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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诏铁柱纪年日月方法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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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诏铁柱古称天尊柱,位于当今云南省弥渡县城西北约5公里的铁柱庙内。它是我们研究南诏历史及唐代冶炼技术的第一手重要实物资料,是我国现存的历史最悠久的古代铁柱,于1988年1月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这是闻名遐迩、众人皆知的盛事,也是我们倍加珍视、引以自豪的喜事。但是,南诏铁柱的题记,不是人人都读得懂,有关书籍记载也不一致。如:

康熙三十七年(公元1698年)编的《康熙蒙化府志・古迹》记载:“铁柱庙。在郡东箐口北一里(郡,指当时蒙化府疆域;郡东,指当时的白崖川,属蒙化府)。高七尺五寸。径二尺八寸。上以铁锅覆之。中微剥落。有建极十三年壬辰四月庚午朔十有四日癸丑铸十九字,土人建庙覆之,贴金其上。”

1984年8月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云南――可爱的地方》一书记载:“南诏铁柱,又名天尊柱,在弥渡城西六公里的铁柱庙内。柱高3.30米,周长1.05米,直列题识一行,阳文正书:‘维建极十三年岁次壬辰四月庚午朔十四日癸丑建立’。”

1986年3月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大理博览》一书记载:“铁柱立在殿中的石龛上,柱高3.30米,周长1.03米,柱顶已残缺,呈丫字形,铸身由五节衔接铸成,题记为直书阳文正书‘维建极十三年岁次壬辰四月庚子朔十四日癸丑建立’。”

2004年7月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小河淌水的地方》一书记载:“南诏铁柱体为圆柱形,黑色,铁质,高3.3米,圆周1.05米,直立在一米多高的台上,重约2000多公斤,由五段接铸而成。……柱顶为圆锥形凹坑,深7厘米,有三个垭口,上面各伏一条木质雕龙,上覆一铁笠。柱体面正中有(高)91厘米,宽8厘米凸线框,中间有直行楷书阳文‘维建极十三年岁次壬辰四月庚子朔十四日癸丑建立’22字。”

上述记载中南诏铁柱的题记,都交代了南诏铁柱建立的时间,值得我们关注的有两点,一是岁次、壬辰、庚午、庚子、朔、癸丑等有关干支的知识,二是庚午和庚子有何区别,是讹传,还是另有别意。简言之,南诏铁柱纪年月日的方法及其相关问题,值得我们关注,值得我们探讨。笔者不揣浅陋,就此问题谈点肤浅之见,以期抛砖引玉,就教于方家。

题记开头的“维”,句首语气助词,通唯、惟,用在年月、朝代名前,表示叙事开始,可不译出。题记采用年号和干支兼用的纪年月日方法。所谓年号就是帝王所用的纪年名称,使用方法是由年号(一般是两个字)和即位年次组合起来,所以写为“建极十三年”。“建极”是僭称景庄皇帝的南诏第十一代王佑世隆的年号。“建极十三年”相当于唐懿宗咸通十三年(公元872年),这正如坡《石钟山记》一文中“元丰七年”(“元丰”宋神宗的年号)是一样的。接下来的“岁次”,字面意思是“年次”,即年代的次序,跟上下文联系起来看是指夏历(通称农历或阴历,相传这种历法创始于夏朝,所以又称夏历,现今仍用干支纪年日),用干支纪年法。壬辰,干支纪年,即公元872年。很明显,南诏铁柱的题记,既用年号纪年法,又用干支纪年法,正如清代文学家全祖望《梅花岭记》一文中“顺治二年乙酉四月”(“顺治”是清世祖福临的年号,乙酉是干支纪年)一样。

干支纪年是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按顺序两两相配的一种纪年方法。这种方法开始是用来纪日的(如铁柱题记末的“癸丑”即十四日之意),后来才逐渐用来纪年。古代纪月,通常和今天一样,也用序数。每个月中有几天还有特殊的称呼:阴历初一称“朔”,十五称“望”,月末一天称“晦”。即使用干支纪日,当遇到初一、十五和月末这三天,通常要在干支后边分别加上“朔”、“望”、“晦”。因此,南诏铁柱题记中的“岁次壬辰四月庚午朔十四日癸丑”、“岁次壬辰四月庚子朔十四日癸丑”,意思是夏历壬辰年(公元872年)四月初一至下个月十四日、夏历壬辰年(公元872年)四月初一至十四日。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可以把十干同十二支相配排列六十组,循环一次(通常叫做“六十花甲子”)于后,就可以知晓。

甲子、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己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甲戌、乙亥、丙子、丁丑、戊寅、己卯、庚辰、辛巳、壬午、癸未、甲申、乙酉、丙戌、丁亥、戊子、己丑、庚寅、辛卯、壬辰、癸巳、甲午、乙未、丙申、丁酉、戊戌、己亥、庚子、辛丑、壬寅、癸卯、甲辰、乙巳、丙午、丁未、戊申、己酉、庚戌、辛亥、壬子、癸丑、甲寅、乙卯、丙辰、丁巳、戊午、己未、庚申、辛酉、壬戌、癸亥。

