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解救的姜戈》之暴力审美的人性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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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昆汀・塔伦蒂诺执导的《被解救的姜戈》凭借其暴力审美的冲击和杂糅风格之西部影片的魅力，既赚取了高额票房，又荣获了两项奥斯卡大奖。究其成功的深层原因，在于影片在暴力审美狂欢背后对人性的拷问：展现了小人物身上潜藏的邪恶感和人性的复杂，同时又正面肯定了爱情与自由在人性中的价值。但影片过于重视暴力审美的视觉冲击给受众带来的，在一定程度上对审美内容的道德价值形成了遮蔽。

[关键词]人性;暴力;道德;审美

电影《被解救的姜戈》（Django：Unchained），从其名称中“被解救（unchained）”一词，即可看出故事内容关涉道德元素。换言之，道德价值在影片中乃是以直接的方式来丰富故事的审美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同时，“被解救”一词也表明了故事内容中包含暴力元素，这也符合“鬼才”昆汀・塔伦蒂诺电影一贯的暴力审美风格。可以说，片名已经预示着关于影片的审美评价必然会涉及暴力本身的正义与非正义，涉及人性的善与恶。在故事的具体讲述中，昆汀通过暴力叙事的层层推进揭示了人性善恶交织的复杂性，同时又试图肯定爱情、自由等人性善的价值取向。但由于他对暴力审美效果的过度追求，很容易让观众沉浸在暴力审美满足的之中，而忽视影片对人性中恶的批判与善的追求。

一、暴力呈现中的复杂人性

人本主义哲学家弗洛姆曾认为：“人的历史是用鲜血写成的。这是一部不断使用暴力的历史。”[1]5即便该论断存在偏颇之处，但对于美国的黑人而言却是不堪回首的事实。《被解救的姜戈》把故事设定在美国内战爆发前夕的1858年，便是要对黑人在奴隶制下的非人遭遇进行正面揭示。而相较于饥饿、疾病、苦役等而言，暴力与死亡更易直接触及美国南方奴隶制的罪恶。由此，影片的暴力叙事本身，也可以在历史事实中找到合法性依据。

在《被解救的姜戈》中，暴力主要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残酷的“嗜血型”暴力。从片头对奴隶后背鞭痕的特写，到惩罚逃跑的奴隶、曼丁哥打斗，再到随意杀死奴隶等。此类暴力以种植园主卡尔文・坎迪为代表，他为了满足自己的娱乐欲望，不惜让黑奴在曼丁哥打斗中致残乃至牺牲生命;为了维护对奴隶的管制，随意以任何方式惩罚或处死奴隶。第二类是“反应型”暴力。它“是指为捍卫自身或别人的生命、自由、尊严和财产所采取的行动……这种行为的目的是为了生，而不是死;是为了保存，而不是毁灭”[1]13。如姜戈为追求自由、拯救妻子布隆希达而杀死奴隶贩子、等行为，这虽是以暴制暴，但具有正义性。

事实上，若就暴力对人性的揭示而言则显得较为复杂，因为人性的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在很多情况下尤其是在暴力中，并不能够鲜明区分。就非正义的一方而言，以坎迪与黑人管家斯蒂芬为例，坎迪作为白人奴隶主，傲慢、虚荣、残暴，看似一个完全的“恶”的代表，但他对劳拉的态度也有可取之处。斯蒂芬作为在坎迪农场生活了76年的黑奴，对同族的黑人没有感情，却与本应对立的坎迪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狡诈、凶残，对主人坎迪却忠心耿耿。他识破了舒尔茨与姜戈骗买布隆希达的计谋，告知了坎迪;在坎迪因戏弄舒尔茨而被打死后，他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哭喊;在姜戈被抓后，为了进一步报复，他把姜戈卖到矿山当采矿奴隶，企图将他折磨致死。通过这两个人，昆汀充分展示了人性恶的一面，但并没有将其绝对化，让人物显得更为丰满。

就正义一方来看，姜戈与舒尔茨虽主要用来展现人性善的一面，但同样有可以批判之处。扮作牙医的赏金猎人舒尔茨，抱着功利目的买下了奴隶姜戈，又因憎恨奴隶制而给予其自由，把姜戈训练成为美国南部最快的并做他的搭档。虽然他不顾罪犯家庭亲属的感受，枪杀罪犯，有不人道的一面，但正义感始终处于主导地位。所以，在姜戈提出解救被卖到坎迪种植园的布隆希达时，他不仅出谋划策，而且冒死前往;在逃跑的黑奴达达尼昂受罚时，他甚至在冲动之下要替他赔偿。尤其是在被敲诈之后，昆汀在巧妙地安排女奴弹奏贝多芬的音乐，让他在音乐中回忆起达达尼昂被恶狗吃掉的血腥场景，进一步激发了他的正义感，使其失去先前的克制而杀死坎迪，并最终因此而丧命。这既显示出昆汀暴力叙事的巧妙，又展现了他对正义、对人性善的追求。因为，“在所有艺术形式（art forms）中，音乐之所以被视为是与道德最直接相关的艺术形式，是因为人们认为音乐可以无须任何中介便能直抒我们的情感”[2]13。

