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民口述:胸怀成就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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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张国民 采写/方舟
那十来年为什么辉煌？要我说，除了时代背景、国家大环境的影响外，那个时期那一批电影人的胸怀才是成就辉煌的根基。
1976年7月28日，电影《金光大道》在河北外景地正在拍摄中。当晚，震惊世界的唐山大地震摇醒了睡梦中的剧组成员。惊醒过来的张国民，第一个下意识的动作就是翻身抱起另一张床上在电影中扮演他儿子的小演员往外跑，以防孩子被砸到。事后，导演孙羽说：“这件事充分证明我们选张国民来演高大泉是正确的，因为他本人就具有和高大泉一样的牺牲精神。”
2008年2月20日下午，在中国电影集团公司艺术创作人员中心的主任办公室，张国民指着窗外的小路任思绪回到从前――
没表现好有点不安
就说现在我办公室楼下这条北影厂的路，这是条生产路。上个世纪80年代初，这条路上那可真是人来人往、热闹非凡。15至19号楼全都是各个摄制组的办公楼，还有摄影棚，那时片子拍得热火朝天。虽然没有现在拍戏这么好的待遇，但电影创作异常红火。北影的招待所也总是人满为患。当时的招待所所长周波最常被问到的话就是：“周所长，您那儿还有房间吗？”她经常的回答就是：“没地儿啦！都满了！”招待所住得满满的，在小食堂里吃饭的都是外请演员，中国最出名的电影演员们都挤在小食堂里，那会儿要追星就到北影小食堂候着就行。你看现在，萧条喽。也就《梅兰芳》剧组来了，他们摄影棚门前的车多点，可是整条路已经热烈不再。
那十来年为什么辉煌？要我说，除了时代背景、国家大环境的影响外，那个时期那一批电影人的胸怀才是成就辉煌的根基。 其实，采访一开始，张国民倒是也让记者领略他的一种胸怀，一提到他1980年出演的电影《神女峰的迷雾》，他即对自己的表演用了“败笔”一词来定性。
《神女峰的迷雾》里的姜涧一角是我自己不理想的败笔。按说，这部影片里，导演、其他演员都挺好，我就对自己很不满意，演得不理想。你想啊，郭宝昌是位多有才华的导演啊，那电影的故事结构、画面构图、气氛营造都很棒，其他人演得都好，电影真的很好看!可惜，我表现得不理想。什么原因呢？《神女峰的迷雾》和《萨里玛珂》都是属于我对电影从门外汉刚刚踏进门槛的阶段的作品，就像是一个小孩子学走路的状态，从不会走到刚刚有人扶着你可以走起来了，但大人一撒手，你还晃晃悠悠走不利索呢，我就是在对电影似懂非懂的状态下，但那时又因为《金光大道》已经非常有名气的那个情况中拍了这两部作品，自己不是很满意。当然，这也是一个演员成长当中必须要经过的过程。所以我总结，当一个演员自己觉得很牛的时候，状态一定是不对的。对于《神女峰的迷雾》里姜涧这个人物的整体塑造，我都有遗憾。那时我已经出名了，但又想学学别人，也想这样还想那样，心里对人物的把握游移不定，有想法，想法却又不成熟，其实倒没了主心骨，结果没表现好，心里有点不安。
从《潜网》走向成熟
在所有电影导演中，张国民最熟悉的就是王好为，因为他主演了王好为导演的四部电影。
