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运用与环境抗争的政治机会:以反核事件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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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政治机会是决定一场环境抗争是否成功的重要因素。本文以民众反核事件为例，探究我国环境抗争中媒体与政治机会的关系。我们发现，在另类媒体上，行动者们借助新技术搭建网络，将“有影响力的盟友”纳入其中。在传统媒体平台上，议题受到的大规模报道和争议放大了精英之间不稳定的同盟关系，为反对行动营造了明确的政治机会。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作为“拓展了的媒介生态体系”协同发挥作用，并通过“媒体循环”进一步推动政治机会升级。

关键词：环境抗争；政治机会；另类媒体；传统媒体；反核事件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14）04011611

一、新媒体背景下的环境抗争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蓝皮书》不完全统计，我国的数量已由1993年的8 700起上升到2010年的180 000起①，其中，环境污染和劳动争议引发的占比高达30%左右，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引发的重要原因之一②。在这些环境抗争事件中，一些事件经由政府与公众的理性协商和对话机制，有效消弭了对抗行为，如厦门PX事件和广东民众反对垃圾焚烧项目；而另外一些则在政府与公众的激烈对抗中陷入“双输”困局，例如江苏启东、四川什邡的环境抗争事件即是如此。

环境抗争事件是否成功或者得到回应，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行动者对于有限的政治机会的策略性把握与放大。在西方社会运动理论脉络中，“政治机会结构”与“框架过程”和“资源动员”一道，已经成为理解社会运动的特征和过程的核心概念。通常，研究者们将影响社会运动诉求实现的外部环境因素称为政治机会结构。Tarrow把政治机会结构细分为四个维度：第一，政治通道的开放。完全封闭和完全开放的政治参与通道都不会导致大量的社会抗争，抗争最有可能在开放与封闭因素混杂的体制中发生。第二，不稳定的政治联盟。政府及党派的不稳定性，会使抗争者得以对现有政策施加其边缘影响力，并有可能导致政治精英向政体外部寻求支持。第三，有影响力的盟友。运动与有影响力的盟友结盟后，权力阶层对该运动会更为重视，也增加了抗争者与权力阶层对话的可能性。第四，精英的分裂。精英团体之间，或者精英团体内部的分裂有可能将抗争行动的范围拓展至政治系统外部，并带给政体外成员一定的边际力量（Marginal Power），进而成为社会资源匮乏的群体发起行动的一大动力，为运动的拓展带来新的机会。

而Almeida & Stearns在考察日本草根环境运动时，进一步将环境运动面临的政治机会分为精英不稳定性（Elite Instability）和外部同盟（External Allies）两个维度。其中，精英不稳定性是指政治和经济精英的凝聚力，以及精英们将异议向有利于现有政体的制度性渠道引导或扩散的能力，包括选举、政府内部冲突（Intragovernmental Conflict）以及政府象征性姿态（Symbolic Governmental Gestures）三个方面。外部同盟主要指向地方草根运动提供经济、策略、意识形态、行动框架、法律和科技咨询以及公众参与等支持的外部力量，包括政治同盟和大众媒体。

在中国语境下，政治机会结构在社会抗争中的重要性也逐渐得到一些学者的重视。刘能认为，政治机会结构“是解释中国都市地区集体行动发生的最有力的一个自变量，因为它代表了促进或阻碍社会运动或集体行动的动员努力的几乎所有外部政治环境因素”。

近年来，互联网等新媒体得到迅速发展，为抗争活动提供了新的民意表达平台，并进一步为抗争者们创造了更多的政治机会。为此，媒体与政治机会的关系开始受到学者们的关注。有学者认为，媒体对抗争事件的关注能引起政策制定者注意，帮助打开“政策窗口”，进而改变社会运动的政治机会。而新媒体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远离权力中心的群体行动的外部阻碍，拓展了底层民众的政治参与渠道，从而带来新的政治机会。这些研究都意识到了媒体对于政治机会创造的重要意义，但是关于媒体如何作用于政治机会的生成机制，却缺乏系统的探讨。