至于姜戈，也是如此。虽然他为了争取自由、拯救妻子而以暴制暴，但在复仇的中他迷失了原有人道的东西，如在枪杀与儿子一起的罪犯之时，他向舒尔茨提出了异议，显示出他的善良;但在舒尔茨要解救达达尼昂时，他却出手阻止，有残酷之处;最后对手无寸铁的劳拉的枪杀，更是陷入了复仇的狂欢。

二、爱情与自由的价值取向

爱情与自由作为人性善的基本价值内容，是文学艺术经久不衰的主题内容。即便是《被解救的姜戈》这样充满暴力内容的西部电影，无论是出于电影商业元素和卖点的考量，还是出于故事叙事的需要，昆汀在影片中有机地融入爱情与自由的元素，有效地平衡了暴力叙事，丰富了影片的主题。

只是在这部糅合了西部片、动作片、侦探片等因素的影片中，昆汀有意打破了常规的爱情叙事模式，将其与影片的“解救”主题融合在一起。影片中布隆希达是在姜戈对二人遭到残暴虐待的回忆中出现的，但也正得益于这一安排，凸显出姜戈对爱情的捍卫与追求。尤其是通过舒尔茨用德国传说对布隆希达名字的解释，不仅让姜戈要像西格弗里德杀死火龙解救公主布隆希达一样，毫无畏惧地去解救自己的妻子，而且让舒尔茨从姜戈坚定的眼神里获得感动，成功地为舒尔茨帮助姜戈提供了理由。“布隆希达”爱情故事传说与现实的契合，既让故事情节显得较为合理，又成为推动故事发展的内在动因，同时还丰富了故事的主题，让情节更加跌宕起伏。影片结尾，布隆希达最终被姜戈解救出来，在完成解救的同时也宣告了捍卫爱情的成功，让故事达到了高潮。

自由，作为《被解救的姜戈》中与暴力主题形成张力制约的积极价值取向，也是影片获得观众认可的决定性因素。作为奴隶的姜戈，因为认识逃犯布利特尔兄弟而被舒尔茨以暴力的方式买下，以指认他们作为交换，被舒尔茨给予自由。获得自由的姜戈，做舒尔茨的搭档挣了一笔赏金之后，提出去解救布隆希达。但在解救过程中，舒尔茨因无法忍受坎迪的无礼与羞辱在将要离开时杀死了坎迪，致使姜戈与布隆希达一起被抓。姜戈在被送往采矿场的路上，利用从舒尔茨那里学会的套语成功自救，而后，又勇敢地回到了坎迪园，成功地解救了布隆希达。至此，两个人都从奴隶转变成为自由人。

依据影片所交代的故事时间，姜戈与布隆希达成为自由人应在1859年，美国奴隶制依然没有被废除，并且白人对黑人的种族歧视更是根深蒂固。这一点在影片中也有着充分体现：获得自由的姜戈，骑着马走在大街上，白人总是报以惊讶的眼神，根本无法接受一个“黑鬼”（nigger）像白人一样。黑人对他的看法则较为复杂，有的仇视，有的惊讶，有的羡慕。这就迫使舒尔茨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强调介绍“自由人姜戈”。这些底层白人虽然没有直接拥有奴隶，但奴隶制长期以来所形成的观念让他们无法忍受一个和他们一样自由的黑人。他们也不会从“人”的角度对自己的观念进行反思，而只能把黑人当做“私人财产”，当做奴隶。因此，获得自由的姜戈和布隆希达，根本无法摆脱整个时代和社会对他们的僵化观念，所获得的“自由”只能是形式上的自由，不可能拥有像白人一样的社会 地位和待遇。

或许，对于自由的双重揭示正是《被解救的姜戈》的深刻之处，也是昆汀匠心独运之处。同时，自由这一话题即便是在当下的美国社会观念中，依然是一个重要的向度。可以说，《被解救的姜戈》之所以能够在全球获得高额票房，并荣获第85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原创剧本奖，不仅仅是因为故事情节的安排，还与故事背后潜藏的主题与价值取向有关。

