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孔子关于“郑卫之音”的“矛盾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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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卫之音”是指我国周代郑国和卫国一带的民间歌舞音乐，其内容多为表现男女青年互赠香草表示爱情，与“女乐”合称“新声”。“郑卫之音”曾是我国古代音乐史研究中的一个长期存在争议的问题：褒之者曰“声音之至妙”，贬之者曰“乱世之音 ”，以至于后来成为“不健康音乐”的代名词。

孔子曾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出 “恶郑声之乱雅乐也”，“郑声淫”、“放郑声”等观点。然而在孔子和弟子们编纂的诗歌总集《诗经・国风》中却大量收录了郑、卫两国的爱情歌曲，其中不乏大胆和火辣之作，不得不让人觉得带有些“淫”的色彩。对反映男女爱情的歌舞《关雎》，孔子还大加赞赏说，“洋洋乎盈耳哉！”这让许多音乐史学习者和研究者迷惑不解，孔子对“郑卫之音”的观点岂不矛盾？

郑国和卫国居民原为商朝遗民，因此可以说源于这一地区的郑卫之音是保留了商音乐的“前朝遗声”。

周武王进取中原以前，商和周的音乐文化分别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之中。商文化的各方面都较周发达。当时在周的宫廷中，音乐还没有“商”音。周把此音从商拿来己用，因而叫做“商”音。从出土的编钟与甬钟也不难看出，商的音乐水平远远高于周。据考证，卫地已有些简单的歌谣曲和今天 “小调”的滥觞 。《诗经・国风》凡一百六十篇，绝大部分是民歌，而郑、卫两地民歌合占六十篇，达三分之一强，在数量上是第一。郑卫音乐这种数量和质量上的优势地位，是它后来能广泛流传的内在因素，这也是它继承了商音乐较高水平的音乐传统的结果。

《国风》中记录的郑、卫两国许多爱情歌曲基调健康乐观，感情真挚而强烈，没有丝毫忸怩作态的痕迹。它们一方面真实地反映了劳动人民纯真质朴的感情和热情奔放的性格，另一方面又从侧面反映了郑卫之音的艺术风格。郑卫之音有着如此之高的艺术成就，难怪《战国策》载：魏文侯对子夏曰：“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敢问，古乐之如彼何也？新乐之如此何也”。

那么这里的古乐是什么呢？就是指周礼乐制度中的雅乐。

“雅乐”起源于西周，是统治阶级用于宗庙朝廷的祭祀、典礼音乐。其风格慢而单一、枯燥。在西周，“雅乐” 有着特定含义的概念，它所指的只是“周音乐”。既包含有“周族”的意义，也包含有地域的意义，是出于巩固其种族统治的需要而在全国颁行的，同时也是加强周人血亲联系，巩固封建等级秩序的有效手段 ，因此“雅乐”是因政治而存在的。

“雅”字，意思为“正”，不是美或悦耳。由于政治统治的需要，商音乐是雅乐竭力排斥的主要对象。《周礼・春官・大司乐》有载：“凡建国，禁其淫声、过声、凶声、慢声。”所谓“淫、过、凶、慢之声”，主要是指商音乐。这一点，《荀子》关于“审诗商，禁淫声”一段也可与之互为佐证。

尽管周把郑卫之音等新乐（实为前朝遗声）极力排斥在雅乐之外，但由于雅乐过于浓重的政治色彩和新兴地主阶级享乐的需要，更重要的是由于郑卫之音（商音）艺术水平在雅乐之上，所以雅乐中还是逐渐挤进许多郑卫之音。雅乐所使用的乐器、演奏方法等物质技术手段方面吸收了商音的已有成就。而且雅乐这种吸收越来越多，并最终随着周政权的瓦解被新兴的郑卫之音等新乐所取代。所以，“乱世”成就了郑卫之音，而不是郑卫之音导致了乱世。

孔子在其编纂的《诗经》中毫不犹豫地把郑卫两地的爱情诗歌入选 《国风》，但却又说 “郑声淫”、“放郑声”，这种自相矛盾的思想显然不是大思想家所为。而且《论语》中还记载了孔子会见以而闻名的南子，可见他没有把男女关系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

那么，孔子为何要批判“郑卫之音”，说 “郑声淫”、“放郑声”呢？孔子出身于贵族，生活在周天子失去对各“诸侯国逾制”、“礼崩乐坏”的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交替时期。他一生极力维护周室统治，对于礼乐制度尊崇有余，对制定礼乐制度的周公更是仰慕有佳。当他看到郑卫之音侵入到雅乐中的同时，也看到了周朝统治奄奄一息的局面，他是何等痛心！雅乐作为周朝的统治工具和象征，是容不得其他音乐的侵入的。因此，他禁不住发出“恶郑声之乱雅乐也”的慨叹，还愤愤地说“郑声淫，放郑声”。查阅字典，对“淫”字的解释首先是过多或过甚。据有关专家考证，这里的“淫”是针对郑声过分侵淫雅乐或雅乐中郑声过多而言，而不是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放郑声”也是说要把郑声从雅乐中赶出去。

由此看来，孔夫子对“郑卫之音”的观点并不矛盾。他只不过是为周朝岌岌可危的统治发出了几声慨叹。“郑卫之音”现象反映了当时音乐领域新旧交替的客观现象，是当时动荡的社会生活及社会制度更替在音乐中的反映。

然而，郑卫之音并没有因为孔子的反对而消失。相反，以郑卫之音为代表的新乐终于催跨了一统天下的雅乐，它对各地方音乐、乃至中华民族音乐水平的提高和发展都起到了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