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我所了解的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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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 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崔护《题都城南庄》

有关这首诗和它背后的故事，早已为世人所知，而“人面桃花”这个美丽的意象从此就在一代又一代的诗人心中定格了。当回首往昔的追梦生涯，记忆渐又清晰起来，格非就是沿着这条民族记忆的路线，重写时代的心灵史，追忆梦中的桃花源。

关于格非的评论太多了，作为1980年代崛起的实验小说家，从成名作短篇小说《迷舟》到长篇小说《春尽江南》，二十多年笔耕不辍，一直受到读者的青睐；作为一名学者，从散文《塞壬的歌声》到专著《小说艺术面面观》，治学严谨睿智，颇为学界所认可。

如果说一部好的小说背后一定有一个神秘的作家，那么，除却你手中的小说，你所知道的格非，是怎样的？你所了解的桃花，又是从哪里飘落的？

江南好，风景曾旧谙

不知从什么时候，我们开始迁徙，远离那些浸透了天真和灵气的故地。而时光飞逝，青春沉寂，当我们渐渐学会转身，才发现自己走得太远，差点遗忘了自己曾经的样子。单单一句“能不忆？”就可以卡住自己的感情，至少有空回味一下，家乡的味道。

家乡对于一个作家的意义非常大，用格非的话说，那是一个人成长的记忆。在格非的小说中，总会出现他的家乡“江南”，那是江苏丹徒一个偏僻的小山村。村子里保留着古老的房子，天空永远是晴空万里，所有的河流都能游泳，不通公路，也没有电灯。格非在读大学之前，没有去过任何城市，最远也就到镇江。

童年的记忆是鲜活的，对格非来说，让他印象最深的就是大自然，还有大自然晕染下淳朴的人情。“我觉得大自然是最好的老师，一个人智慧的最深来源就是大自然，风雨雷电、晨昏朝夕，你会在其中感受到很多很深的东西。这种自然跟你的生活、你的生命是息息相关的，跟今天很多人喜欢去旅游去感受大自然是不一样的，它能对人的成长、情感发生很大的作用。”

旅游文学也会写自然，但膨胀的视欲会弱化我们的感知能力，在所谓的攻略锦囊面前，我们逐渐失去自我。“旅游对我来说是一个很不好的东西，太商业化了，它把我们的欲望放大，在旅游中所看到的新奇的东西，感受到的自然风景，跟我说的大自然是完全不同的。比方说我们那边有一座山，山上有个宝塔，蹲在清澈的河水边，看着宝塔倒映在河水中，会倒映出无数东西，是一种非常美好的感觉。”

与之相关的还有融洽的人际关系，“我们村庄有很多从旧社会过来的老人，通过他们的记忆可以了解中国的旧社会，因为他们都受了很多宗法制度的影响，家庭伦理关系非常复杂，这些东西当然今天是看不到了，但它所形成的一个特殊的经验范围，我觉得也很重要。”

上海：迷舟迷不走梦

上海是一个奇妙的城市，在这座城里所容纳的符号是形形的。川流不息的陌路人总是戴着别具一格的面具，默默地飘向花香的地方，格非就是在这座巨大又小巧的城里开始了探秘桃花源的旅程。在华师大读书的日子里，格非开始慢慢进入写作的状态。

除了“人面桃花”三部曲，大部分作品如《迷舟》、《边缘》、《欲望的旗帜》等都是在上海期间创作的。在成名作《迷舟》发表之前，格非已经发表过不少作品。如果说之前是“写着玩”，到《迷舟》这个阶段，他开始自觉去“创作”了。刚进华师大教书那几年，有大量的空闲时间，他那会儿对学术研究也没什么兴趣。格非想，与其把时间浪费掉，还不如认真写点什么。几经周转，《迷舟》在《收获》杂志上发表，从那以后，开始有人给他写信，有人给他写评论，写作这件事慢慢成了他的一个行当。

在上海的二十年里，格非认为自己算不得上海作家，最多算是一个寄居的人。“我没有历史感，不知道这座城市是怎么变化的。比如说上海的老人怎么讲述过去，所有过去的遗迹是怎么把它显露出来的，然后让我们感知到。这些东西我跟上海的同学相比，要贫乏得多。”

离开上海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再去回忆上海，对格非来说，似乎是一件很遥远的事。在上海读书的那些年，他形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上海非常拥挤，因为有特殊的人文气息，又使得上海市民文化别具一格。

在他的眼里，上海人是细腻的，“很讲究规矩、章法，特别容易互相模仿，很容易形成一种固定的看法，它本能地对外来文化有一种排斥。这种排斥会让你不得不做一种痛苦的选择，要么融入到里面去，要么游离于它之外。上海人会告诉你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怎么点菜，怎么举止得体，它的时尚感对人的压迫是很强烈的，比如你想吃蛋糕、吃西餐要到什么地方去，它有自己的规定，这是生活细腻所决定的。”

