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尔雅.释乐》“徒序列”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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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释乐》“徒鼓瑟谓之步，徒吹谓之和，徒歌谓之谣，徒击鼓谓之号，徒鼓钟谓之修，徒鼓磬谓之密”的理解，前辈学人多持这样一种观点：古人认为作乐需八音克谐，即所谓“非歌不弦，非弦不歌”，不歌而弹或不弹而歌则作为“异体”收录在“释乐”中。郭璞最先以“独作”释“徒”，后人多以其为正，辅以其他材料补充说明此观点：如宋代邢爵《尔雅疏》：“凡八音备作曰乐，一音独作不得乐名，故此辨其异名也。徒，空也。郑注《周礼・小师》云：‘出音日鼓，空作一器以出其音者谓之徒鼓。’故郭云独作之也。注《诗》云：‘我歌且谣’。释曰：‘此《魏风・园有桃》篇文也’。毛传云：‘曲合乐曰歌，徒歌曰谣’。孙炎曰：‘声消摇也’。注：或歌或号。释曰：‘《大雅-行苇》篇文也’。毛传云：‘歌者比于琴瑟也，徒击鼓曰号’。孙炎云：‘声惊骂也’。”

清代郝懿行《尔雅义疏》云：“凡八音备举曰乐，一音独作不得乐名，此别其异称也。鼓者，击也，动也。…・・徒者，空也，但也，尤独也。徒鼓瑟谓之步者，步犹行也。……谓之和者，吹竹其声繁会，取相应和为义也……有章曲曰歌，无章曲曰谣。……鼓声使人警动，故谓之号……声宏大而远闻，故谓之修矣……磬经蹇俱声相转。”

可见，在他们看来，八种乐器的演奏效果各具特色。钟声铿，石声磬，丝声哀，竹声滥，彼此之间在同律的基础上协调，才使表现乐曲的各部分组成完整的乐曲，达到“八音之和”的效果，从而形成完整的“声乐之象”。

通过阅读，我们难免会产生以下疑惑：一是对《诗经》某些语句的解释。既然古人认为曲和才能称为音乐，为何我在“歌”时要违背常理而独歌呢?既然“歌者比于琴瑟”，为何又要单独鼓瑟呢?二是对这些所谓不合常规的演奏方式的命名缺乏理据，让人觉得牵强。只弹瑟为何称为“步”呢?“和”，《说文》释为“调也”，应为多种乐器弹奏以和乐也，为何在此仅指称“独吹奏”?郝懿行认为钟声宏大而远闻，因而称为“修”。《释乐》“大钟谓之镛，其中谓之剽，小者谓之栈”。大多数学者认为钟有大小。声亦有大小，中等大小的钟之所以命名为“剽”，就因为其声音轻疾，显然不能以声大来释“修”。三是据我们所知，古代吹奏乐器种类很多，《释乐》中有巢、和、沂、蹦、言、签、篙、渣、够、产、仲、箱。这些吹奏乐器能发出各种不同的声音，或许可以组成和谐的音乐，为何在此要用“徒吹谓之和”来指称不合常规的音乐演奏行为呢?

这些疑惑似乎在告诉我们不能沿袭古人之说，将“徒”释为“独作”。要得出《释乐》“徒”序列的更合理阐释，我们仍需要借助古代文献资料。

《周礼・春官》记载了古代音乐机构的组成及各乐官的功用。从中我们可得知周朝的王家音乐机构，由“大司乐”领导，其成员除“旄人”所属的表演民间舞乐的人数无定，不能计算外，其余有明确定额的1463人。其中除少数负管理之责的低级贵族(中大夫、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外，有1277人属于平民阶级(胥、徒、上瞽、下瞽、视嘹、舞者)。他们是宫廷音乐机构中创作与表演的主要力量。在1277人中，徒又占多数，有670人。

由于宫廷音乐机构中平民阶级是创作和表演的主体，因而对他们的表演行为进行记录是完全可能的。《释乐》中“徒”序列很可能就是对这些人的演奏行为命名：“徒鼓瑟谓之步，徒吹谓之和，徒歌谓之谣，徒击鼓谓之号，徒鼓钟谓之修，徒鼓磐谓之寇”。如果我们假定“徒”为平民阶级，那么“步”、“和”、“谣”、“号”、“修”、“密”又当何解?