三、暴力审美的道德向度

关于艺术的道德评价与审美评价，很难进行严格的区分。尤其是对《被解救的姜戈》这类具有鲜明道德内容与价值取向的作品，审美价值、道德价值、艺术价值、商业价值等都是糅合交织在一起的，相应的审美评价会带有道德因素，道德评价也会带有审美成分。《被解救的姜戈》在中国上映过程中曾遭遇下线重审风波，整体票房不佳，与影片在美国及其他国家的电影市场形成鲜明对比。究其原因，应与影片过于血腥的暴力的画面，和中国人自古至今的视觉审美标准有密切关联。

昆汀为了追求《被解救的姜戈》的暴力审美效果，不仅把血腥场景直接呈现在观众眼前，而且运用了特写镜头、慢镜头等拍摄技巧，还辅之以清晰逼真的音效、铿锵有力的音乐。在给观众带来极大视觉冲击力的同时，诉诸音乐节奏让观众获得听觉，借此调动观众整个身心的审美感受，达到震撼人心的目的。如达达尼昂被几条恶狗活活咬死的场面，便是极其血腥与残忍。进入农场后，在舒尔茨无法忍受坎迪的奸诈、无礼与傲慢，开枪将其打死时，用特写镜头渲染坎迪的鲜血与胸前白花的对比;姜戈与们的枪战中，更是运用大量慢镜头对中弹后血浆四溅的场面进行特写，并配上快节奏的说唱音乐，让观众在姜戈这种具有正义性的杀戮中获得情感释放的，枪声、喊叫声与血肉横飞的场景似乎不仅不会给观众带来恐惧感，反而会让观众获得暴力审美的。打斗、血腥、杀戮，成为影片暴力审美的关键词。

如前所述，姜戈与的大战可以视为一种“反应型的暴力”，通过影片前面的层层铺垫，在事先博得观众同情的基础上，赋予了这种暴力以正义的性质。但昆汀运用各种电影元素对这种暴力审美场景的过度处理，很容易造成观众淡化甚至漠视影片关于人性的拷问和相应的道德判断。王柯平在谈及艺术作品的视觉冲击与其审美价值、艺术价值、道德价值的关系时，曾说：“我个人向来‘偏颇’地认为，仅靠单纯的视觉冲击或耸人听闻的怪异形式来打造艺术作品，只能产生某种瞬间即逝的‘烟火效应’，难以成就给人以精神启迪和审美感受的、真正感人的传世杰作。”[2]150就《被解救的姜戈》来看，昆汀及影片之所以没有荣获奥斯卡的最佳导演、最佳影片大奖，恐怕亦与对暴力审美的过度使用有密切关系。

当然，昆汀在渲染暴力审美的过程中，也试图运用色彩、节奏等元素来象征性地烘托道德价值内容，融入道德元素。如影片在结束时也企图运用色彩来正面肯定爱情与自由的价值：让布隆希达穿着白色上衣，用白色来象征纯洁的爱情;姜戈则是一副西部牛仔的帅酷装束，戴着牛仔帽和墨镜，穿着“勃艮第”颜色的上衣，来展现他复仇成功、救出布隆希达而获得爱情与自由后的亢奋。康德曾指出：“我们经常用一些像是以道德评判为基础的名称来称呼自然或艺术的美的对象……甚至颜色也被称为贞洁的、谦虚的、温柔的，因为它们激起的那些感觉包含某种类似于对由道德判断所引起的心情的意识的东西。”[3]202-203昆汀的安排看似可以对先前的复仇场面进行道德弥补，但整个场景是在姜戈炸掉坎迪园的主楼之后，观众很容易沉浸在复仇式杀戮的暴力审美中，而忽视对这一结局的审美反思与道德反思。因为，确如斯蒂芬所说：“一个黑人不能平白无故地就这么冒出来……”在奴隶制没有废除和种族歧视的社会中，姜戈和布隆希达能到哪里去呢？恐怕沉浸在暴力审美中的观众很难对此进行进一步思考。

纵然观众在对影片的欣赏中注重的是审美感受，并非其道德教化的内容。但就电影作为大众艺术而言，传播力与影响力决定了电影很难与一定的教育责任完全剥离。并且，美与善的内容与评价标准的融合，在中西方都有悠久的传统。康德更是明确提出：“美是德性――善的象征。”[3]201因此，无论是暴力还是反暴力所营造的审美，都应向人性的纵深处挺进，即便是暴力审美也应进行深度的人性反思。但《被解救的姜戈》由于对暴力叙事效果的过度渲染，最终导致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影片的审美价值与艺术价值。

[参考文献]

[1] [美]弗洛姆.人心[M].孙月才，张燕，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2] [英]舍勒肯斯.美学与道德[M].王柯平，高艳萍，魏怡，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

[3] [德]康德.判断力批判[M].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