同时，传播学者也注意到传统媒体在社会抗争中的角色，强调其为抗争者问题化现有状况提供了途径，有利于抗争者的身份建构，促进媒体驱动型的公众参与以及政府的回应。但这些研究更多是从资源动员理论的脉络切入，将媒体作为抗争者的资源。其缺陷在于，甚少将社会抗争的外部政治环境，即政治机会结构纳入考察范围，分析社会抗争中政治机会的生成机制，以及媒体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为此，在新媒体环境下，考察环境抗争者的媒体运用与政治机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成为本文的重点。我们试图回答，媒体如何作用于环境抗争事件的政治机会生成。具体而言，行动者如何借助媒体平台创造政治机会？新媒体和传统媒体在政治机会生成过程中分别扮演怎样的角色？在这一过程中，新旧两种媒体形态之间又存在怎样的互动逻辑？

本文考察的议题与Almeida & Stearns研究的考察对象同为环境议题，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与此同时，Almeida & Stearns提出的政治机会结构的操作性框架中，涵盖的“精英不稳定性”和“外部同盟”两个维度，在中国语境下的环境抗争议题中都很大程度上存在。在我国环境议题中，中央政府对环境保护的支持和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长关注的矛盾尤为突出，“中央―地方分化”（Centrallocal Divide）作为“政府内部冲突”的表现形式之一，会导致政治机会的生成。另外，如果抗争者的社会网络关系中有高层官员或媒体官员，这些外部同盟的存在，就可能增加抗争中政治机会生成的可能性。

因此，我们主要采纳了Almeida & Stearns对政治机会的操作化定义，将“外部同盟”和“精英不稳定性”作为分析环境事件中政治机会的重要维度。其中，Almeida & Stearns将“精英不稳定性”进一步分为选举、“政府内部冲突”和“政府象征性姿态”三部分（P37-60）。考虑到中国语境下，选举这一因素对社会运动的影响十分有限，为此我们不将其纳入考量。此外，Tarrow将精英分裂作为政治机会结构的重要维度，关注“不稳定的政治同盟”（P41-61）如何在外部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产生进一步的分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为此，我们把“精英分裂”作为“精英不稳定性”进一步发展的可能结果，纳入政治机会结构的操作化定义中。

我们发现，在新媒体环境下，媒体成为环境抗争事件中政治机会生成的动力。以民众反核议题为例，抗争者策略性的媒体运用时常可以带来行动的政治机会。在另类媒体平台上，行动者们通过新技术搭建行动网络，团结“有影响力的盟友”，运动的政治机会得以打开。而当议题流动到传统媒体平台后，传统媒体的大规模报道，加快了原先“不稳定的政治联盟”的分化，并促进精英分裂。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作为“拓展了的媒介生态体系”协同发挥作用，并通过媒体循环进一步推动政治机会升级。

二、新媒体环境下的政治机会研究

关于新媒体如何影响社会运动的政治机会，目前学术界有两大研究路径。一个路径从社会运动的国际环境这一视角切入，认为新媒体通过促进跨国运动的发展，间接影响国内社会运动的政治机会。另一路径则更多关注社会运动的国内环境，认为新媒体通过影响政府信息控制能力或是抗争活动动员能力，进而对该国社会运动的政治机会产生影响。

在第一个路径的研究中，Ayres提出，在新媒体环境下，对社会运动政治机会的研究应该超越以单个国家为中心的视角，而更多立足于国际层面来考察一国社会运动的政治机会。互联网极大便利了传统形式抗争的动员和参与，使抗争者们能更有效地在全球范围内聚集资源和制定策略，从而使这些抗争活动建立起“跨国网络”。由于这些社会运动在全球层面上运作，各国行动者之间存在彼此协作的可能性，因此参加者们有更多机会在国内和国际精英中识别出“外部联盟”和“精英的分裂”（P202）。为此，能否在国际环境中寻找到同盟军，以及国际精英联盟是否稳定，都会影响一国社会运动的政治机会。

针对第二个路径，一些学者探讨了新媒体是否会通过提高对于行动进行抑制的难度，从而增加社会运动面临的政治机会。对此，Diani把媒体与政治机会的关系放到社会权力结构的背景中考察。他认为，现存的社会权力平衡不会因新媒体的出现而被打破，新媒体对权力持有者和抗争参与者都会带来新的政治机会。对于抗争参与者来说，新媒体有助于运动结盟和集体认同建构，而对于权力持有者来说，新媒体也会为他们的社会控制和信息管理提供更为先进的技术支持。也有学者认为，新媒体提供了一种抵制管制的传播模式，降低了相关机构对运动进行抑制的能力（P202）。这意味着社会抗争面临更多的政治机会。