北京：从荒凉到自由

2000年，格非调到清华大学任教，结束了他在上海的寄居生活。面对一个传说中的城市，自幼生活在南方圈子中的格非，倒着实费了一番周折去适应它。对他来说，1980年代的北京是一个荒凉的地方。

格非说，在北京，春节去买菜，可能只有两三种菜能选择；逛街下馆子，总有一种很糟糕的感觉。而后来逐渐喜欢上北京是因为它没有上海那种既成的规定，于是，最初的荒凉印象转成了自由的欢笑。“没有人告诉你该怎么做，你怎么做都行。你在北京的大街上穿什么都行，没有人嘲笑你，大大咧咧的这么一种感觉。上海很容易形成一个圈子，而在北方你跟任何人都能打交道。我觉得北京是一个乡村化的城市。”

在北京呆久了，连生活习性都发生了变化。“我是一个兴趣广泛的人，喜欢玩、下围棋什么的，在上海的时候还下军棋、打各种牌，比较贪玩。在华师大有很多年轻教师，一到晚上就会约你去打牌、跳舞、聚会。但是到了清华之后就不怎么玩了，因为很多教师是老先生、很严谨的学者，我在清华到目前为止还是最小的。现在除了泡咖啡馆，也没有别的娱乐了。我有一个最大的爱好是听音乐，在家里听音乐，有朋友来也一起聚会聊天。”

聊起和学生之间的关系，格非说：“我不是严师，跟学生比较容易相处。华师大培养了我一个特点，就是特别民主化地与人交流的方式。我偶尔也会发脾气，这种情况可能好几年才会发生一次吧。”

作为老师，格非也鼓励年轻人创作，他觉得当下的80后作家确实开创了一个新局面，但还没有成熟。年轻作家在消费产业的刺激下容易受到诱惑，缺乏自我反省，会陷入自我迷恋的境地，这是值得注意和警惕的。

江南：开到荼靡花事了

《春尽江南》于2011年8月出版，网上粉丝云集，声称此书“千呼万唤始出来”，“人面桃花三部曲”至此告一段落。“刚开始是打算写一部作品，涵盖从辛亥革命到往后的一百年这段时间。起初觉得很荒谬，跨度太大。要表现一百年的历史，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采用现代主义。”经过深思熟虑，格非最终选择了三部曲的结构来表现。

“在北京适应了以后，我觉得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便开始写。这件事情最初是一个动机，我很珍惜自己的想法，一旦产生一个想法，就会反复琢磨值不值得去做。所以说一开始并没有三部曲这个想法，是在后来慢慢的构思过程中，才开始成形。实际上，作家构思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坐在桌前苦思冥想，另一种是看似在做别的事情，没有在想，实际上是在想。我可能属于第二种。”

格非小说中的女人形象都有一种悲剧意味，而且内心强大、个性鲜明。依稀记得《人面桃花》中秀米冷漠的面庞，《春尽江南》中庞家玉近乎疯狂的歇斯底里。格非认为这是性别带给他的东西。“我比较倾向于认为一个有作为的女性，在现实生活中感受到的内容会比男性更深入。”

“总体而言，我们的社会还是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女性在这个社会上面临的障碍会更多。所以我在塑造女性的时候，会赋予她们更多的份量。看起来第一主人公是男性，但我会悄悄把他转换成女性。第二部谭功达是主角，但实际上在塑造姚佩佩的形象上，我投入的感情、下的功夫都比谭功达多得多。《春尽江南》也是如此。”

《人面桃花》中的秀米爱养花，总疑其前世为掌管花司的女神。格非是爱花的，因为少不了大自然纯净的味道，可能是气候的原因，他自己总也养不好，蓦地还要难过一回，干脆就不养了。

“荼靡花事”是《春尽江南》中谭端午会见绿珠的茶馆，繁华落尽，甚是悲凉。《春尽江南》的卷尾有一首诗《睡莲》，“假如注定了不再相遇／就让紫色的睡莲／封存在你波光潋滟的梦中”。荼靡花开，已是惋惜，而睡莲尘封，尤为惊叹，是否，美好的事物总是要逝去，才能成就它永恒的美？

2006年刚念大学，徜徉于花津湖畔，现在还能记得自己读《迷舟》的样子。而今，“人面桃花”三部曲皆已完备。谁都曾做过花开的梦，在格非的桃花坞里，春尽江南，究竟是春的苏醒，抑或是江南的沉睡，怎一个“尽”字了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