好为导演是位很扎实、不张扬，表面上很平静，而内心是一团火的很有才华的导演。
拍摄《潜网》时改革开放刚开始，各种观念都展露出来。整个中国电影观众的内心都充满了渴望，他们希望看到更多题材、内容更丰富、结构更丰满的电影作品。年轻的导演们也都是跃跃欲试，想表达、想表现。《潜网》这部电影是当时一部很有影响的作品，讲述了同是体校同学的陈志平和罗弦(刘晓庆饰)相爱，但由于双方家庭地位的悬殊和世俗压力，这对恋人最终未能冲破生活的“潜网”的故事。它反映了当时比较突出的社会问题，既有对人们门第思想提示，也有对人性本身的思考，对叛逆行为的表现和深入剖析。这些东西都是特别能引起当时观众共鸣的。
《潜网》里的陈志平一角，起初我是被PASS的。因为王好为导演觉得我的眼睛太大了，长得也太英俊了。据说，她对着我的照片连声说：“不行，不行，他这双眼睛太大、太有神。我要找的陈志平不要这么漂亮!要一看就忠厚老实的。”她觉得我不是这个人物，陈志平应该是个外表很憨厚很老实很懦弱的形象感觉的人物，他的家庭背景和罗弦的家庭背景差距很悬殊，他是个从骨子里就应该透着自卑的那么一种不太汉子的男人。而这又是一个在当年那个时代里很有代表性的男人形象。
其实开拍前，导演们也没完全想好陈志平应该是个什么样子。但我这个形象都是硬汉的首选人物嘛，所以一开始被好为导演PASS了。可是后来找了一圈，最后好为导演还是选定我。可能她还是觉得我那时的知名度不错，想让我挑战一下新戏路吧。从我本人的角度，我很愿意演陈志平。虽然那时我接戏的机会很多，选择空间也大，但陈志平吸引了我，他是个内心戏很多的角色，剧本对这个人物的创作也是比较丰满的，我非常希望塑造一个内心与外形反差很大的角色，觉得演起来有意思！
开拍后好为导演还是很放手让我演的，她是个不太很具体给演员说戏的导演，给我们的创作空间很大。她只要觉得感觉对了，就不说话。感觉出现偏差时，她也就来一句“你再收点！”或者“再出来点。”
我对陈志平这个角色是靠着一种感觉去演的，说出来就理智了。我把握角色都是先要去感觉他，要是找到了这个人物特别强烈的感觉，就成功大半了。陈志平就是一个我一看剧本就产生了强烈感觉的人物，我非常清楚这个人物我要表演出来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有了这样的感觉，后边的事，就容易了，你怎样演都对，都跑不出这个人物。为了表现出陈志平由一个热情向上的阳光青年因爱情受挫而落魄成自卑、消沉、甘于命运摆布的弱者的心路历程，我在表演中设计了一些富于生活典型化的细节。诸如陈志平到罗弦家的那场戏，罗弦的父亲罗教授居高临下的态度使陈志平坐立不安，我用一块糖为人物设计了一系列动作：陈志平拿起一块糖反复把糖纸剥开又包上，包上再剥开，最终将糖含进嘴里，脸上却露出苦涩的表情。这一设计，逼真地表现出此时陈志平身处窘境尴尬又无奈的状态。
当拍陈志平顶不住各方压力离开罗弦去郊区体校工作，罗弦来看望他那场戏时，我设计的陈志平眼睛无神、衣着不整，整个人处于一种提不起精神、毫无生气的状态里。影片开始时那个整洁、洒脱、身着火红运动衫的陈志平已经完全改变了，我用心为此时的陈志平打造了另一身“行头”，也就是在穿着打扮上我自己做了一些设计，这些设计都是让自己怎么别扭怎么显得灰头土脸就怎么来。他和罗弦见面时穿的那件运动服是我自己特意找的，费好大劲儿找到那种洗得都发白了的运动服，还特意把肩上抠个洞。我还为陈志平设计了穿球鞋但不穿袜子的造型，加上成心几天没刮胡子，脖子上挂个哨，一手拿个体育老师用旧的教学夹子，另一只手提个破暖瓶――一下子这个落魄又懦弱的男人形象就出来了。整部电影拍完，好为导演对我说：“国民，你把陈志平演出来了！”因为她在开拍前对这个人物的感觉也没完全成型，而我给她演出了这个具有代表性的典型人物。