在这个路径中，还有一些研究讨论新媒体是否会通过提升社会运动的资源动员能力，从而为社会运动创造新的政治机会。Scott & Street认为，虽然新媒体，特别是互联网，给社会运动带来了新的传播和动员机会，但是社会运动面临的资源动员和组织问题依然存在。也有学者指出，作为一个多对多的媒介，互联网能促进信息以空前规模传播，并扩大社会运动的动员潜力。借助互联网这一“弱连接工具”，抗争者得以和其他社会运动组织和个人联系在一起，借此团结更多的盟友（P1146-1171），而“有影响力的盟友”则会有助于运动中政治机会的生成（P41-61）。

此外，新媒体身处在“拓展了的媒介生态体系”（Enlarged Media Ecology）之中。在新媒体迅猛发展的背景下，传统媒体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新旧媒体远非泾渭分明、截然对立，而是通过合作和互补，协同发挥作用（P291-310）。为此，在考察社会运动时，把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组成的“媒介生态体系”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才更接近政治机会结构创造与放大的过程。

三、个案选择与方法说明

本研究以民众反核事件为案例。从本世纪初起，中国核电发展逐步开始提速。2010年，中国核电在建规模已经达到全球最大参见http：//financeqqcom/a/20101214/001976htm。。目前，我国在建核电站29所，运行核电站19所，还有大量核电项目处于筹备阶段参见http：//worldnuclearorg/info/CountryProfiles/CountriesAF/ChinaNuclearPower/#UgQ_QWTN_NW。。但与此同时，核能的公众认知，以及政府的风险沟通和公众参与机制建设，却远远没有跟上核电发展的步伐。2012年日本福岛核事故之后，我国民众对核电项目的恐慌和不信任感进一步增强，反核运动日渐增多。2013年广东民众反对江门核燃料项目、2012年安徽民众反对彭泽核电站项目就是典型例证。

由于核电议题与国家能源战略和长远发展紧密相连，具有较强的政策敏感性，为此，民众改变国家核电项目的政治参与通道较为狭窄。在现有政策框架内，反核事件中的运动动员和诉求表达途径都极为有限。因此，反核事件的政治机会创造尤其值得观察。本研究聚焦于山东银滩业主反对乳山红石顶核电站事件。之所以选择该案例，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

第一，核议题是关系到国家能源和长远发展的关键性议题。对于反核事件来说，如何创造政治机会以获得政府重视因而就更为困难，也更为重要。以反核议题作为案例，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剖析环境抗争事件中政治运动的生成逻辑。

第二，乳山红石顶项目是我国第一个因民众反对而被搁置的核电项目。在反核事件频发的背景下，选取这一事件作为案例考察，对于我们深入分析反核事件及其中政治机会的生成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第三，在银滩业主反对红石顶核电站事件中，出现了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协同互动，共同推动政治机会扩大的现象。银滩业主自发创办“天下第一滩”网站作为其运动宣传和动员平台，议题在该网站上生成；随后经由一些传统媒体的报道，通过议题流动，引起更大范围的公众关注和政府重视。因此，这一议题为我们提供了分析媒体与政治机会关系的绝佳样本。

本研究主要采取“参与式观察法”、“深度访谈”、“内容分析”等研究方法。

一方面，通过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等方法，深入了解反核事件中的民众传播行动以及政治机会的变化过程。在调研过程中，我们对业主们的线上（Online）协商辩论过程和线下（Offline）抗争行动进行了参与式观察。线上部分，我们主要考察了银滩业主创办的“天下第一滩”网站，以及抗争初期比较活跃的大海环保公社网站和山东房地产网；线下部分，我们对参与抗争的主要行动者进行深度访谈，以便还原他们的行动逻辑。按照半结构化的方式，每次访谈时间约为两个小时，并在受访者同意的情况下，进行录音。

另一方面，通过对与该议题相关的报道进行内容分析，把握反核事件中的媒体实践方式。具体来说，我们对2007年12月1日至2007年12月31日期间，传统媒体对乳山核电议题报道的消息源使用、报道立场等方面进行内容分析；在抗争者的主要宣传平台“天下第一滩”网站上检索以“核电”为关键词的帖子，并对这些帖子的信息来源进行分析，从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相互引用的角度考察两者之间如何通过互动实现政治机会的生成。

