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视角下的中国经济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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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深刻论述了经济周期爆发的原因和物质基础。本文在梳理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内容体系的基础上，对中国经济新常态背后的马克思周期理论依据进行了阐释：中国经济新常态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周期波动的必然阶段，在新常态下要不断优化经济结构，增加有效需求，坚持供给侧改革。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周期；经济新常态
[中图分类号]F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7）05-0051-05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可以说我国经济进入转型升级发展的关键阶段。如何对这一阶段进行很好的分析和理解，进而抓住机遇实现新一轮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结合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对解释我国经济新常态具有深刻指导作用。
一、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概述
马克思早在1847年就提出了经济周期，他指出：“随着大工业的产生，这种正确比例必然消失？鸦由于自然规律的必然性，生产一定要经过繁荣、衰退、危机、停滞、新的繁荣等等，周而复始地更替。”[1]109马克思的经济周期理论主要分析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关于经济周期的长度
马克思在其著作中通过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历程的研究，对周期的长度进行过描述，如“在世界贸易的幼年期，自1815-1847年，大约是五年一个周期；自1847-1867年，周期显然是十年一次。”[2]554“现代工业特有的生活过程，由中等活跃、生产高度繁忙、危机和停滞这几个时期构成的、穿插着较小波动的十年一次的周期形式，就是建立在产业后备军或过剩人口的不断形成、或多或少地被吸收、然后再形成这样的基础之上的。”[3]694从这些论述中似乎可以得出周期时长为五年或者十年的结论，但是实际上，马克思对周期长度的判断并非如此。马克思所说的五年或者十年一个周期针对的是当时已经发生过的，也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呈现的周期长度，而并不具有固定的规律性。所以马克思也曾经说过“可以认为，大工业中最有决定意义的部门的这个生命周期现在平均为十年。但是，这里的问题不在于确定的数字。”[4]207“直到现在，这种周期延续时间是十年或十一年，但决不应该把这个数字看作是固定不变的。相反，根据我们以上阐述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各个规律，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数字是可变的，而且周期的时间将逐渐缩短。”[3]695所以说，在马克思的经济周期理论中，经济周期的时间间隔并不是固定的，它是根据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经济体的发展情况而变化的。
（二）关于经济周期的物质基础
马克思在其《资本论》著作中，明确提出了经济周期的物质基础为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如“这种由若干互相联系的周转组成的包括若干年的周期（资本被它的固定组成部分束缚在这种周期之内），为周期性的危机造成了物质基础。……虽然资本投下的时期是极不相同和极不一致的，但危机总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因此，就整个社会考察，危机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4]207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危机总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这是因为在危机爆发后，企业面临两个选择，破产或者转型。因此资本家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除了更多的剥削工人的利益之外，只能采取其他的措施去提高生产效率，这就倒逼资本家去增加投资改善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改进生产技术和方法，如此来满足新的市场需求。因此，这里说“危机总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4]207。第二，“危机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4]207这也就是说当大规模的固定资本更新达到一定的临界点之后就会出现新的经济危机。这是因为，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会带来产品的大规模改善升级和生产效率的大幅度提高，从而满足社会新需求，从而形成新一轮的经济繁荣。但是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需求的不断改善，当社会总供给超过社会总需求的时候新一轮危机就会再度出现。
（三）关于经济周期的产生原因
恩格斯（虽然标题里只列出了马克思，但考虑到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的极大重合性，在引用马恩全集时，也会引用部分恩格斯的著作内容，当然这并不会影响本文的主旨。）曾经这样论述：“大工业的巨大的扩张力――气体的膨胀力同它相比简直是儿戏――现在，在我们面前，表现为不顾任何反作用力，在质量上和数量上进行扩张的需要。这种反作用力是由大工业产品的消费、销路、市场形成的。但是，市场向广度和深度扩张的能力，首先是受完全不同的、力量弱得多的规律支配的。市场的扩张赶不上生产的扩张。冲突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而且，因为它在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炸毁以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决，所以，它就成为周期性的了。”[5]626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中，资本家为了追求更多的利润，会不断的扩大生产，但是由于人们的购买力落后，消费力不足，限制了市场的扩大。这种不断扩大的生产与有限的消费之间的矛盾对立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对立。正是这种对立使得生产扩大的同时又破坏再生产的条件，资本主义的再生产出现了繁荣和危机的交替。而这种供求之间的对立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造成的。这才是经济周期产生的最根本原因。
