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刘易斯拐点的判断与新的人口问题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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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由于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并未消失，中国农村尚有超过1亿剩余劳动力未被转移，因此中国并未迎来刘易斯拐点。“民工荒”的本质原因并非刘易斯拐点的出现，而是由户籍制度和计划生育等中国特有的原因所致。“民工荒”现象反映出中国目前所面临的人口红利下降和老龄化等一系列新的问题，需要以全新的视角来解决。
关键词：刘易斯拐点；二元经济；民工荒；人口问题；人口红利；计划生育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2）17-0117-02
一、中国刘易斯拐点的判断
近年来中国的“民工荒”现象引起了学术界广泛关注，一些理论认为中国已经迎来刘易斯拐点，但实际上“民工荒”现象并非由于刘易斯拐点已至，而是由现阶段中国特有的原因所致。
1.二元经济结构并未消失
刘易斯1954年提出了二元经济发展模型，指出通过资本积累，农业部门可向城市工业部门不断供应剩余劳动力。随着剩余劳动力不断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工业部门不断扩张并被动提高工资，同时农业部门生产率提高，最终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被完全转移，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具有相同的边际生产率。此时农业部门和城市工业部门的劳动力供给达到一种平衡状态，人口流动由市场决定。刘易斯拐点是发生这一变化的临界点，自此二元经济结构消失。
首先，中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远未完全转移，报告指出目前中国农村尚有超过1亿剩余劳动力。这一点与刘易斯拐点的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被完全转移的理论相悖。
其次，现阶段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并未消失，反而城市与农村的收入差距在近十年呈现出显著的拉大化趋势。尤其是以北、上、广、深为代表的一线城市及沿海发达城市，发展速度远超农村。这也与达到刘易斯拐点后二元经济结构一元化的论点相悖。
刘易斯拐点的现实含义是，城乡差距消失，劳动力由丰富资源成为稀缺资源，市场决定人口流动方向，人们可以自由选择生活在城市或是农村。这种状态是市场机制的结果，这是经过了刘易斯拐点的真正状态。
反观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并未消失，“民工荒”的原因并非农村剩余劳动力枯竭，刘易斯拐点在中国远未到来。“民工荒”有着更加复杂和深刻的原因。
2.“民工荒”的真正原因
（1）中国的户籍制度对城乡人口流动形成障碍
中国特有农业与非农业户籍制度严重阻碍了城乡人口的自由流动。由于刘易斯拐点是农业部门和城市工业部门劳动力分配达到平衡状态的临界点，此时农村和城市居民可自由进行双向移民选择，而户籍制度限制了自由移民的实现。在中国的一些城市，持有农业户口成为在城市正式部门就业的一大障碍，农业户口的持有人多数只能在城市非正式部门就业。因此只要存在农业户籍制度，刘易斯拐点就很难真正到来。
（2）城乡贫富差异不断拉大，城市生活成本过高，农民工被迫选择返回乡村
据调查，目前中国的农民工选择进入城市的第一目的不是在城市“移民或定居”，而是“打工挣钱”，其挣钱的主要目的依次为“回老家盖房子”、“结婚”、“供孩子上学”、“回家养老”。农民工到城市的目的可以充分证明多数农民工没有能力与机会选择在城市“移民或定居”，随着其“打工挣钱”目的的达成和城市生活成本的提高，加之户籍制度的限制，农民工最终不得不选择返乡。
（3）受到计划生育的影响，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失去优势
在实行计划生育之后，中国的人口增长率得到了显著控制。农村可向城市输送的剩余劳动力也减少了。高龄农民工返乡后，没有足够的低龄农民工填补空缺。随着人口出生率的不断下降，“民工荒”现象将不仅仅是中国经济的“阵痛”，而是一个长期的人口问题。
（4）中国的地理和文化因素加大了人口流动的难度
中国地域广阔，发达城市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交通成本相比欧洲、日本等国家高得多。而且由于春节等传统节日，造成了中国农民工往返城乡的时间高度集中，更加剧了人口流动成本。同时，由于中国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各民族、各地区之间在方言、习惯、饮食等方面均存在着较大的文化差异，农民工在由于不适应城市文化会出现缺乏归属感和被歧视的心理状态，将促进其返乡决策。
三十年前，中国面临了人口高速增长的难题。通过实行计划生育制度，人口高速增长的态势得到显著控制。而之前爆发式增长的人口则成为了一种红利，为中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促进作用。但是，在计划生育实施三十年后，中国又面临了新的人口问题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其他主要问题。
1.人口红利下降，人工成本上升
人口红利曾为中国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也是中国在过去三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计划生育制度的实施直接导致了中国人口红利的下降，也是导致“民工荒”的真正原因之一。中国的人工成本持续提高，“中国制造”的核心优势——廉价劳动力正在失去竞争力，不少国际加工产业已经将中国的代工厂转移到泰国、越南、印尼等其他低人工成本的国家和地区。由于工资成本的上升，中国的出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2.人口结构趋于老龄化