四、另类媒体如何助推政治机会形成？

在银滩业主反对红石顶案例中，反核议题首先在“天下第一滩”网站上生成。“天下第一滩”网站是业主自发创办的网站，创办的目的，一是为了绕开行政限制，二是为了给业主提供一个沟通交流和动员平台。“天下第一滩”网站具有“另类媒体”（Alternative Media）的特性。“另类媒体”作为挑战媒介权力集中化的新闻生产机构，一般独立运作，通过水平参与实现自我管理，也能绕过“把关人”对媒体的干涉。业主借助“天下第一滩”这一宣传动员平台，为政治机会生成创造条件。

（一） 现存政治机会与新媒体上的话语建构

在我国的政治结构中，中央政府拥有决策权，却难以监督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具体贯彻和执行。政策实施过程中，经过层层过滤，中央权威到了地方层面就有了明显折扣。具体到环境议题，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分化主要表现为一是中央政府对环境保护的支持和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长关注的矛盾尤为突出（P144-162），地方政府极力推进的项目，有时由于环保因素，得不到中央政府的支持；二是在环境事件的决策过程中，地方政府往往出于维稳需要，无法顺利执行中央政府的审批项目。

项目上马与不上马，决定权在中央行政审批机关。什邡钼铜项目是环保部审批的项目，照理说地方应该坚决执行。但是钼铜发生后，老百姓向政府要承诺，他们不管是谁审批，只要政府叫停这个项目。当时由于地方政府需要平息这起，避免造成更大的社会骚动，就只能叫停了钼铜项目引自笔者对四川省什邡市副市长李先辉的访谈。时间为2013年8月。。

在银滩业主反对红石顶核电站事件中，政府内部也同样存在一定程度的分化。事件开始之初，政治机会就并非完全封闭。政府内部对该议题的争论，使得这种“精英不稳定性”成为半开放的政治机会的重要表征，为事件推进和议题生成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也为后续运动进一步扩大政治机会提供了可能。

在政府内部，关于是否要在银滩建设红石顶核电站这一问题的争论焦点，主要集中在：第一，对核电站选址是否合法的争论。反建者认为，红石顶核电项目的选址距居民区太近，与国家关于“核电选址直径10公里之内不能有10万人以上的城镇”的政策相冲突。第二，对核电站建设是否会破坏当地生态环境的争论。在红石顶核电站选址范围10公里以内，有银滩旅游度假区、山风景区、塔岛湾海洋生物保护区等。核电站建设会对这些自然生态景观造成破坏，影响居住环境和居民身体健康，成为反对者的主要顾虑。这表明，从议题开始发酵起，“精英不稳定性”导致官方同盟就处于不稳定的状态。

面对开放的政治机会，抗争者对政治机会的感知，要比外部力量强弱等因素更能决定集体行为的成败。银滩业主敏锐地捕捉到了红石顶核电项目中不稳定的官方同盟传递出的政策信号，开始有针对性地利用另类媒体进行议题的话语建构。话语的策略性建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业主们建构的反核议题采用了“邻避运动”的话语框架，强调在银滩当地不适合建核电站，但对于国家的核电发展战略，他们并没有持对立的态度。在帖子中，业主们不盲目地提“反核”，只讲“银滩无核”，减少与国家政策相对抗的风险。其次，在反核议题的建构过程中，业主们把重点集中在红石顶选址不当的特殊性问题，而非核电的技术性问题。在红石顶核电站选址不当的问题上，业主们认为，他们较为了解当地的自然、地理、生态特征，这有利于运动诉求的表达和实现。但是在技术层面上，由于他们不是专业人士，盲目宣传核电是否安全等技术性问题，非但不会促进运动的发展，反而有可能会产生反作用。精英的不稳定性酝酿着政治机会生成的可能。在此基础上，业主们在另类媒体平台上进行反核议题的话语建构，在保持与国家政策话语一致的前提下，进一步强化了政治同盟内部的冲突，为此后精英的分裂埋下了伏笔。

（二）新媒体上“有影响力的盟友”

除了进行策略性的话语建构，业主们还利用新媒体平台，搭建斗争网络，有意识地寻找外部同盟，将“有影响力的盟友”（P41-61）纳入其中，为政治机会的创造积累资源。

反对红石顶核电站建设的业主中，多数都是缺乏政治资源的“政体外成员”，他们在政治上处于弱势地位，且缺乏关键的政治资源。他们希望将拥有较多政治资源的人士纳入斗争网络中，通过这些“有影响力的盟友”，寻求与政府内部协商对话的可能。

