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分层资源分析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高校分层资源分析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大学是人类社会发展最为重要的推动力，大学兴起带来大国兴起是个世界现象。在知识创新进一步加快，人才和科技作为国家核心力量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的形势下，大学再一次地站在了世界各国竞争的中心位置。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能够注意到大学分层现象的存在，即在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大学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进入到特定的层级中，并且这一趋势在高等教育体系发展过程中不断强化，引起广泛关注。不论是世界一流大学名号还是各类纷繁的大学排名，也不论这些概念背后的确切涵义是什么，不可否认的是在现代社会中，以大学地位为主要辨别标志的大学分层已经成为各种资源在高等教育系统中进行再分配的重要影响力量，大学与其外部资源通过分层形成了紧密的关联。
一、大学分层现象的产生“分层”这一概念是源自地质学，而社会学则借助来研究社会现象，社会分层(SocialStratifica-tion)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基本概念，在社会结构研究中居于核心位置。社会分层的产生往往是由于一个社会中存在着拥有不平等财富和权力的群体。马尔科姆•沃特斯(MalcolmWaters)对分层进行了解释，他认为在最一般的层面上，分层指的是所有符合以下条件的不平等体系，即人们把社会的组织方式理解为多少属于上下连续的等级秩序安排起来的各个层级。［1］在社会分层研究中，个体是主要的研究对象，而对于组织的分层研究却比较缺乏。美国著名教育学家伯顿•克拉克(BurtonR．Clark)在其《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导言中指出［2］15－16:社会学家长时期来一直注意社会的分层以及伴随而来的社会流动和不平等问题。他们的研究主要是关于个人的地位，……他们较多地注意了个人地位的变化，但很少注意院校的地位以及系统内较大单位的相对的社会地位和学术等级等现象。……集中注意院校的地位，也带来在维持大学和学院的优势以及推进多样化和适应性方面的广泛的公共政策的问题。对于大学分层这一现象，马丁•特罗(MartinA．Trow)认为这些高等教育组织正式或非正式地按照各种各样的地位、名望、财富、权力以及影响进行分等，而其等级一般是指作为一所学术机构以公认的质量和特色为基础所取得的名望和地位。［2］131－134从大学发展历史看，分层并不是在大学诞生之初就有。一般说来，大学诞生于中世纪，关键性的事件就是12世纪末博洛尼亚大学和13世纪初巴黎大学的出现，并且中世纪大学的出现和发展都跟其所处时代的教会势力具有紧密联系，其中一个最显著特征是大学间的高度统一性。罗伯特•赫钦斯(RobertM．Hutchins)强调，“中世纪大学有一个统一的原则，那就是神学”［3］。除了宗教神学外，其所传授的内容基础也是所谓的“文科七艺”［4］。中世纪大学虽然受到教会的严格控制和宗教神学的制约，但随着社会现实需要的发展，教授的学科逐渐从单一神学转型为神学、文学、法学和医学并存。不同大学也各有所长，如博洛尼亚大学的法学、巴黎大学的神学和文学、法国蒙彼利埃大学的医学。此时，大学并没有产生地位上的明显差异和等级层次，大学之间处于相对平衡的状况，没有哪个大学获得比其他大学更高的社会地位。就大学发展历史而言，大学的分层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分层的形成是建立在分化的基础之上。但必须强调分化并不是分层，因为分化没有使得哪一个社会单元相对于另一个社会单元具有了特权地位，而分层往往是涉及权力和结构的问题。在社会分层中，个体的特征和社会结构都会造成个体之间的不平等和社会等级层次差异，而大学的个体特征和其所处的系统结构同样也会对其分层产生重要的、甚至决定性的影响。克拉克•科尔(ClarkKerr)认为，现代高等教育系统功能分化的结果是同属高等院校的机构在发展目标、职能定位、资源渠道、管理体制等方面越来越不同［5］。