中国人口出生率在实行计划生育制度后得到有效控制，但同时也导致了当前中国人口出现老龄化趋势。在计划生育制度下的众多家庭呈现出“4—2—1”的人口结构，即4个老人（夫妻双方父母），2个成年人（夫妻双方）和1个孩子。继续实行计划生育，必然会加剧人口结构的老龄化，使家庭和社会都呈现“倒三角”的形态，这对劳动力供应、经济发展、综合国力都将产生不利影响。
3.养老负担加重
在未来十年，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口将集中进入退休阶段，这对中国的养老体系是一个极大的考验。由于计划生育比较有效地控制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人口出生率，青壮年人口的养老负担将大幅增加，而中国的养老体系尚不够完善，社会养老将成为国家的重要问题之一。
4.年轻人压力增加，幸福感降低
由于人口结构趋于老龄化，年轻人的工作压力增加、生活节奏加快、社会责任加重，这将影响到年轻人的生活和心理健康状况，使其幸福感降低。
5.产业结构无法形成良性过渡
中国通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已经在产业升级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从资源密集型和非熟练劳动密集型的产业逐渐向熟练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变，在IT、汽车制造等行业均出现了并购世界知名品牌的案例。然而，中国的绝大部分产业尚停留在劳动密集型产业阶段，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人口红利消失，由密集劳动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将会停滞。目前“民工荒”所带来的工人成本上升已经导致加工产业大规模从中国撤离，转移到其他能够提供廉价劳动力的国家。而中国目前的产业现状距离知识密集型还有较大的差距，在产业经济增长点上无法形成良性的过渡。
6.房地产市场风险加大
房地产的发展是近几年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房地产市场目前已经出现泡沫。在未来十至二十年，中国老年人拥有的房产将逐渐转移给（只是使用权转移而不一定是产权转移）他们的后代，“4—2—1”的人口结构特点将导致未来年轻人手中的房产出现积压，购房刚性需求大幅减弱。如果房价仍持续上涨，房地产市场泡沫将终会破裂。
三、新人口问题的解决方案
面临人口红利下降、老龄化的新人口问题及相应的衍生问题，需要中国以全新的视角来面对和解决。针对这些问题，可能的解决方案包括以下几点。
1.逐渐放宽计划生育政策，缓解人口红利下降带来的损失
中国在上一个阶段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目前已经出现人口红利下降和老龄化等问题，就需要以新的视角来面对和解决新的问题。逐步放开计划生育政策，例如逐步放宽生二胎政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口红利下降带来的损失，缓解老龄化的趋势，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劳动力供应。这对于调整人口年龄结构、保持经济稳定发展、保持国家综合国力、化解房地产市场风险都具有积极意义。
2.逐渐取消农业户籍制度，促进实现城乡人口自由流动
取消农业、非农业的二元户籍制度，才能彻底消除城市就业岗位对于农业户口持有人的限制和歧视，实现城乡人口自由流动。目前中国农村尚有超过1亿的剩余劳动力，取消农业户籍制度后，可以更好地促进农村向城市转移剩余劳动力，促进中国真正迎来刘易斯拐点。
3.加大二、三线城市建设力度，建立中西部地区发展极
目前中国一线城市发展程度已与国际接轨，但二、三线城市和农村的发展尚比较落后。由于一线城市收入水平高，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但同时由于户籍制度限制，外来人口很难定居一线城市，加之一线城市生活成本过高，最终多数外来人口被迫选择返乡。
加大二、三线城市建设力度，可以大大降低农民工的迁移成本，同时由于二、三线城市的生活成本较低，可间接降低农民工的人工成本，刺激工业发展。在此基础上，在中国中西部地区逐渐形成新的发展极，吸引资金，可在一线城市与农村之间形成一个过渡区域，既可以缓解一线城市人口压力，又可以带动二、三线城市发展，提高生产效率。
4.加大教育与科研力度，提高人口素质
加大教育和科研力度，进一步完善义务教育，进一步提高科学研究水准，能够有效促进产业升级。只有拥有核心技术，才能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促进我国产业升级。同时，普及教育有利于提高人口综合素质，促进社会文化发展。但是在加大教育的同时，要有策略地进行重点教育方向的引导，防止教育深化。如果仅仅是一味普及本科和研究生教育，反而可能导致知识失业，使“民工荒”情况加剧。
参考文献：
[1] Lewis W.A.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Labour[J].The Manchester School， 1954.
[2] Michael P.Todaro. A Model of Labor Migration and Urban Un-employment in Less Development Countries[J].The America E-co-nomic Review，1969.
[3] 侯东民，王德文，白南生，钱文荣，谢长青，周祝平.从“民工荒”到“返乡潮”：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到来了吗？[J].人口研究，2009，（2）.
[4] 谭崇台.发展经济学概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
[5] 蔡昉.中国经济面临的转折及其对发展和改革的挑战[J].中国社会科学，20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