把导演演哭了！
首度合作成功。1983年，王好为拍摄影片《夕照街》，再次启用了张国民，让他在片中扮演工人吴海波。
那好像是1983年夏季里的一天，《夕照街》快杀青了，我们全剧组集体看《夕照街》的台词双片。刚放完，李丁老师晃晃悠悠走到宋晓英（饰燕燕）和我面前，扯着他那特有的大嗓门说：“嘿，我说，不错啊，演的！没你们俩儿，这戏要翻啊！”我俩的戏在全剧里起到了一个平衡作用，因为其他角色的戏都很跳跃，太生动、太热闹，必须有些戏的节奏要缓下来。
可这是后话。在拍戏中间，还就因为我坚持把吴海波和燕燕这条感情线演得老老实实、不闹腾，受到了质疑。一次厂长看了部分样片后对导演说：“好为啊，回去告诉国民要努力啊，让国民好好用功。”因为样片只看了全片的一小部分，跟其他演员的戏一对比，显得我俩一出场好像跟别人都不一样，人家都是一种很动态很兴奋的状态，肢体动作特别丰富，语言也十分鲜活，而我俩的戏就是腻腻歪歪地走来走去，说最平白实在的语言。好为导演把这话带给了我，我一听，心里一沉。要知道，厂长的鞭策让我感觉压力倍增啊。可我心里不服气：“难道是我对吴海波的感觉没找准？”可我当时跟好为导演还嘴挺硬，我说：“我挺用功的啊！您就看最后的交卷吧！”因为我就是特意把我们在整个故事里的人物关系设计成与别人的状态有强烈反差的样式。回过头来我又细细琢磨了一遍，我确定我和宋晓英的戏就得这么淡淡地演，不能跟着李丁他们的节奏跑。我转头又跟宋晓英说：“咱俩就是不能着急，千万别一看别人的戏特别热闹就着急，人家越出彩儿，咱们这儿越得压着，咱俩的戏就不能出那种彩儿，那不是咱们这俩人物的真实状态。咱们只能走一条淡淡的情感线，并且用这种始终淡淡的情感线把戏的节奏给压住。”对于别人的精彩，我们只有羡慕的份儿。像李丁老师那戏太精彩啦，不用听台词，看默片就能看出老爷子的精彩了。
拍吴海波交给燕燕分房钥匙的那场戏时，导演哭了，那也是我和宋晓英的最后一场戏。拍摄地点在北京的西单一处正在拆除的房子旁边，是个晚上。月光下，这对恋人站在已经成为废墟的胡同旁，吴海波等来了下班回来的燕燕，把钥匙交给她，而燕燕又把钥匙还给了吴海波说：“这把钥匙以后是你的了。”我们的表演依然处理得很淡，动作幅度也不大，交谈始终是轻轻地，把激情一直包在内心里。最后一句话一完，好为导演喊了声：“停！”就没声了。我回头一看她，低着头抹眼泪呢。这是我唯一一次看她在片场掉眼泪。我当时心里一动，说明我们俩不动声色的淡处理表演依然可以触到人们心灵深处最软的地方。
为了演得像个工人，我又在服装上下了功夫。道具师傅给我一套服装让我做旧。脆跑到建筑工地找到一位工人，他的工作服已经穿得很旧、晒得变色了，我过去跟他打招呼：“师傅，能把您的衣服换给我吗？”他一看，“哟，这不高大泉嘛！得，我把这衣服白送给你。”我说不用，必须把新的换给你。我还让吴海波抽当年在工人中最有代表性的天坛牌黑杆香烟。我还为他设计了下班回来自行车上带的是两根黄瓜、半斤切面，把一个单身汉的形象表现了出来。