在此基A上，马克思具体从消费不足、比例失调和利润率下降三方面解释了经济周期产生的原因。
1.消费动力不足。在马克思的理论中，资本家的目的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因此资本家势必要想尽各种办法来增加产品的剩余价值，那么除了更多的剥削工人之外，资本家会将积累的财富更多的用于扩大再生产，而用于其个人消费需求的财富减少。同时广大雇佣工人的收入较低，消费能力较差。这就造成了需求不足，生产过剩的局面。而在马克思的理论中社会再生产得以顺利实现的先决条件就是社会总产品的全部实现。如果出现社会总产品的大量过剩就会出现危机。所以，社会的有效需求决定了生产的边界，一旦没有需求支撑的生产盲目扩大，就会导致经济出现衰退，甚至发生危机。
2.投资比例失调。马克思在社会再生产理论中将社会生产分为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两大部类。他指出这两大部类之间的比例失调会引发经济危机。因为资本的逐利性使得资本家所有的生产资料只会投向利润更高的部门，而不会在意社会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各部门之间的分配比例问题，从而造成社会生产各部门比例失调，进而引发经济危机。
3.利润率趋于下降。马克思说“利润率的下降会延缓新的独立资本的形成，从而表现为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发展的威胁。”[2]270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得资本家雇佣越来越少的劳动力，大量的劳动力失业，这就造成社会劳动力相对过剩。劳动力失业没有收入就不能进行消费，社会消费能力下降就会造成总需求的不足。另外，利润率的下降会使得资本家对投资失去信心，转而减少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资本数量，导致资本过剩。这样时间一长就会造成经济衰退甚至爆发危机。马克思在这里还指出资本家由于利润率下降而出现违约，大量的违约使得信用系统出现紧张甚至引发经济崩溃。
（一）我国经济新常态出现的必然性
在马克思的经济周期理论中，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是周期产生的根源。虽然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仍然存在着周期性经济波动的可能性和物质基础。首先，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货币的作用使得买卖可能完全脱离，供求可能完全失衡，经济增长的波动不可避免。同时，货币信用关系得到广泛利用。因此，从经济关系的本质上讲，我国存在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其次，我国同样存在固定资产大规模更新改造的问题。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大工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而大工业的发展需要的就是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这种大规模投资和大工业生产之间的相互作用就形成了我国经济波动的物质基础。所以说经济周期波动是商品经济社会的普遍现象，它与社会制度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按照经济发展规律，当一个经济体的经济高速发展一段时间之后，都会出现增速换挡现象。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发展都经历了一个从7%的高速发展直接降到3%左右中低速发展的过程。经济周期性波动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如图1所示，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共经历了四次大的周期性波动，当前正处于第四个周期波动当中。我们采用“波谷-波谷”的周期划分方法，从图中可以看出，1978-1981年是第一个周期性波动的衰退阶段，我们认为此前已经经历了一个完整的周期。从1982年到1990为第二个周期性波动阶段，1991年-1999年为第三个周期性波动阶段，2000年至今为第四个周期性波动阶段。这里我们将1987年和2010年两次经济增速上升看成是更长收缩期内的一个反弹，而不是新周期的开始。因此，中国经济进入发展新常态，增长速度从过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长下降到6%-7%的中高速增长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也是符合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的。
（二）经济新常态下将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增长动力的转换
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更新既是产生危机的物质基础又是摆脱危机的物质基础。这是因为大规模固定资产的更新从根本上说就是新一轮社会生产的开始，在更新过程中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社会生产各部门之间得到重新配置，因此工人的收入也将发生变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更新意味着经济体中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供求结构、分配结构等都将发生变化。因此，进行有序的依次递进的固定资产更新将会促使社会经济结构向更高一级发展转换，进而逐渐形成新一轮的经济繁荣。另一方面，这种大规模固定资产的更新将会促进技术进步和管理创新，使得企业的生产效率提高，也就意味着经济增长动力将会发生变化。
我国当前处于经济发展新常态，要想走出当前的经济发展中低速的阶段，重新实现高速发展，按照马克思的经济周期理论，必然要进行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更新，而这种更新将会带来经济结构的调整升和促使发展动力向创新转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经济增速换挡的背后其实是经济结构的调整升级。我们从产业结构来看（如图2），从2013年开始我国的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开始超过第二产业，达到了46.7%。而之后的两年，我国的第三产业比重一直呈上升趋势，在2015年达到了50.2%。按照经济发展规律，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服务业的增长速度将超过第二产业而成为经济中的主导产业。而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的这轮调整正是第三产业快速发展的大好时机。在城乡结构方面，我国的城镇化率逐年提高，到2011年末我国的城镇常住人口比重首次超过了农村人口，达到了51.27%。之后的几年，我国的城镇化率不断上升，到2015年已经达到了56.1%。这说明，在新常态下我国的城镇化速度在不断加快，城乡二元结构逐渐改善，区域发展将逐渐趋于平衡。