经过中世纪大学漫长的发展历程，17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基于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革命运动的基础之上，随之而来的科学革命使得西方出现巨大变革，而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大大推进了大学的变革，新型的大学和各种类型的高等教育组织纷纷出现。如18世纪法国出现了专门学院，俄国出现了技术性专门学院;19世纪初德国成立了柏林大学，也出现了以实用主义为主的工科大学和专门学院;19世纪中叶美国出现了州立、市立大学，19世纪末产生了初级学院，这些初级学院又于20世纪中期改为社区学院［6］。这些学术机构的出现构建了以往任何时期都没有出现过的高等教育系统，而这个层次错落的系统结构奠定了大学分层的基础。在这个过程中，一个最为重要的标志性事件就是1810年由当时的普鲁士教育大臣威廉•冯•洪堡在柏林创立了洪堡大学，这是一所根据研究教学合一的精神而创立的大学，它因此被誉为“现代大学之母”，也是现代研究型大学的雏形。洪堡大学的形成对于大学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的出现使得大学不再是简单的功能性差异，大学开始出现质的变化，研究型大学这一特定的群体出现将使它们成为大学分层的标志性群体，而研究型大学本身的发展也使分层变得日益明显。大学学术机构的研究始终是依赖于资源的获得，而资源从来就是缺乏的。对于这种现象的出现，罗杰•盖格(RogerL．Geiger)认为［7］:随着大学对资源的不断追寻，竞争产出了一种自然的等级制度。最好的研究者倾向于选择那些能够为其研究开展提供最好条件的机构，最好的学生基本上也是这样。纵观整个20世纪，大学等级化的过程以越来越高的功效发挥着作用，与此相伴的是资源的积聚。众多大学对于资源的强烈诉求和渴望，驱动越来越多的大学孜孜不断地追求更高的地位等级。
二、大学分层的资源依赖动因及其影响社会分层的实质是社会资源在社会中的不平等分配，即不同的社会群体或社会地位不平等的人占有那些在社会中有价值的事物，其根源还是在于各类社会资源的稀缺性。作为分析社会分层现象的两大主要视角，功能主义理论和冲突理论“这两种观点都指示人们去注意资源的配置问题”［8］。对于大学分层来说也是如此，正是由于大学对于外部资源的高度依赖，使得大学分层的资源动因更加强烈，也更应关注大学分层与资源的关系问题。作为资源依赖理论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美国学者杰弗里•菲佛(JeffreyPfeffer)和杰勒尔德•萨兰基克(GeraldSalancik)提出了四个重要假设［9］57:组织最重要的是关心生存;为了生存，组织需要资源，而组织自己通常不能生产这些资源;结果，组织必须与它所依赖的环境中的因素互动，而这些因素通常包含其它组织;生存因此建立在一个组织控制它与其它组织关系的能力基础之上。因为组织依赖它的环境中的因素来获得资源，这些因素能够对组织提出要求。而组织也许发现自己正试图满足这些环境因素所关切的事情。从上述假设中，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资源对于组织的重要程度，大学组织对于外部资源的高度依赖对其组织行为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因此深刻塑造了大学分层现象。
(一)分层是大学组织对外部资源强烈依赖的应激反应。一般而言，大学是非营利性组织，它提供的主要产品是高等教育，自己并不能生产自身生存所需要的各种重要资源，因此对外部环境提供的资源具有高度的依赖性。从大学资源来源渠道看，其资源主要是研究赞助、学生学费、政府拨款、基金、企业和个人捐赠以及其投资收益等，但是这些资源并不能自然而然获得，并且“和大学的期望和需求相比，大学现有的资源总是不足。……资源短缺对决策将会起到决定性作用”［10］4。那么大学如何获得自己生存发展的资源?按照菲佛和萨兰基克的看法，它必然取决于大学与外部环境之间的沟通、协调和控制能力，而在现实社会中这种能力往往基于广泛的社会评价。“由于组织消耗社会资源，社会就要评价组织活动的有用性和合理性。”［11］“大学必须顶着巨大的政治阻力与其他部门竞争，通过显示成绩来争取公众支持。”［10］6大学分层正是为大学提供了展现自身价值的好机会，一旦某个大学获得了较高声望和地位，那么这种地位就能为其带来良好的社会评价和社会认可度，进而从外部环境吸引更多稀缺资源流向组织。实际上，大学组织的分层成为大学获取外部资源的“合法性”依据。在这里，“合法性”不仅是指法律或政策上对地位较高的大学获取稀缺资源的硬性规定，也包括了文化观念、社会制度、社会期待等一系列制度环境对较高地位的大学获取稀缺资源的肯定。从这个角度看，大学分层其实是大学对外部资源强烈依赖的一种必然的反应。通过分层这样的合法性机制，当大学处于本国高等教育系统金字塔尖，甚至是世界大学体系中的顶尖层次，获取更多稀缺资源就自然而然获得了外部环境的认可和支持，从而对外部环境的资源有了强有力的控制能力。