由此可知,从庚午到癸丑共44天,即四月初一到五月十四日(题记按夏历四月大计算),从庚子到癸丑共14天。那么,孰是孰非呢?从现有南诏铁柱的实物上看,明明是“庚子”,但是从事理上推测,从建造树立铁柱的一系列工作和当时的条件看,铸建重约2000多公斤的铁柱,而且“建庙覆之,贴金其上”,用14天时间是难以完成,甚至可以说是根本不可能完成。因为公元872年的唐朝南诏时期,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还很低下,例如炼铁炉的建造,生铁的选用,或铁矿石的准备和运输,炼铁燃料的使用,等等,都不是轻而易举的,需要花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需要用较长的时间才能做好准备工作,况且“柱身由五节衔接铸成”,更要作精心的安排才能成功。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康熙蒙化府志》和《云南――可爱的地方》两书的编者关于铁柱题记的记载才没有照样抄录南诏铁柱上所用的“庚子”,而是改为“庚午”。也许有人认为铁柱上明明写着是“庚子”,写成“庚午”是两书编者的笔误或讹传。其实,要说笔误或讹传,可以说是浇铸铁柱的具体经办官员所造成的,这不是没有可能的失误,稍一疏忽就可能将“庚午”浇铸成“庚子”,造成大相径庭的遗误。这也是无独有偶的。大家熟知的立于大理点苍山中和峰麓的《元世祖平云南碑》,它的立碑年代明明写为“元宪二年仲春二月黄道吉日”,其实元代并无“元宪”年号,可能是立碑时云南经办官员所加,或者刻碑者刻写失误,经办者疏忽,并非碑文作者程文海原文所为。这里,我们要加以肯定的是《康熙蒙化府志》和《云南――可爱的地方》两书编者的求实精神,他们不是照抄照搬,而是根据事理作出明确的断定。

这里,还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南诏铁柱建立所花的时间,使我们想到铁柱题记“不言武侯,亦不言重铸”是理所当然的。据《康熙蒙化府志》、《蒙化志稿》等史籍记载,后主“建兴二年(公元224年),诸葛亮平南中。军次白崖。建铁柱纪功”至公元872年南诏铁柱建立,约六七百年,铁柱“岁久剥蚀”,面目全非,“世隆复增铸武侯纪功铁柱”不必在题记中点明。因为这仅仅是在当年“武侯纪功铁柱”的旧址“复增”铁柱,所建铁柱和当年武侯铁柱很难说清有什么相同之点,无所谓“重铸”,也可“不言武侯”。另外,1996年6月新编印出版的《蒙化志稿》在编印说明中指出:“现代史学界比较一致的意见是:诸葛亮南征没有到达滇西,主战场在益州郡境内的楚雄、广通、姚安等地区。”如果这种说法成立,那么诸葛亮的将士到达邻近广通、姚安等地的弥渡也是完全可能的,在这里建立铁柱纪功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总之,南诏第十一代王佑世隆于建极十三年,在当年诸葛武侯所立铁柱之地建立天尊柱,是无疑的。铁柱建立用了44天时间,以至后来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重修,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又重修大殿以及前后院诸殿和厢房,都是以诸葛武侯建铁柱纪功之地为基础的,如果没有这个基础,南诏铁柱的建立也很难在短时间内完成,也不可能在历朝历代重修后目前呈现出的铁柱庙的壮观。

又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有的人往往将南诏铁柱误以为昆明大观楼长联中的“唐标铁柱”。这里,应注意的是,楹联是一种文学作品的样式,对它的理解不能太实,特别是对其中的历史典故的理解,应联系上下文,注意到它的本义、引申义和比喻义。“唐标铁柱”是史实,云南省楹联学会会长赵浩如教授《大观楼长联注释》一文说,“铁柱”又有写作“铜柱”的。古人作战得胜后,往往要立铜柱或铁柱以作纪念。东汉时,伏波将军马援用兵后铸铜鼓和铜柱为志,后有人仿之。唐朝时,“何履光以兵定南诏境,取安宁及井,复立马援铜柱,乃还。”(见《新唐书・南蛮传》)又载,御史唐九征统一吐蕃和滇西北诸地时,也“立铜柱于点苍(山)湍溪”。(徐树丕《识小录》)。这就是《云南――可爱的地方》一书所说,公元704年吐蕃再次控制了洱海中心地区(不同于以洱海周围为中心,包括澜沧江以东,金沙江以南,楚雄以西及沅江上游的洱海地区),公元707年,唐政权派灵武监军右台御史唐九征为姚Q道讨击使,率军与吐蕃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结果吐蕃失败,唐九征烧毁了吐蕃设置的镇戍城堡,拆掉了吐蕃架设在漾水濞水上的铁索桥,切断了吐蕃与洱海中心地区的交通。然后在其地立铁柱“以勒功”。明代知府、大理人李元阳也在《石门山记》一文中写道:“遂下山,由捷路行,……至湍溪为唐御史唐九征立铜柱地,今失其处矣。”(见《康熙蒙化府志・艺文志》)。凡此种种,皆可谓“唐标铁柱”。

那么,“唐标铁柱”在昆明大观楼长联中的含义是什么呢?联系其上下文“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伟烈丰功,费尽移山心力”可知,下联是抒历史感慨,和上联描绘自然景观相对称,所写的历史典故大意是,“试想:汉武帝操习战船,打通西南通途;唐中宗统一南诏,立铁柱刻书功德;宋太祖挥动玉斧,观看版图;元世祖跨革囊渡过金沙江,一统六诏山河。伟烈丰功,何等的煌赫,真是费尽了移山的心力啊!”(赵浩如译)其中,“唐宗统一六诏,立铁柱刻书功往”,是用的“唐标铁柱”的引申义。由此可见文学有别于历史的一斑。

总之,上述南诏铁柱纪年月日方法及其相关问题,其意义是不可低估的,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研讨。这就是,我们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研究历史,学习历史,确认南诏铁柱题记中是“庚午”还是“庚子”,确认诸葛武侯是否到过滇西,确认“唐标铁柱”的真正含义,为保护祖国优秀历史文化遗产做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