最后，好为导演给我了一句评语：“张国民，你这卷交得不错呵！”
张国民第一好！
这话是刘晓庆说的。1984年我和于绍康老师、刘晓庆共同主演了王好为导演的电影《北国红豆》。戏全拍完了有一天，刘晓庆看过样片后跑来在大家面前说：“这部戏里，张国民第一好，于绍康第二好，我第三好。”晓庆总是这样坦率直言的。她是个特别直率的人，拍《北国红豆》时剧组只有一个单人间，导演给了我住。结果个别人有意见，她听说，就公开表态：“为什么不能让张国民住单间？演员就这么一个，张国民全国就这么一个，别的工种你不愿意干都可以让别人来替，可演员别人替不了吧。你不让他住让谁住？”这不就容易得罪人嘛!其实她是个特别真诚的人。
按说，在这部戏之前，我已经跟好为导演合作了两部电影之后，我们很熟悉，关系很好。可是，等到筹拍《北国红豆》时，她不用我！后来跟我讲，你要想演江有林，得试戏。她也不怕我不乐意，就直接告诉我得试戏。估计是她认为这么一个仗义的愤青角色和我前两部戏的角色上，在性格上反差很大。当时她心里有几个人选，确定不了。我们当时试戏还录了像，她的丈夫也是影片的摄影李晨声，这两口子那对艺术真是太认真、太执著了。那就试呗。我不想放弃江有林，因为我觉得这个角色有适合我的一面，性格有和我本人相像的一面。试完了，把别的人选都PK啦，定了我。
我喜欢江有林这个人物，他的仗义和我有点像，但我身上其实也有陈志平胆怯懦弱的一面，所以对这个人物更加钟爱，他的侠气是我向往的。
与于绍康老师合作让我学习到他身上很多优秀的品质。我从小就看过他的戏，现在可以跟他一起演戏了，觉得很亲近，他也是个特别有亲和力的人。他对工作严谨，对生活的态度平和，为人随和，毫无架子。他对角色下得功夫真大，我都做不到。其实在《潜网》里他有一个短暂出场，那就是个群众呵，就那么一点点戏，可我看样片的时候发现他演得真认真，我们内行一看就知道他是做了精心准备的。这就叫敬业，这就是一位老艺术家对电影的热爱之深。
拍《北国红豆》时，他依然是我的榜样。我就是个够认真的人了，他比我还认真。比如道具给他的服装他不要，自己跑到林子里跟当地人换来油渍麻花的破衣服，那衣服脏得每次穿完了他都赶快脱下来捆好，放到角落里。
影片中，有一场戏写我要去告状，于绍康老师追上来，我们在雪地里对峙，他拿枪逼着我，那场戏拍得感觉特好，对手戏演得真过瘾。
我和王好为导演合作的最后一部电影是1988年拍摄的《寻找魔鬼》，这是一部当时少有的关于欲望的电影，是一部清代的古装戏。我演一个正义的商人刘清，我本人非常喜欢的影片。有一场流泪戏我做了特殊设计。当这位受父命前来炸毁藏宝洞的商队队长找到藏宝地后，他埋上炸药，捡了几根骨头，跪下，端起酒碗敬先辈们，说了一段台词，表达不再让寻找宝藏的欲望继续害人的心愿。我设计了这个地方眼睛里一定要有泪，但这个眼泪绝对不能掉下来，而是要一直含在眼眶里。眼泪要有，但掉下来，就不是这个男人了。这就是分寸的作用――他是个有情有义又疾恶如仇的硬汉，所谓侠骨柔肠，我就通过这一把含在眼眶里的泪水把这个理解表现出来了。
《明姑娘》：寻找盲人的感觉
1984年，我还主演了《明姑娘》。董克娜导演选我出演，大概就是看中了我的眼睛大吧。