(二)控制外部资源的强烈意愿促成大学分层中的联盟。与社会分层一样，大学分层并不是个体的分层，而是群体的分层，形成了如韦伯所说的“地位群体”。对资源的强烈依赖不仅使得大学寻求分层中的更高地位，而且促成具有共同地位声誉的大学组成联盟，形成具有一定排斥性质的地位群体。对于大学分层中联盟的形成，在菲佛和萨兰基克看来是由于“没有一个组织可以完全自给自足或者对自己的生存条件具有完全的控制力”。［11］23换句话说，大学个体对于外部资源的控制能力并不足够强大，而这对于大学生存发展来说是相当危险的。“组织最关键的活动是通过建立足够强大的联盟来确保生存”。［11］26－27在众多的外部资源竞争者和变幻莫测的环境下，大学必须寻找最有力的联盟来规避风险，确保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从地位群体形成的过程来看，大学分层中的联盟往往是与大学的地位紧密联系的，地位接近的大学更容易形成紧密联盟，进而确保在激烈的外部资源竞争中获得有利地位。大学分层中联盟最重要的作用当然就是控制外部资源。比如，美国大学联合会(AAU)每年的首要游说问题几乎都是科研经费，其次是努力阻止联邦政府做那些大学联合会认为不好的事情，诸如组织联邦政府通过逐步控制非官方的认证体系，将其影响扩大到学院和大学的内部学术决策中。［12］同时，通过联盟还可以使处于同样分层中的大学间用于竞争的资源损耗减少，使外部的资源竞争成本能够内化，从而达到相互依赖的有组织的协调的效果。(三)分层中的大学组织依赖外部资源的影响。分层赋予了大学获取外部资源的合法性，但是这种合法性也意味着大学在一定环境中要被制度化，也就是说大学分层中大学地位的获得以及资源的获得有一个合法化过程，这种合法化不一定是大学自身的需要，而是制度环境的产物。具体而言，当控制组织生存和发展的资源的外部团体或中心组织处于强势位置，对现有资源具有依赖性的组织又无法寻找替代性资源时，外部团体或中心组织对大学的影响力无疑是巨大的［9］59:如果一个控制着重要资源的组织有权力操纵其它组织，难道它不会去积极行使这种权力吗?为什么不用这种权力迫使有依赖性的组织作出期望的行为呢?也许事实上发生的是权力强大的组织渗入到那些依赖它的组织中去，而不是与这些依赖它的组织共同抉择。所以，大学分层并不是简单的大学地位主动获得的过程，在分层过程中大学为获得外部资源它必须对外部环境的诸多要求作出回应，有时甚至是与大学自身发展理性相矛盾的。其中，作为大学外部资源的重要来源，政府对大学的影响尤为明显。克莱帕(KnaappM)就认为［13］:非政府组织对于政府的依赖可能产生的四方面的消极影响:(1)官僚化。政府资助(PublicFunding)会使非政府组织更加官僚化。(2)不当管制(Inap-propriateRegulation)。如政府会审核组织的收支或资源的投入与产出等。(3)自主性的威胁(ThreatstoAu-tonomy)。组织的独立性、自主性受到影响，甚至有可能背离组织的使命。(4)财务不稳定(FinancialInse-curity)。依赖政府资助的最大缺点就是不确定性。芝加哥大学前校长格雷(HannahGray)曾形容为了获取政府资源，“大学不再是国家科学理事会和其他机构的研究伙伴，而变成了一个小贩，不得不服从联邦资助制度的那些高度集权制度和规定。”
三、组织资源集聚对大学分层的固化大学的组织资源可以分为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它们是大学可以直接控制和支配的资源要素。组织资源的集聚体现在诸多方面，对于大学而言，最重要的资源就是人才资源、经费资源和政策资源，三者也时常互相交叉作用产生影响，进而对大学分层的固化产生叠加效应。对于大学分层的主要原则，克拉克曾经指出［2］169:西方工业社会高等院校的分层，实际上反映出两种相当不同的分层原则。一种分层原则以各个院校相互竞争为基础”;另一种分层原则是“等级是由政府分配给各院校和高等教育各部门的职能、权利、特权和资源决定的。事实上，两者之间的不同不是绝对的，很多时候会有叠加，它们贯穿于大学分层的形成过程的始终，而大学组织资源同样在这两个原则的作用下集聚，从而进一步固化了大学分层，使得大学之间的等级层次发生变化变得更加困难。
