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麻风畸残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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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6月，我到云南参加麻风畸残矫治国家手术医疗队工作总结会议。那是我第一次真切地接触麻风畸残患者，也是给我直观印象最深刻的残疾人康复工作。

在我到云南之前，我们康复部二处的纳新和郭绍华同志已经在丽江、思茅与昆明等地和医疗队的专家们一起辛苦工作了好久。

飞机在昆明降落以后，我先到市里的一家医院看望了来手术的患者和在手术室忙碌的张国成、严良斌教授。当天晚上，昆明市残联宴请张、严教授等医疗队专家，我作陪。记得那天晚上两位教授情绪相当高涨，他们几次主动提议喝干杯中的白酒，我当时深深地被他们的激情感染，而后来，在多次陪医疗队工作的过程中，我才逐渐理解了他们的激情。

麻风病曾经让人感觉恐怖。因为它的传染性，也因为麻风患者在病后由于周围神经的麻痹和坏死造成手如鹰爪、眼成兔眼、龇牙咧嘴等等可怕的形象。长期以来，这些患者或者被驱逐到偏远的山中、孤立的海岛，或者自己远离人群。建国以后，国家对于麻风患者一直相当关注，修建了大批的麻风病疗养院。但因为管理体制的缺陷和资金投入的局促，加上一向的误解和歧视，相当多的麻风病人仍然生活在社会的边缘。在《中国残疾人事业“十五”计划纲要》的《麻风畸残康复“十五”实施方案》中有这样的表述：“我国23万名麻风病治愈存活者中，有畸残者12万名。我国现有625个麻风院（村），分布于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集中收治2万余人，其中245个麻风院（村）在国定贫困县。大部分麻风病人分散生活在偏远贫困地区。”他们的生活境况相当困难。

我的一位男同事曾经在去过湖南的麻风村后，在向我叙述他的见闻时流了泪，我的一位女同事在云南医疗队工作时曾经也因为麻风病人的凄惨处境流过泪。具体的场景，后来我也见过一些，不想将太多的细节讲出来，就举一个例子――许多麻风病人是没有身份证的！这个问题很难深究，从政治上说，他们当然也是公民，但是他们或者被忽略了，或者因为地理的原因没有获得自己的合法身份。

从2004年开始，国家彩票公益金投入480万元为麻风畸残者进行2400例矫治手术，以改善他们的身体功能，为此，中国残联和卫生部共同组织12批医疗队开展手术工作，云南，是第一个医疗队工作的省。

医疗队的工作相当困难。要从西双版纳的大山深处把麻风病人运送到具备手术条件的县城，交通工具怎么解决？租车？听说车要给麻风病人坐，你付再高的车费，车老板也不会答应。你解释说这些病人已经没有传染性了，但是老板说不是我怕你传染，而是这些病人坐过的车别人不会再坐，我的生意怎么办？残联的同志只好用自己单位的小车不厌其烦地一次次把病人接送。一位基层的残联理事长曾经在车开不进的地方自己把病人背出来。最奇怪的是某些医疗单位也害怕，按说从事卫生工作的人应该有这个常识――这些病情稳定的麻风病人已经没有传染性了。但是，他们的说法和车老板一样：“我们的医院接待了这样的病人，别的病人就不敢来这个医院看病了，我们的效益损失了谁给补偿？”人非圣贤，许多事情我们必须理解。在一所医院，我走进病房和病人握手，县长也走进去和病人握手，但是随行的记者不敢进来，就躲的病房外边隔着窗户拍摄。看见这样的情形我必须理解记者的小心，虽然他没有进病房，但毕竟已经走到医院的楼道里，并且把当地领导和麻风病人的亲切接触拍进镜头了。

医疗队在思茅市工作的时候，因为病人分散，只好分别将病人集中到各个县城医院，医疗队员分别到每个县手术。这样，每天都要转场。通常是，早上赶到一个县，立即准备手术设备，下午手术，手术到晚上，全部完成后（可能很晚），次日就出发赶往另外一个县。6月的云南，天气非常热，在昆明的时候接到小郭电话，说他每天都要湿透一条内裤――坐车转场通常要5个小时左右，就是坐车期间内裤便湿透了。

张国成教授为了赶手术，早饭吃得特多，为的是中午不吃饭――吃饭就要出手术室，一进一出又要消毒。我曾经和一位江西的专家聊，他在江西的一所大医院担任整形外科的主任，收入相当可观。我说，你到医疗队工作又辛苦，收入又少（每天的补助只有100元），真得谢谢你对残疾人的奉献。他说：“医疗队挺好，每天做这么多手术，虽然累，但很有成就感。至于钱，当然不如在医院的收入，可是钱的问题就那么回事，什么是多什么是少？什么时候有够？”我在医疗队的专家身上发现自己久违了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实际行动，体验了宝贵的奉献精神。

张国成教授说，我一看见病人就兴奋，一要手术我就情绪高涨。我于是真的明白在昆明那天晚上他们为什么频频举杯了。

2006年1月，国家彩票公益金支持的麻风畸残矫治手术第12批医疗队在广西结束，任务超额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