按照马克思的周期理论，固定资产的大规模更新是伴随着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的，这种更新会带来社会生产质的飞跃，使得社会生产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在当前的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要想实现质的飞跃，解决供求之间的总量矛盾和结构矛盾，必须突破我国之前一直延续的低端加工制造的粗放增长模式，借这次新常态经济结构调整的契机，加快开展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实现增长动力向创新转变。
（三）经济新常态下要加快调整收入分配和增加有效需求
按照马克思的经济周期理论，资本家为了追求更多的利润，将通过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等方式来扩大生产，但是要想实现经济均衡发展，扩大的生产要有对应的消费需求来消化。民众的购买力不足将会导致生产过剩，从而出现经济衰退甚至危机。因此，在当前我国出现明显生产过剩的新常态下，增加有效需求也是当务之急。按照马克思的经济周期理论，资本主义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平等造成经济危机的出现。这是因为资本家的收入大部分用于扩大再生产，用于消费的很少，而占社会成员绝大多数的雇佣工人收入很低，处于相对贫困的状态，这就意味着全社会的有效需求将会小于社会总供给，进而出现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6]我们从马克思的周期理论延伸思考下去，将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即绝大多数人收入较低，而只有较少数人获得高收入，将会造成社会有效需求不足，而这部分高收入群体为了获得更多的财富不断扩大生产，进而导致社会总供给过剩，当收入差距扩大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生产的相对过剩，经济出现周期波动。当前我国的居民收入差距正在逐年拉大，我国的基尼系数1981年为0.29，到2016年已经达到0.465。如图3所示，我国的基尼系数从1994年开始超过国际警戒线0.4的标准，并在2008年的时候达到最高0.491，此后在国家的宏观政策调控下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是高于国际警戒线的标准。说明我国的贫富差距不断在拉大。过去30年我国的经济发展是依靠高投资、高出口来拉动的，而消费这架马车在劳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始终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经济发展中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值的状态一直没有改变。而这种持续的高投资如果没有较高的需求水平的支撑将会导致严重的产能过剩，大量企业破产，工人失业，进而引发经济的波动。2001年我国加入WTO，广阔的国际市场很快缓解了我国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的生产相对过剩。但是2008年以来，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世界经济一直呈现低迷的状态，我国的外部市场需求逐渐萎缩，到如今我国生产相对过剩的矛盾开始凸显。因此，当前我国要想走出经济发展新常态，增加有效需求是必然选择。这个时期的有效需求应该主要是消费需求而不是投资需求。因此，要激发广大劳动者的消费需求，首先要不断调整分配结构，缩小收入差距，提高普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从而增加社会的有效需求，助力实现供需平衡。
（四）经济发展新常态下要以供给测改革为引领，保持宏观经济比例协调
按照马克思的经济周期理论，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是社会再生产顺利实现的必要条件。而保持两大部类的生产的均衡是实现总供需均衡的必要条件。马克思的总供求均衡理论包括总量均衡和结构均衡，而且结构均衡是总量均衡得以实现的基础。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一个主要矛盾就是供给与需求不平衡、不协调的矛盾，主要表现为供给侧对需求侧变化的适应性调整明显滞后。我国的需求结构已经发生明显的变化，第一是房地产和汽车为主导的需求结构发生阶段性变化，2013年以后我国的房地产行业和汽车行业均进入低增长甚至负增长。第二是居民的消费形式发生变化，我国居民消费已经由模仿型排浪型消费转入个性化、多样化消费阶段。第三是居民服务需求占比明显提高。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恩格尔系数的持续下降，我国居民对于旅游、养老、教育、医疗等服务的需求快速增长。第四是工业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对技术研发和物流等生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另一方面，我国的供给侧结构变化滞后，明显与需求结构变化不相适应。首先表现为各种无效的和低端的供给过多，其中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大量的传统行业出现产能严重过剩。二是有效的和中高端的供给不足。国内商品和服务无法满足居民对于高品质的追求，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到国外去采购日常用品。三是体制机制改革落后，导致生产要素难以实现更加自由的流动，难以从无效供给领域转向有效领域。因此，推进供给侧改革是实现供需结构再平衡的内在要求，是我国走出新常态，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必然选择和有效途径。同时，在经济新常态中要注意保持宏观经济比例的协调，主要包括生a资料生产与消费资料的生产之间的关系、实体经济与货币经济的关系、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09页.
[2]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4]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林致远.马克思的经济周期理论及其当代价值[J].当代经济研究，2006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