在反对红石顶核电站初期，我们每天在“天下第一滩”网站上的发帖量很大，同时还在新华网、人民网和央视论坛上发帖，得到了越来越多银滩人的关注。很多人加入到银滩无核的队伍，以wolfman、云海缘为代表的一大批网友成为银滩无核的生力军，我们的队伍空前壮大了转引自津鸣发表在“天下第一滩”网站上的《银滩红石顶危机》一文，http：//bbstxdytcom/thread12418911html。。

在通过论坛和门户网站扩展影响力、寻找外部同盟的同时，业主们还创办了银滩无核的UC群，用于在线讨论，分析形势，制定下一步计划。UC群中的业主也陆续将身边志同道合的人介绍到“银滩无核”的队伍中来。后续活跃的反核业主，如@水上飞、@扎根银滩等，都是通过UC群成员的介绍而加入。这些拥有较多社会资源和社会经验的业主逐渐成为银滩反核的骨干成员，在后续行动中发挥了领导作用。@净化银滩和@水上飞是推动事件进程中比较重要的人士。@净化银滩的父亲原是中央警卫团工作的老红军，而@水上飞则是“某大型国企的宣传部部长。他们两人有一个共同的便利条件，就是都有同学在国家有关部委担任重要职务”转引自津鸣发表在“天下第一滩”网站上的《银滩红石顶危机》一文，http：//bbstxdytcom/thread12418911html。。

在@净化银滩和@水上飞等业主的帮助下，银滩业主在2007年3月底将银滩核电的相关材料递送到了中央。2007年5月，环保部对红石顶核电站的正式复信中指出：“乳山核电项目正处在前期计划、论证和准备阶段，尚未得到国家的核准。”“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和国家核安全局密切关注群众反映的情况，……对于部分文件中反映的乳山核电厂址周边军事设施问题，我们将在正式审查环节中予以关注。”转引自津鸣发表在“天下第一滩”网站上的《银滩红石顶危机》一文，http：//bbstxdytcom/thread12418911html。

环保部对业主们的复信，表明中央政府对环境保护问题的关注与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长问题的关注之间的矛盾（P144-162），由此折射出的中央与地方利益交叉错位，使中央政府也间接成为红石顶反核运动中“有影响力的盟友”。

迫于中央的压力，红石顶核电项目的前期筹建工作暂时放缓，开始依照程序进行环评和公众参与。2007年6月，乳山红石顶核电筹建处进行了红石顶项目的第一次环评，就红石顶核电站周边的环境影响问题征求公众意见；2007年7月，秦山三核（中核集团公司红石顶项目实施方）也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的要求，开始主动与业主们沟通。红石顶核电项目备受争议的环境影响问题开始受到当地政府和核电建设方的重视。

（三）超链接与良性互动

值得一提的是，在“天下第一滩”网站的“友情链接”栏中，出现了“乳山宣传网”的链接。乳山宣传网是乳山形象的对外宣传平台，由山东省乳山市委宣传部主办，代表当地政府的官方舆论。

Van Aelst&Walgrave认为，网站之间的外部链接尽管不能证明组织之间的确切关系，但至少可被认为是社会运动中同盟的基本形式。在“天下第一滩”网站上为当地政府宣传部门添加“友情链接”的做法，表明红石顶核电案例中抗争者试图与地方政府建立良性合作与信任关系。

在双方的互动与信任建立过程中，新媒体扮演了重要角色。一方面，充分展现了业主们的行动计划与诉求，增进了地方政府对于行动的了解和研判，减少了过激反应；另一方面，则通过超链接、转载等方式，将政府部门纳入对话当中，增加了双方的互动。因此，地方政府对业主们举办的一般活动不会采取镇压方式，而是在严密监管和适度沟通的基础上允许一些活动的开展。

2007年5月28日，红石顶核电筹建处了第一次征询公众评议的公告。看到这条消息后，@净化银滩筹划在银滩当地开展征集签名填表活动，按照《公告》中要求的格式印制了1 500份《公众意见征询表》。6月，业主们在银滩开展了征集签名活动，并向居民们发放印有“银滩无核”字样的“无核衫”共计600多件。这些活动虽然受到了政府监管，但还是得以顺利举行，使更多的业主了解到红石顶核电项目的进展情况。

由于反核运动在地方层面上开展，地方政府对运动的了解和容忍就显得格外重要，但业主们通过另类媒体平台，与地方政府开展良性对话与协作，一定程度上为行动者开展活动提供了有限却宝贵的空间。没有地方政府一定的容忍度，就不会有后续运动的展开。从这个层面上来说，与地方政府良性互动带来的空间拓展，对于红石顶反核事件后续政治机会的打开具有基础性意义。

