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希宝帖的沉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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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喜欢书法,在他收藏的所有历代书法中,有三件是令他喜欢得可以不思茶饭的宝贝。第一件就是书圣王羲之写的《快雪时晴帖》;第二件是王羲之的儿子王献之写的《中秋帖》;第三件则是王羲之的侄子王写的《伯远帖》。乾隆皇帝还在自己住的养心殿西暖阁专门辟出一间小屋将它们收藏在这里,为的是可以随时欣赏、临摹它们。这间小屋就被乾隆皇帝命名为“三希堂”。
《快雪时晴帖》的故事
1928年6月4日,一列从北京开往沈阳的火车在行驶到沈阳西郊一个叫皇姑屯的小站时,一枚预先埋好的炸弹将列车中部的一节豪华车厢炸毁,当时赫赫有名的东北奉系军阀被当场炸死。这就是著名的皇姑屯事件。
消息传到北平,有一个人在听到这个消息后,一下从原本端坐的椅子上站了起来,他就是时任故宫博物院临时理事会常务理事的易培基。
就在前一天的晚上,在离开北平之前,曾派人专门来找他索要一幅古人的书法名帖,易培基推说这件书法帖被锁在保险柜里,而保险柜的三把钥匙分别由冯玉祥等三人持有,无法打开。因急于离京,又不便将宝帖强行拿走,只好作罢。没想到十几个小时之后就被炸死了。
此时,看着那件险些与一同葬身火海的国宝,易培基深深地舒了一口气。
那件差点儿与一起葬身火海的国宝就是这三希宝帖中的第一帖《快雪时晴帖》。
《快雪时晴帖》是我国晋代第一书法家王羲之写的一封书信。篇幅不大,长23.6厘米,宽16.4厘米,也就相当于现在一张普通信纸大小。全文仅28个字,写的是“羲之顿首,快雪时晴,佳想安善,未果为结,力不次,王羲之顿首,山阴张侯”。
全文由行书、楷书交替书写,行笔自如流畅,神采飞扬,表现出一种平和简静,遒丽天成的意境。王羲之没有想到,他随手写的这28个字,却让一代一代的后人为之倾倒。从后人留在这幅帖上的墨迹印迹,就能看出王羲之对中国书法艺术的影响和他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历代收藏者的题字和印章,无不是极高的评价和赞叹。光是乾隆皇帝在上面的题字、题诗就达70多次。他称帖上的28个字为“二十八骊珠”,是“上上真迹”、“千古妙迹”。
但这幅书法却不是王羲之的真迹。说来令人遗憾,王羲之所有的书法真迹都已失传,没有一幅被保存到今天。这幅《快雪时晴帖》是唐代书法家临摹复制的,由于是直接从王羲之的真迹临摹复制,而且年代距王羲之最近,又是惟一的一件,所以后人就一直把这幅《快雪时晴帖》当作真迹看待,成为了解王羲之书法的直接来源。
皇妃偷卖出手
《快雪时晴帖》被保住了,《中秋帖》和《伯远帖》又身在何方?其实,连当时的易培基也不知道这三希宝帖中的另外两帖到底在哪里。
原来,早在民国初年,尚偏居在宫中的光绪皇帝的妃子瑾妃就盯上了三希宝帖,但是这三件宝贝名气太大,尤其是这第一件《快雪时晴帖》,光乾隆皇帝在上面的题款印章就有70多处。如果一下子把三件都拿出去卖了会太显眼的,还会惹出麻烦来。于是她决定先把《中秋帖》和《伯远帖》偷偷卖掉。为了掩人耳目,避免事端,她没敢找大古董商,而是就近卖给了故宫附近一个叫品古斋的小古董铺子。
随后,一个经常光顾这个小铺子的人,便在这里意外地得到了他做梦也没想到的宝贝。此人叫郭葆昌,家财万贯,酷爱收藏,是权倾一时的袁世凯的管账先生。当品古斋的掌柜在他面前打开一个布卷时,他一下子愣住了。因为他看到的是两幅纸张泛黄、年代久远的书法。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不是藏于深宫,只闻其名,不见其踪,大名鼎鼎的三希宝帖中的两希《中秋帖》和《伯远帖》吗?毕竟是古玩收藏的老手,他很快掩饰住内心的激动,跟掌柜的讨价还价了几个回合,就一掷千金把它们买了下来。临走还没忘了提醒掌柜的要按规矩给他保密。
时间一年年地过去,三希宝帖中的第一帖《快雪时晴帖》在1928年躲过了与同葬火海那一劫之后,依旧存放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抗日战争期间,它又与故宫其他珍贵文物一起辗转迁移到了四川。抗日战争胜利后,民国政府将大批故宫珍贵文物运往台湾,《快雪时晴帖》也随之去了台湾,其后,它一直被保存在台北市的中山博物院,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博物院里。而《中秋帖》和《伯远帖》,对世人来说,就如同一块石头沉入了大海。
无可奈何抵押
时间到了1949年,当时的民国政府已经失去了对大陆的控制,正慌忙撤往台湾。此时的乱世之中,谁也不会注意到沉没了17年的《中秋帖》和《伯远帖》终于在混乱的台湾浮现了出来。
1949年的一天,一个商人模样的人找到刚刚从大陆迁台组建的台湾故宫博物院,要将手中的两幅书法卖给他们,这两幅书法就是《中秋帖》和《伯远帖》。此时,《快雪时晴帖》已经随着大批故宫文物到了台湾,现在缺的正是这送上门来的三希宝帖的另外两帖。照理说三希宝帖从此就该团圆了。如果台湾故宫博物院当时就把它们买下,也就不会有后面发生的故事。但在惊喜之余,台湾故宫博物院负责人却倍感无奈,捉襟见肘的经费使他们拿不出钱来收购,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刚刚浮出水面的宝帖又沉了下去。
时隔不久的1951年,两幅宝帖又出现了,但这次却出现在香港的一家英国银行里。宝帖的持有者是郭葆昌的儿子郭昭俊,两年前,就是他把《中秋帖》和《伯远帖》带到了台湾,因为未能顺利卖出,急需用钱的郭昭俊只好又转到香港将这两幅宝帖抵押给了一家英国银行,赎宝期限就定在了1951年的年底。眼看着抵押期限快到了,可赎宝的钱还没有着落,郭昭俊焦虑不安却又无可奈何。其实英国银行也早就盯上了这两幅宝帖,他们在催郭昭俊还款的同时,又极力诱使他把宝帖卖给银行。抵押期限一天天逼近,郭昭俊在无奈中准备被迫出卖宝帖了。
而大陆也在关注着国宝三希宝帖。当时广东省银行香港分行的经理徐伯郊,他和郭昭俊可称得上为世交朋友。当徐伯郊得知郭昭俊要出卖三希宝帖时,他深知这两件国宝的价值,要是卖给了外国人,那可真是国家的千古遗恨。于是,他一面力劝郭昭俊将国宝卖给祖国,一面迅速将此事告知其父――时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徐森玉,随后,消息被上报给国家文物局。
一切都在紧张有序中进行。为了确保国宝真实可靠,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王冶秋、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和上海文管会主任徐森玉等人亲往鉴宝,鉴定地点被特意安排在澳门。经过鉴定,《中秋帖》和《伯远帖》是真迹无疑,两件稀世国宝终于以当时的天价35万元重金回归了祖国。从那以后,《中秋帖》和《伯远帖》这三希宝帖中的两帖又回到了北京故宫博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