描绘出了1978―2009年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分别占人均GDP比重的变化趋势。从图1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还是农村人均纯收入所占人均GDP的比重总体上都呈现下降趋势。
2、居民、企业、政府之间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经济增长的最终成果是需要在经济活动参与者之间进行分配的,从经济增长中获益的无非是企业部门、政府部门和住户部门,经济增长的成果在这三部门中的分配状况实际上体现的是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和不同的国民福利的状况。根据1992―2006年国家统计局编制的资金流量表为基础,分别测算出了企业、政府、住户三部门分别占初次分配、再分配中的比重。为了便于集中考虑实体经济部门,我们将非金融企业和金融机构合并为企业部门。具体趋势见表1。由表可知,在初次分配中,企业与政府所占比重总体呈现出增加趋势,两者分别上升了3.33和3.06个百分点,那么相对应的是住户部门所占比重下降了6.39个百分点,住户部门所占比重的降低对应的是企业和政府部门相应的增加。这说明中国经过近30年的高速发展,住户部门总体上所占比重是呈现出逐步下降趋势,至少说明劳动者在经济活动中的相对地位在下降,资本仍然占有很大的比重,有利于投资者而不利于劳动者,有利于生产而不利于消费,这是福利水平相对下降的重要因素。从再分配环节看,住户部门相对于初次分配由1992年的净受益方逐渐转变为2002年以后的净损失方,且净损失逐渐成为趋势;企业部门相对于初次分配是净损失方,但其净损失在逐渐缩小,再次分配占比与初次分配占比的差距在逐渐缩小;而只有政府部门相对于初次分配一直是净收益方,而且其净收益在逐渐扩大。所以,从各部门通过再分配环节而产生的收入相对变化来看,唯有政府部门的收入是相对上升的,而居民部门的收入甚至因再分配而发生了相对下降。就此而言,政府并没有发挥利用再分配机制去改善全社会收入分配结构的作用。这种变化趋势与国际经验恰恰相反。
3、收入差距与国民福利畸形增长。按照庇古的观点,收入差距也是影响居民整体福利水平的主要因素,收入差距拉大从一个侧面反映的是一个国家分配制度失灵。根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中国在分配问题上,存在贫富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主要是城乡居民间、地区间、不同行业职工间、高低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过大。社会财富呈现向少数人转移的态势,收入分配不公平成为当前最突出的社会问题,具体见表2和表3。
二、影响国民福利提高的因素分析
1、倾向以投资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中国以投资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一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靠的是资源的无效率的使用,消耗了大量的财富流量,经济增长的绩效较差。所有的高增长经济体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基本上都经历了高投资率,只有不断的投资才能获得未来的发展能力,但是当这种投资达到一定程度,社会产品已经并不那么稀缺,经济增长应该由投资主导转向消费主导,由外需转向内需,切实解决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问题。日本、亚洲四小龙等都是成功的典型,我国目前经济社会结构矛盾凸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发展方式造成的。发展方式决定生活方式,这种偏重投资的经济增长方式势必不断挤压人民群众的生活空间,资本尤其是垄断资本愈来愈强,社会结构不断恶化。图2表示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三驾马车”驱动经济的情况。
2、分配制度失灵、缺失。我国目前的社会福利制度设计某些方面出现了一些冲突性矛盾,产生了一些有违于社会公平的地方。诸如新老退休人员之间、城镇企业与机关事业单位之间、特殊群体与一般人员之间、不同地区不同效益水平的企业之间、同一地区的不同企业、不同的个人、城市和乡村之间等等,社会福利制度设计存在缺陷,也正因为制度设计缺陷,直接导致社会福利政策偏离公平,突出表现在当前按“等级身份”享受不同社会福利待遇的不公平现象,这已经影响到了一些地方局部的社会稳定,涉及到对广大普通工人和农民的政治歧视的倾向,这与社会主义本质要求是不符的。
3、官员考核体制不健全。GDP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综合衡量指标。因而长期以来,GDP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考核干部政绩的“硬指标”、显性“政绩”。GDP数字高,说明干部能力强,可能升迁;数字低,就被认为分管官员能力不行,不但升不了官,还可能被“末位淘汰”。这样一种制度安排势必促使掌握巨量资源的地方官员寻求自己的政治利益,经济决策将会注重短期的GDP增长,而忽略长期的发展,而GDP不能体现经济发展质量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浪费和效率的低下,使得原本民众可能享受到的福利被不断挤压。
三、政策建议
第一,转变投资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财政政策的实施由过去的被动和盲目逐渐走向主动,这主要是受到凯恩斯有效需求不足理论的影响。但是理论和实践告诉我们,凯恩斯有效需求不足理论的适应性受到诸多条件的限制,如果盲目的脱离约束条件,大规模的财政政策将会对经济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长期下去,会挤出民间需求,使国民经济丧失活力,从而不利于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第二,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加大准公共物品的提供。在公共服务体系内部,尤其是医疗、教育、住房三大开支所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最大,如果政府加大对这些公共产品的提供,将会极大地释放消费能力。第三,充分发挥转移支付的财政政策。从上文可知,正是政府主导的“三高”经济增长方式导致我国国民福利提高缓慢,出口导向战略的过度实施形成的要素价格扭曲是制约国民福利提高的根本因素。因此,充分发挥财政政策要转变我们的观念。应该发挥财政政策的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为经济发展创造一个公平的环境。因此,增加转移支付、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减税、创造良好的政务环境等应是财政政策积极发挥作用的主导领域。第四,改变干部考核的制度安排。现行干部考核体系是与经济增长相关指标直接联系到一起的,而出口额和吸引外资的规模就是其中的主要指标,这就强化了地方干部在利用外向型战略发展本地经济的时候重数量、轻质量,过分追求短期利益。结果是只注重经济增长,却忽视了社会的同步发展,造成了微观层面的矛盾累积,最终对宏观经济的内外部失衡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也意味着要改变现有的干部考核体系,从微观层面杜绝地方政府对外部因素的过分依赖。
【参考文献】
[1] Pigou,Arthur C:the Economics of Welfare[M].London:Macmillan,1932.
[2] Lionel,Robbins:An Essay on the Nature and Significance of Economic Science[M].London:Macmillan,1932.
[3] Song Byung Nak:The Rise of the Korean Economy[M].Hong Ko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
[4] 郭平、李恒:居民收入分配规范函数及其福利评价――模型及实证分析[J].财经研究,2006(5).
[5] 杨缅昆:国民福利:诺德豪斯-托宾核算模式评析[J].统计研究,2007(5).
[6] 林民书、张志民:GDP增长、投资低效与居民福利的提高[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4).
[7] 霍景东、夏杰长:公共支出与人类发展指数――对中国的实证分析:1990―2002[J].财经论丛,2005(7).
[8] 李扬、殷剑峰:中国高储蓄率问题探究[J].经济研究,2007(6).
[9] 郭树清:中国经济的内部不平衡与外部不平衡[J].经济研究,200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