五、传统媒体介入与政治机会升级

Mathes&Pfetsch把议题流动分为议题预备期、上升期、高峰期和衰退期四个阶段，并且认为，在议题预备期，另类媒体率先报道，并在形成一定强度准备进入议题上升期时，议题由另类媒体流向建制化媒体（Established Media），这一过程被他们称为“外溢效应”（Spillover Effect）。在红石顶核电案例中，同样存在着“外溢效应”。反核议题在另类媒体上生成后，开始流向建制化的主流媒体。在这一阶段，议题在传统媒体上得到报道，并迅速发酵与升级。传统媒体逐渐成为助推本阶段政治机会形成的重要动力。

（一）传统媒体的“地位赋予”功能

在红石顶核电议题中，反核议题在“天下第一滩”网站上逐步发酵，影响力的扩大引起了传统媒体的关注。2006年5月29日，《第一财经日报》发表了题为《山东120公里海岸规划3座核电站引发争议》的报道，红石顶核电议题第一次得到了传统媒体的关注。这则报道将山东半岛规划的烟台海阳、威海荣成和威海乳山3座核电站是否重复建设、选址是否恰当，以及是否会对环境造成不良影响等问题呈现在公众面前。

《第一财经日报》的报道发表以后，全国许多地方报刊纷纷转载。搜狐网对这一“争议问题”还开展了网上调查，截止5天的调查结果是：支持（1607） 反对（29033）。5月30日，美国《侨报》发表文章《警惕核电站扎堆》。6月1日，《中国经济时报》发文《应珍视百姓对核电的杞人忧天》，针对某些专家嘲笑老百姓是愚昧无知杞人忧天，该文称专家应谨慎对待民意转引自津鸣发表在“天下第一滩”网站上的《银滩红石顶危机》一文，http：//bbstxdytcom/thread12418911html。。

在传统媒体对红石顶议题报道之初，虽然报道数量并不多，但一直有媒体对该议题给予关注。传统媒体所具备的“地位赋予”功能，增进了议题的显要性与合法性，逐渐引发更多的机构注意和政府重视。

当传统媒体进行持续报道之时，政策也在悄然转变。2007年10月，国务院正式批准通过《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2005―2020年）》。与原规划比较，“惟独红石顶被带上了一顶红帽子，成为全国唯一一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厂址’”引自笔者对“天下第一滩”网站站长@wolfman的访谈。时间为2013年7月。。

中央政府虽未就红石顶核电议题用专门文件作出明确的官方回应，但《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2005―2020年）》的出台，已经体现出中央政府对红石顶核电议题的态度开始出现了转变。从2006年3月的“原则通过”，到2007年10月的“需要进一步研究”，中央政府对红石顶议题的态度，已经开始与乳山政府“期盼核电站尽快建成，以拉动当地经济发展”参见http：//zqbcyolcom/content/200712/12/content_1991916htm。的态度出现分化。“中央―地方分化”（P163-178）的出现，为接下来媒体集中报道带来的精英分裂打下了基础。

（二）媒体集中报道下的精英分裂

图2传统媒体对红石顶核电议题的报道数量（200612―20082）

出于对《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中提到的关于将红石顶核电站定为“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厂址”进行具体说明，同时也为了对银滩业主2007年3月底递送的银滩核电相关材料作出官方回应， 2007年12月6日，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在官网上了《关于乳山核电项目的说明》（以下简称“四点说明”），其中指出，“乳山核电项目建设……并未向我局提出申请”，并要求“乳山核电项目在立项前，应进行公众调查或公众听证”参见http：//gjsmepgovcn/gjzzhz/200712/t20071206_113897htm。。

环保部“四点说明”的出台，合法化了银滩业主的抗争诉求，成为乳山反核事件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性事件”（Critical Event）。以此为契机，从另类媒体向传统媒体的议题流动速度加快，关键性事件通过传统媒体对该议题的报道得以放大。

在百度新闻搜索平台上，以“乳山核电”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后，我们发现，仅2007年12月1日至2007年12月31日这一个月期间，报道乳山核电议题的新闻报道就达到了253篇（如图2所示）。而2006年同期，传统媒体对该议题的报道仅有3篇。传统媒体对乳山核电议题的报道数量出现戏剧性的增长。

在这段时间的报道中，《新京报》、《京华时报》、《东方早报》、《中国青年报》、《北京青年报》等媒体将乳山红石顶项目定位为“未批先建”、“擅闯红灯”、“违规操作”。例如，