《明姑娘》的拍摄是痛苦的。因为我总是处在盲人的那种生活状态里，把握不容易。更多是拍这部电影带给我一些对盲人生存态度的全新理解。我们去体验生活时是带着强烈的同情心去的，一心认为他们是弱者。可是我们剧组里的下棋高手，到了盲人工厂与盲人下棋就没赢过，人家下的是盲棋呵！去盲人家庭采访，看到人家在家里开心地聊天，那日子过得红火着呢！人家夫妻两人拉着手去上班，我跟在后边走，看着他们一路开心地说笑着，自己就流眼泪。这种情绪一直到影片拍完我也没转变过来，老是拿我们健康人的生活状态去比较他们，总自以为是地同情人家。其实，他们内心很平和很健康很快乐。为什么说我演得痛苦哪？因为我拍着拍着就会流露出对他们的同情和惋惜的情绪，就跳出了人物的真实感了。真正的盲人生活中和我们有着一样的幸福，工作起来也和我们一样投入快乐。我是带着同情去演盲人的，不可能刻画出准确的人物形象，是个遗憾。我要演出什么感觉呢？就是我通过与他们的接触后觉得，盲人是不瞎的，他什么都“看得见”，只不过他不是用眼睛“看见”，而是通过听觉、触觉、嗅觉来“看见”。像我演得这个名叫赵灿的盲人，眼睛能看见后他去找一直在帮助着他的女友明明（张喻饰），不是用眼睛找，而是用感觉来找。
有一场戏拍得很苦，情绪控制得很苦。赵灿坐在飞驰的火车上看明明情深意长的信，心里一感动，眼泪就得流下来。观众看到的那个镜头是我看着看着信，眼泪“唰”地就下来了。这个眼泪流下来的设计是我想到的，但难度很大，那种感情的酝酿得经得住拍摄的折腾呵。一上火车我就开始酝酿感情，车厢里很乱，杂音很大，各部门都在紧张地准备，导演吆喝着：“前边有桦树林了呵。准备好了，到那儿开机！”摄影机架到你面前，灯光师傅打着光，场面一片混乱。而这个时候，作为演员，我静静地坐在那里，心里一直绷着劲儿，就等着到最佳时机让这滴泪流出来。这个过程里，我的情绪不能停，你旁边人爱干什么爱说什么都与我无关，我所有的体力心力毅力就为了那一滴泪较着劲――状态不能到早了，早了火车还没走到规定的背景里泪流出来没用；晚了也不行！就得等到对面来车，呼啸一过后眼泪下来。
那场戏可真折磨人。一会儿听见喊：“演员准备啦，对面来车了。”我刚在眼眶里噙上眼泪，又听见说：“不行不行呵，再等。”就这么等着，脑子里这根弦一会儿紧一下一会儿松一下。差不多等了半个多小时，总算等来了那一刻。对面火车“呼”地一闪而过，我这边眼泪“涮”地下来了，然后我把脸往车窗一别，眼泪被风吹飞了。一条过！
1985年，我主演了八一厂拍摄的《索伦河谷的枪声》，演一位具备传统美德和改革进取精神的指导员冼文弓，这是我非常看重的一个银幕形象。影片根据刘兆林同名小说改编，成功塑造了冼文弓这一我军的政工干部形象。影片导演景慕逵是最早把我引进电影圈的人。我成功触电后也一直想演一个军人形象。因为我本来就是军人出身，很想在银幕上表演一下。冼文弓是我特别喜欢的人物。孙道临导演说过：“张国民的眼睛会说话。”在这部电影里有了充分表现。这位指导员周围的人物性格、命运都很不同，有受委屈的、有爱发牢骚的、有胆小怕事的、有爱慕虚荣的、有简单武断的、有坚强隐忍的，对不同人物我就设计不同的眼神，以此表现这位新时期指导员的务实的工作作风。这部电影反映的是当时真实的军人生活。冼文弓是干练的、有亲和力的。讲演时，我全力表现他的干净利落，绝不拖泥带水；做思想工作时，表演要松弛，注重细节。最终，冼文弓重视知识，理解、尊重战士的行为， 获得全连战士的爱戴，三连终于甩掉 “鸡毛连”的落后帽子，我也圆了扮演军人的梦想。
本文图片由张国民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