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盛宴下的精神残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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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张艺谋导演的作品中充溢着鲜明的激情情结，这种情结使其影片形成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从其早期生活经历可见，激情一直是张艺谋导演性格的一部分，在艺术创作上更是不断地的反叛传统和挑战自我。在其作品中，激情表现在演员的选用到电影主题的选择、电影语言的创造和人物形象特别是女性形象的塑造等方面。这种激情在成就张艺谋导演地同时，也显示出某些弊端。
以《英雄》《无极》和《夜宴》等为代表依靠高投入和高科技技术打造的“中国大片”呈现出过于追求视觉形式的倾向，而《满城尽带黄金甲》(以下简称《黄金甲》)更是以3.6亿人民币的投资将其汉赋般的铺陈华丽的电影场面发挥到极至，然而在这“大片”的视觉盛宴背后是令人深思的中国文化的疏远和艺术精神的缺失，我们应该深刻地去反思其中的原因而不能停留在表面的叫喧。
一、视觉之盛宴
以《黄金甲》为典例，它制造了一场无与伦比的“视觉盛宴”，建筑的气势磅礴，宫室的富丽堂皇，服饰的华贵前卫，色彩的眩目斑斓，战争的庞大壮观，还有无以计数的，在这些“奢华”和“崇正”感观渲染之下，那种“人生而静，天之性也”(《礼记・乐记》)的平和自然的审美之感顿然消失。《综艺》杂志的罗伯特・科勒认为：“《黄金甲》是张艺谋迄今为止最奇怪、最杂乱无章的影片，充满了歇斯底里的唐朝宫廷阴谋和毫无水准的CGI战争场面”，以张艺谋为代表的中国电影越来越多地依赖“技术工具”打造视觉效果，走向了注重形式和商业化炒作的发展道路。
凭借技术工具制造视觉电影正是西方所长我方之短《黄金甲》战争场面混乱庞大显示出其CGI制作水平显然与《指环王》有一定的差距，这种技术上的差距有深刻的思想根源，罗素曾指出“中国文化有个弱点缺乏科学”(P.39)，科学的对象是“物”，西方所擅长的科学知识的研究为其技术和工具的发达提供了条件。中西之长短起源于古代轴心时代的文化差异l西方人在的影响下，产生了形而上的本体的探索追问世界的本质，从柏拉图的“理式”一直延续到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本体论的思维导致了主客二分使西方文化向着科学的“物”性层面发展，并演变成完整系统的知识体系，西方在不断追问本体“是什么”的过程中注重新知识新发现，从而形成了一种“向上向外之超越精神”(P.6)，而中国文化由于先秦时性的早启，孔子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有意将神悬置不谈而消解宗教的权威性，把神灵和宗教化为人自身践行的精神源泉，强调“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的自省关注人渴望达到“天人合一”中庸之道的境界。所以中国的文化是一种向内的道德情感的文化。总之，中西差异可以归因于不同的理性精神，即西方的“理智”精神和中国的“理性”精神，“理性、理智未心思作用之两面：知的一面日理智，情的一面日理性”，西方重“物”中国重“人”成为现代西方技术工具胜于中国的重要原因。当中国电影全心投入到相似的发展道路上的时候，正是以己所短攻其所长迷失了自己的方向，奥斯卡一次一次将中国电影拒之门外，正是因为中国电影拍的愈加像美国电影了，只有中国电影人觅得了自身的文化精髓才能使中国电影新生!