12月6日，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网站突然发出一则“关于乳山核电项目的说明”……一些人士认为，这意味着环保总局乃至中央政府对乳山核电项目工程持有一定的保留态度，甚至可能“叫停”参见http：//wwwinfzmcom/content/9651/0。。（《规划尚“须进一步研究” 乳山核电站已经“先斩后奏”》，《南方周末》2007年12月13日）

中核集团公司等公司准备建设的山东乳山核电项目，遭遇国家环保总局的“狙击”。……乳山核电项目不仅未向国家环保总局提出申请，甚至连山东省及威海市的环保审批也没有通过参见http：//businesssohucom/20071207/n253849612shtml。。（《环保总局“狙击”乳山核电项目》，《东方早报》2007年12月7日）

国家环保总局在其官网就山东乳山核电项目作出四点“说明”，称到目前为止，乳山核电项目并未向环保总局提出申请，环保总局也并没有受理该项目参见http：//newssohucom/20071207/n253848546shtml。。（《山东乳山核电项目非法》，《新快报》2007年12月7日）

传统媒体对乳山核电项目的大规模集中报道，给政府和企业等利益相关方带来了舆论压力。面对这样的事态，时任国家环保总局核安全司的郝晓峰处长专程赶到乳山现场了解情况，中核集团也发表了紧急声明，称乳山红石顶只是项目备选厂址之一，“中核集团仅在当地设了一个筹备处进行前期的调查、评审等准备工作，现在也只是做了一些平整土地的工作，还没有进入审批程序，要经过有关专家的严格论证后，才会向国家和地方有关部门报批”转引自津鸣发表在“天下第一滩”网站上的《银滩红石顶危机》一文，http：//bbstxdytcom/thread12418911html。。

政府官员和政府机构颁布与议题相关的法律或声明以承认某种问题的存在，被Almeida & Stearns称为“政府象征性姿态”（Symbolic Government Gestures）（P37-60）。由于中央政府的不支持态度以及媒体集中关注，核电建设方对于红石顶核电项目非建不可的决定已经开始出现松动。

大规模的媒体报道，使得政府内部本就存在的“不稳定政治同盟”得到了强化。政府象征性姿态的出现，体现出政府内部反对红石顶核电项目的群体逐渐占据了政策主导权，该项目的支持者逐渐退出了议题的中心，精英分裂作为政治机会结构的重要维度（P41-61），预示着红石顶议题中政治机会的进一步打开，由此不仅改变了行动者的战略地位，同时也改变了与其他可能成为压制者、对手或盟友的行动者之间的关系。

（三）“媒体循环”推动政治机会拓展

在关键性事件的推动下，精英分裂逐渐放大，政治机会进一步生成。在这个过程中，“媒体循环”（Media Loops）开始出现，另类媒体和传统媒体之间开始出现互相引用彼此报道内容的现象，由此进一步推动议题得到公众关注和政府重视。

图3“天下第一滩”网站网帖信息来源分布

在另类媒体上，随着传统媒体报道力度的增强，“天下第一滩”的网帖开始通过转引传统媒体报道的方式，服务于自身的运动宣传。在“天下第一滩”网站上，以“核电”为关键词搜索，得到300条相关帖子（如图3所示），其中，有104条都引用了传统媒体的报道内容，被引用较多的主要有《21世纪经济报道》、《经济观察报》等。在引用传统媒体报道时，对于持反对核电立场的报道，业主们往往会整篇转引。如“天下第一滩”一则网帖参见http：//bbstxdyt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7916&highlight=%BA%CB%B5%E7。转引了中国新闻社《菅直人在台演讲，呼吁建设零核电社会》的报道，借此宣传核电的危险性，反对红石顶核电建设。此外，“天下第一滩”网站还大量转载了以国外核电灾难为主题的新闻报道，如中国新闻网《日本福岛核电站又泄露核污水》参见http：//bbstxdyt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2951&highlight=%BA%CB%B5%E7。，将国外核电事故与中国核电站危险联系起来，认为红石顶核电的建设会威胁到当地民众的生命安全。

由于传统媒体的权威性和可信度较高，因此，以转引传统媒体报道为内容的网帖也往往更容易获得网民关注。转引传统媒体报道的方式便利了“天下第一滩”的运动动员，也进一步建构起行动者之间的集体认同，使得抗争者与其盟友之间的联盟关系更为稳固。