(一)人才资源集聚对大学分层的固化。毋庸置疑，人才是大学组织中最为重要的资源，大学分层的组织资源集聚核心就是人才资源的集聚。在大学分层中，人才资源的集聚很大程度上与大学自身的特性有直接关联，那就是大学教育的“连带产品”特性。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区别于其他绝大多数产品和服务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是一种“连带产品”［14］67。亨利•汉斯曼(HenryHans-mann)认为“连带产品”的基本特征是［14］68:当顾客选择商家时，他不仅关心产品的质量和价格，而且还关心其他顾客的个人特质。尤其是非营利性组织的顾客有强烈的分层倾向，他们会根据自身的个人特质在不同的商家之间进行分层。最优的顾客形成一类群体，次优的顾客集中于另一个商家，以此类推。……而非营利组织挑选顾客的积极性也尤其高，因为它们在向顾客要价方面受到了约束，所以顾客不用付出更高的价格，而他们能付出的唯一通货就是他们自身的质量。结果就出现了“群分现象”。具体到大学而言，当学生选择大学时，在其付出学费成本相对对等的情况下，他会优先考虑所选择的大学其他同学的优异程度和社会背景。其实大学里的教学科研活动也是一种连带产品。在薪酬福利和物质条件差异幅度在一定范围内时，教师们会优先考察其周围对该机构的选择者的学术背景和成就水平，也就是说个人的选择不仅是基于本身，也同样受组织中其他成员的特质和学术背景的影响。结果，最优秀的学生和教师倾向于集中在少数的精英院校，其次的学生和教师集中在另外的院校，以此类推。其结果自然是大学组织出现地位声望等级的差异。因此，“连带产品”属性特征是大学聚集精英人才的重要基础，各大学院校在自由竞争过程特别是在学术人才竞争过程中形成的地位声望也正是根植于此。同时，这一特性使得人才资源的流动特别是高层次人才的流动变得非常缓慢，特别是在具有“陡峭有峰”大学分层结构中更是如此。这样，在高层次人才资源极度稀缺的状态下想改变大学分层就变得困难重重。因为既有的精英大学在分层形成后会产生不断自我强化的倾向，更在于“连带产品”特性产生的人才集聚惯性使得一所高地位等级的大学即使出现衰落，仍然可以保持相当长时期内稳定的地位声望以吸引精英人才。
(二)选择性经费资源集聚对大学分层的固化。大学在分层中的地位获得离不开自身努力，但是在组织资源特别是研究资源越来越多地源于政府的情况下，选择性地提供研究经费资源已经成为大学分层固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以美国的高等教育系统为例，格拉汉姆和戴蒙德指出，“美国高等教育系统，最引人注目的是其随意、无计划的性质以及它与集权制的、国家控制的欧洲模式的明显背离，以及它在多变的市场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神秘本能。”［15］6－7但是，美国政府对大学的资源支持并不是随意的、无计划的。从大学获得联邦研发基金的份额看，1998年，在150所获得联邦政府研发基金的大学中，获得两亿美元以上研发经费的大学仅有20所，超过三亿美元的仅有5所大学。这种经费投入情况，与70年代的情况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变化。1970年，6所大学得到了联邦政府57%的资金，到了1998年，20所大学得到了79%。“在总结这一现象时，科尔认为联邦政府的拨款促进了大学与政府的联盟，也促进美国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分化，因为联邦政府几乎把所有的研究经费投入到一流大学中。”［16］对于这一现象，格拉汉姆和戴蒙德在研究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兴起历史时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得美国社会相信，美国需要在某方面效仿欧洲的模式。研究型大学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对于国家政府来说至关重要，不能放任不管”。［15］16不管是何种需要，美国联邦政府对于大学的有选择支持事实上促成了资源在一流大学的集聚，进而进一步强化了精英大学的地位和美国大学分层体系的固化。