二、精神之残羹
《无极》追求“荷马史诗”般的宏大叙事，《夜宴》借鉴莎翁的《哈姆雷特》《黄金甲》照搬曹禺的《雷雨》都试图以“经典”的思想内涵来增加影片的文化深度。但从《雷雨》和《黄金甲》的对比中可见它们未得其精神实质，曹禺先生对《雷雨》说过这么一段话“……与《雷雨》俱来的情绪蕴成我对宇宙间许多神秘的事物一种不可言喻的憧憬。《雷雨》可以说是我的‘蛮性的遗留’，我如原始的祖先们对那些不可理解的现象睁大了惊奇的跟。……我的情感要我表现的，只是对宇宙这一方面的憧憬”。正是这种对宇宙的思考和对人的感悟的艺术精神才使其捕获了创作灵感，作品充满了生命的张力和思想的深邃，就像唐君毅所说“此种中国各种艺术、文学精神之交流互贯，……恒以文学、艺术为人生之余事，为人之性情胸襟之自然流露。……”。《黄金甲》过于追求视觉形式却未开拓出高于或新于《雷雨》的思想境界，一定意义上不可避免地成为“经典”的精神残羹：《礼记・乐记》说“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论语・八佾》“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现代人应该重视和吸取中国传统的“礼乐并重”的“为人生而艺术”的艺术精神，它以“人”为终极关怀的目标要求达到艺术上美和道德上善的完美统一，通过作品展开心灵的对话和精神的交流，达到形式与内容、艺术与道德的双重体验，并非是单纯的艺术形式的刺激。在缺乏这种传统艺术精神的前提下，只是单纯地通过移植经典的故事与情节是无法达到一定高度的艺术境界的。只有从单纯的商业利益下超脱出来，重新回到对“人”和生活的关怀中去探究生命和宇宙的理想，才能彰显形式和内容之间的张力。
精神残羹的另一表现是对中国文化未得精髓留于表面的理解《黄金甲》中的符号和话语暗含的是对传统文化精神――人文精神的误读。如影片中那张“天圆地方”的台桌被抽象成了生硬的代表“天命”的符号，同时又将其精心地雕琢一番，消解了古人敬天的精神内涵而无法从中获得崇敬之感。中国传统文化的奠基人是孔子，“孔子的所谓天命或天道或天，……，实际是指道德的超经验的性格而言”“在孔子心目中的天，只是对于‘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的现象而感觉到有一个宇宙生命、宇宙法则的存在”“由于天人对立而可以求达天人相通，天人合一的境界，那是古代中国人求能明道之最高境界”。从中我们体悟到了是极高的精神境界和对人的召唤，通过“敬天”使人关注自己并对其行为负责，开启了中国人文精神的大门。再如《黄金甲》中出现次数较多的一个台词是“规矩”，却和《中庸》听说“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兄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这些规矩的本义截然相反《中庸》所言的“规矩”是双方都要遵守的义务，应是一种平等的义务关系从而尽自由之人性达到中庸之道，追求一种道德理性的完整的人格精神世界。《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才是孔子的最初的本义和人伦理想。而影片中的“规矩”成为了统治者维护统治的借口和压抑人性的紧箍咒，父子对峙夫妇离异兄弟残杀，一切“不规矩”的罪恶都在“规矩”下爆发。这种“规矩”是对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对儒家伦理的曲解是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我们应该以一种继承发扬的态度去发掘出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
中国大片巨大的票房背后是众多的影迷。大众的反映不外乎有两种观点：一是肯定影片的价值，二是否定电影的价值，但是多数的否定者却说不清真正的原因。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发展，商品化下对于利益的追求和迷恋，渐渐将中国人“向内向人”的用力方向转换到西方“向外向物”的方向来，“致广大而尽精微”在大众的思想中窥探出的是中国人某种精神的缺失，以“仁”为核心的中国传统人文思想渐渐疏远。传统文化借助“天命”并使之成为人追求自身所渴望的一切的精神动力，不求“人”对“物”的主宰追求“天下归仁”的物我交融的理想世界，正如《中庸》所言“尽己之性，可以尽人之性，尽人之性，可以尽物之性，可以赞天地之化育”。这种“向上心”是通过自我情感道德理性的自律来完成“仁”的理性境界，“在德与利两种价值中，德居于更高的地位，利必须用德来规范”，“孔子认为，真正的好德者必须放弃任何以德求利的考虑，把德作为一种直接的价值目标来追求”。这种自律性也就造成了极其稳定又极其不稳定的情形。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对理性精神的冲击，哲学上尼采“上帝死了”的宣言，使中国的“天命”的本原和敬畏之情逐被消解，随之而来的是自律的薄弱松动，这是精神缺失中“人”的因素。这些确实是值得重视的问题，当我们对我们数千年文化的自豪无比的时候，也应该反思一下是什么维持着中华民族的兴盛不衰――正是我们日渐疏远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
总之，只有我们重新找回精神支柱，中国艺术重归“为人生而艺术”的道路关注人生。才能再现昔日文化的生机。
三、形神统一
中国电影走向西方的探索之路是值得肯定的，也有其积极意义并取得了世人的认可，然而真正的中国文化精神的精义是不能丢弃的应该在立足于自我的基础上去吸收他人之长处，才能使中国电影乃至中国艺术重获新生。就像吕克・贝松所说一样，法国电影曾经有一段时期也在效仿美国却丢失了自己，然而现在法国电影以全新的姿态影响国际影坛，就是凭借着自我民族意识的自省领悟到了“民族魂”才走向成功。对于电影视觉形式的追求和商品经济下合法利益的获取是未可厚非的，但是作为大众艺术的电影其精神内涵是首要的，只有在将唯美的视觉效果和思想境界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才能体现出物我交融、形神统一的“多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