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公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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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在几乎任何领域都有研究和发言，可谓清末民初第一大公知。在今天，中国已无从寻觅这样融汇古今、学贯中西、横跨多界的人物，而“公知”在公众中已成为负面词。我们为何没有再产生站在时代前沿，视野宽广、目光远大的思想巨子？我们是否需要引领思想，树立社会良心，瞭望国家未来的“公知”？

当下中国需要公知吗

赵楚：公知是人为强行贴上的一种标签，既不专业，也非社会身份。而被“公知”的人，无外乎是就重大公共社会生活、公共利益问题发言。他们可能是专业科研人员，也可能是普通公民。所以，与其说是公知不如说是公民。这是现代社会每一个公民拥有的责任，也是他的权利。所以，我反对公知这个提法，我也不认为这个社会需要公知，这个社会需要公民。

十年砍柴：公共知识分子是公民中的一部分，但却是公民中接受过专业教育、具有一定责任感的，而且还要有相当的表达才能的一部分人。谁都可以对公共事物发表议论，比如北京的出租车司机，实际上就有点公知范儿，但你不能说对所有的公共事物发表议论的就是公知。任何一个民族在任何时代都需要公知，而今天的中国无疑更需要。当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污名化，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他们了。恰恰是中国今天没有像萨特、梁启超那样的大公知，才让我们感觉到这个时代更需要公知。

朱学东：我们这个时代还没有产生梁启超那样伟大的公共知识分子，我们更多的就是一些时评家，时评家一定不是公知。

高超群：毫无疑问，我们现在不是一个公民社会，但是我们在朝着公民社会转型，转型期的公民精神、公民品格、人格怎样诞生？我觉得这个事只有公知、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能承担。公知之间的深入讨论，会把更多的民众带到辩论中来，提出更基本、更重大的问题。

赵楚：不管是谁都不可能代表别人，每个人都是在代表自己在发言。公共知识分子要从制度、社会、个人行为上建立公共讨论空间，每一个人都要学习合理表达自己的意见，用自己的逻辑和经验展示自己，而不是靠嗓门大或其他手段获得支持者。

十年砍柴：公共舆论无需“代表”，当一个公共知识分子说的话有很多人认同，这并不是法律或政治选举意义上的授权代表。像梁启超的文章鼓舞了很多人，这影响的效果不那么容易量化，却是大家看得见的。所以不管公知污名化到什么程度，也不能否定这个时代需要真正公知。无非是，我们这个时代产生不了梁启超。

公知是公益还是公害？

赵楚：公知是公害。第一，无论是政治体制的改革或改进，还是背后牵涉的政治、法学学理，都是非常专门的知识和学问，需要专门学习和训练。而现实中，很多重大公共问题的发言人，没有相关专业背景，只是以感动代替思考，以一种非常扭曲的、片断的尝试，代替重大公共问题背后的制度讨论、学理思考，这个已经对社会带来了非常大的危害。

十年砍柴：当下，尽管有那么多的不合格“公知”，但他们在努力过程中，还是起到了一种普及、介绍的作用，所以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公知是公益的。

朱学东：在公共传播平台上常能看到，一些公知在传播一些似是而非、真假难辨的心思，这是非常恶劣的误导公众的行为。而真正的公知，是建立在理性思考之上的，无论是萨特还是萨义德，都不是靠秀美的文本来呈现自己关怀的。这是我为什么认为“公知成为公害”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们要对当下社会的对垒承担责任。

高超群：所谓“秀美的文本不够理性”，我觉得这不是问题。不可能所有的表达都是理性的，如梁启超，是以笔端带感情著称的，他的表达里也会有夸大和不实，但这并不影响他成为一个优秀公知。

赵楚：萨特也好，梁启超也好，都不是我们严格意义上讲的公知，梁启超在东京论战时是政客，萨特是职业哲学家，他们可以靠这个职业吃饭和生存，并不是公知。今天说不存在公知，是因为没有人凭这个称号可以吃饭，国家不会承认，也不能养家糊口。

十年砍柴：公知与其本职不是对立的。不同职务、不同职称、不同行业的人都可以成为公知。梁启超对公共事物的发言就起了作用，推动了社会进步，和他是不是一个政客无关。

总结

十年砍柴：尽管今天的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群体表现不尽如人意，但是我坚信中国是需要公共知识分子，而且需要更高的、更有担当意识的公共知识分子。

赵楚：中国不需要公共知识分子，但需要更有公共精神的公民。在座的各位，请和我们一样去做一个有公共精神，公共关怀的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