(三)政策资源集聚对大学分层的固化。与人才资源、经费资源集聚相比，政策资源集聚更能直观体现大学分层的社会学内涵。从社会学角度而言，大学分层意味着这一体系是不平等的体系，是某一个大学或某一类大学相对于另一个大学或另一类大学具有了特权地位，而这种特权地位的获得往往与政府政策紧密相关，特别是当政策与资源直接挂钩时更是如此。与政府直接干预相对较少的美国相比，不少欧洲、亚洲国家的政府直接介入了大学的分层，并且从一开始就进行了大学地位等级的划分，对特定的大学实施一系列的特殊倾斜政策，这些大学毫无疑问就成为了本国高等教育系统中的“特权阶层”。用克拉克的话来说，“他们得到国家的帮助和支持，把他们的地位写进国家法律”［17］。这一现象在东亚地区尤为普遍，政策上都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早在1907年，日本就制定了《帝国大学特别会计法》，对东京帝国大学和京都帝国大学进行特别对待，而韩国在1946年通过《汉城国立大学设立法》赋予汉城大学独特地位。在20世纪末，中国、日本、韩国等又纷纷实行对大学进行选择性的特别支持政策，如中国从1998年开始实施“985工程”、日本2001年提出“远山计划”(又称TOP30计划)和“21世纪COE计划”，韩国1999年实施“面向21世纪的智力韩国计划(简称BK21)”。这些政策的出台进一步明确了本国大学的分层，并以国家法律或者政府规定的形式进行了确认和固化。以中国为例，从政策推动分层的角度看，目前中国的大学体系在“985工程”和“211工程”的实施过程中已经分化成985高校、非985的211高校、非211高校等三大层级，而从985高校一期和二期建设中也存在建“世界一流大学”和建“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这样的分层，在这些分层的背后是中央政府投入的上百亿的巨额资助经费，同时各地政府也根据自身情况进行了匹配的资源投入。这一方面是给中国高水平大学带来了快速发展的稀缺资源，另一方面进一步加剧国内大学系统的分层结构，而关于不再新增985高校的政策取向也使得目前国内大学的政策性分层基本固定。
(四)大学联盟对大学分层的强化。如果上述资源集聚是从大学个体的角度而言，那么大学联盟无疑使得资源集聚的群体效应更加明显，特别是世界上顶尖大学的联盟对于国内资源的垄断甚至对国际上资源的攫取，使得大学分层不断强化，大学分层的流动变得越发困难。大学联盟现象在国内外都存在，如美国的由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组成的常春藤大学联盟以及由62所美国和加拿大研究型大学组成的美国大学联合会(AAU)、英国以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为首的20所顶尖大学组成的罗素大学联盟(TheRussellGroup)、加拿大最顶尖的13所以研究为主的大学组成的G13大学联盟(GroupofThirteen)、澳大利亚最顶尖的8所大学组成的G8(八校联盟)，而在中国也出现类似G9这样的准大学联盟。可以看出，具有国际或国内顶尖地位的大学更趋于结成联盟集团，而且这些大学联盟一般都是由大学之间通过协商或者邀请成立的，没有外部强制力的约束。同时，这些大学各方面的资源聚集上将其他大学都甩在了后面。如美国大学联盟中有39所大学排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排行榜的前50名(2002)，其院士数量是美国非AUU联盟的研究型大学的21.68倍，数是5.47倍，获得联邦研究资助是3.46倍。［18］顶级大学联盟的形成一方面使得这些大学的地位进一步得到了确认，另一方面通过联盟的形式它们也能从市场和政府那里得到更多重要的稀缺资源;同时，这种顶级大学联盟的形成也建立了精英大学的自我保护圈，新的大学要进入这个团体变得更加困难，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大学分层的流动性被明显削弱。
四、结语
大学分层现象在某种意义上揭示了大学组织对于外部资源依赖的情境，分层对于大学而言不仅仅是一种客观现象，更为重要的是分层带来的地位差异使大学具备了截然不同的外部资源控制能力，对大学的生存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从大学自身发展来说，分层有一定的必要性，因为无论是吸引优秀的学生、顶尖的师资还是汲取更多社会资源，都需要大学有显示度。同样，大学分层也促成了不同大学组织的策略行为，不同院校纷纷在分层过程中寻求有利的地位从而使自己拥有更强的外部影响力，获得更多稀缺资源。对于后发展国家来说，大学分层也具有重要意义，正是集中资源对于若干大学的重点建设，使得它们有可能在更短时间内进入世界高水平大学行列，进而成为后发展国家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但是，对于大学分层，也无法回避它的消极影响，已有的分层可能对更大范围的竞争是无形的压制，资源的集聚也使大学分层的流动变得困难重重。更进一步，资源依赖情境下的大学分层对于大学组织自身的价值和自主性也是巨大的挑战，这需要我们更加审慎去审视和解读大学分层这一社会学现象及其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