而在传统媒体上，引用另类媒体内容的情况也并不少见。在2007年12月1日到2007年12月31日这一个月时间内，我们在百度新闻搜索平台上以“乳山核电”为关键词，检索该时间段中传统媒体对该议题的新闻报道，得到有效样本250篇。在引用业主作为消息源的48篇报道中，有37篇提到了“天下第一滩”网站，或是业主们前期的宣传平台山东房地产网和“大海环保公社”网站。“天下第一滩”网站和红石顶核电议题进一步展现在公众面前。

除了彼此引用报道内容，另类媒体平台也逐渐被纳入到传统媒体的新闻生产过程中。随着议题影响力的逐渐扩大，传统媒体记者开始主动寻求“天下第一滩”网站的主要创办者以及在该网站上相对活跃的业主，作为报道的消息源。

特别是07年12月这一个月期间，红石顶变得热闹了，很多媒体来采访我们几个。之前只有少数几家媒体通过“天下第一滩”网站留言找到我们，现在很多记者都是向之前采访过我们的记者要联系方式，直接打电话跟我们联系。这段时间我们一般都会接受采访引自笔者对“天下第一滩”网站站长wolfman的访谈。时间为2013年7月。。

而这也意味着，除了业主们自发创办的“天下第一滩”网站，抗争者还获得了在传统媒体上一定的话语权。比如，《中国青年报》2007年12月12日一篇题为《乳山核电项目涉利益博弈：当地官员盼能拉动经济》的报道中，就引用了当地反核志愿者的观点：“目前山东半岛在不到120公里的海岸线上，就布局了3座大型核电站……仅威海市的两处核电站，装机总量就自称是‘三分天下有其一’。这种布局是否合理？”参见http：//newsxinhuanetcom/local/200712/12/content_7233103htm。通过这样的方式，反核民众借助传统媒体平台得以传达出对于核电选址问题的质疑。

从彼此的信息引用与交流，到通过协同合作的方式共同完成新闻生产，另类媒体与传统媒体之间的“媒体循环”，表明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作为一个“拓展了的媒介生态体系”（P291-310），协同发挥作用，共同推动议题发展和政治机会生成。对于另类媒体来说，与传统媒体合作有利于增强其内容的可信度，巩固既有的联盟关系。对于传统媒体来说，引用另类媒体的内容，增强了另类媒体的知名度，也扩大了抗争事件的社会影响，使该议题得到更多社会关注和政府重视。

六、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通过对中国第一个成功反核事件的分析，细致探讨媒体对于环境抗争事件中政治机会的影响。现有的社会运动研究大多从资源动员、抗争策略、行动扩散等角度，探讨新媒体对社会运动的影响，而对于新媒体与政治机会的研究还有待深入。转型社会的背景，更突显了这一研究主题的重要性。

本研究将政治机会结构理论运用到中国反核事件的分析中，归纳出适合中国语境的解释框架。在将Almeida & Stearns（1998）和Tarrow（1996）提出的操作性分析框架与中国现实综合分析后，我们发现，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不同的媒体特性，导致两者在政治机会创造过程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另类媒体往往由抗争者自发创办，用于进行大范围的运动动员和宣传，为此，另类媒体往往在寻求“有影响力的盟友”（P41-61）方面颇有优势，通过将有影响力的组织和个人纳入行动网络中，创造政治机会。而传统媒体的权威性和“地位赋予”功能（P554-578），使得大范围的传统媒体报道能给政府和利益相关方带来一定的舆论压力，通过强化精英不稳定性，推动精英分裂，为议题创造政治机会。与此同时，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同处“拓展了的媒介生态体系”（P291-310），通过“媒体循环”协同作用，助推政治机会的形成。

关于哪些因素会决定中国社会抗争结果的成败，现有研究多聚焦于抗争涉及的政府层级高低（P144-162）、运动动员策略和资源占用情况。本研究则发现，在核议题等关系到国家能源战略和长远发展的环境抗争议题中，民众的政治参与渠道较为有限，能否通过媒体拓展同盟关系并放大精英之间的分裂，是决定社会抗争成败的重要因素之一。

中国环境抗争事件中，中央政府对环境保护问题的关注与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长问题的关注之间的矛盾（P144-162）仍然突出。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博弈在一定程度上也为环境事件抗争者们提供了发展盟友的可能性。其中，中央对环境保护的重视，使得中央政府更有可能成为环境事件中抗争者“有影响力的盟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