为了更好地阐明这些词的意义，我们必须清楚当时礼乐制度的产生及其功用：一，礼乐制度的产生在于区别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关系，以巩固贵族统治。二，音乐只是礼制的辅助工具。《乐记》有言：“乐者为同，札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周礼・春官》中提到的乐官也仅上及中大夫，且只有二人。这说明音乐是当时统治阶级表达“以君为纲”、“上下和谐”思想的重要工具。

查检古书训诂，“步”有追随、跟随之意。明代屠隆《昙花记-讨贼立功》：“副帅好当前队，老夫愿步后尘。”笔者认为，“徒鼓瑟谓之步”中“步”也是这种意思。其整体含义是这些平民百姓弹奏瑟只能听从乐官，即下层贵族的指挥。叶舒宪在《诗经的文化阐释》中提到由于官方御用体制的存在，瞽盲乐师们的活动完全是大规模集体活动，上有大小师的督导监控，下有视嘹的协作配合。他们的演奏和歌诵只能是机械性的复制。由于过分强调音乐配合礼教的作用，音乐受到很大束缚，乐工也不可能发挥其创作个性。“和”在古代是个多音多义字，在此应该念为he，去声。其含义是以歌唱等相应和。战国时期宋玉《对楚王问》：“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古代南郭先生“滥竽充数”的故事也说明“和”这种演奏行为的存在。“和”这种演奏行为大概类同于现代音乐中用吹奏乐器“伴奏”。这说明当时平民百姓虽然是演奏主体，但在统治阶级看来，贵族才是音乐演奏和创作的主人，平民百姓只是应和发声而已。这抹杀了他们在音乐艺术上的贡献。

清代于鬯《香草校书・尔雅》认为“谣”与“繇”通。《说文》：“繇，随从也。……繇与随、从三篆为转注。……亦用为徭役字。徭役者，随从而为之者也。”足见“谣”亦有前文“步”或“和”义，即平民唱歌只能听从他人指挥。“谣”这种演奏行为大概类同于现代音乐“合唱”中的“和声”了。

《诗》言“我歌且谣”，亦言“或歌或号”。宋代陈呖《乐书》：“或歌于堂上，或粤于堂下。”前面谈到“谣”是“和声”，那“雩”在此可能指音乐的“前奏”。古人在作乐之前要击鼓，鼓则众音举。《乐书》又云：“盖歌，乐之正也。号，非乐之正也。特歌之助而已。”言“或歌或号”，非言“或击或号”，也是众人在唱歌前(时)击鼓的一个明证。

在经传中“修”、“惰”通用。“惰”“循”因字形相似在古典文献中经常误用。日本山井鼎撰，物观补遗的《七经孟子考文补遗》：“‘使有司循其沟树’，作‘使有司惰其沟树。’谨按：经传惰循字相似而误疏。”《江南通志》亦载：“彭惰，字子阳，昆陵人，守吴令。见《后汉书・独行传》。而张勃《吴录》所载彭循事其姓字爵里并同，但惰循互异。按《汉史》云：‘郡言州请修，守吴令，’而《吴录》又云：‘太守闻循勇谋以守令。’语皆相符，当是一人。……又三国时魏有郭惰，见《三少帝纪》，而蜀后主传作郭循。宋胡三省言‘循当作惰’，并引洪适隶释之文为证，言汉隶法修循二字只争一笔，正与此类也。”根据前文对“步”、“和”、“谣”的理解，“徒鼓钟谓之修”中“修”视为“循”的误用，意为遵循、依照。

《香草校书・尔雅》云：“窖之为言蹇也。走部云：‘蹇，走儿’，皆自后进前之谓。学之义也。”按照这种解释，我们可以理解为磐师中的平民百姓被视为贵族们的徒弟，向他人学习击磐。

以上我们从“徒”释为“平民百姓”出发，分析了《释乐》“徒”序列。按照《周礼・春官》音乐机构的介绍，乐官有钟师、磬师、笙师等，作为解经训诂之作的《尔雅》介绍这些人的演奏行为很必要。当时的统治阶级把礼和乐作为区分等级、调和矛盾、加强思想统治的重要工具。他们认为，音乐机构中人数最多的平民乐工不可能成为“乐文化”的主体，乐工是由地位较高的乐官教习而成，乐官才是音乐文化的创造者，因此他们用一些意为“跟随”、“学习”、“应和”之类的名词来表示平民百姓的演奏行为。翻开《二十四史》中的任何一篇《乐志》、《礼乐志》，满眼都是帝王和达官贵人的音乐事迹，也可以说明“正史”的书写与记载对平民百姓的音乐创作、表演才能持歪曲和否定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