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智库看“深改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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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智库密切关注中国深化改革。总体而言，这些智库认为中国2014年经济改革快速推进;着力开展反腐运动，为深化改革奠定基石;推动依法治国，则向全面建设法治社会迈出重要一步;而规范立法和减少腐败，意在以科学执政保障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经济改革快速推进

海外智库普遍认为，中国在过去一年出台的具体经济改革措施令人印象深刻，尽管增速放缓，但经济结构调整获取进展，逐步摆脱GDP崇拜，经济显现平衡迹象。 中国政府决定降低单纯的GDP在经济政策制定中的权重是明智之举，从长期来看，这将提高中国经济增长在环境和社会方面的可持续性。

经济改革措施频出，尤以财税体制改革为要。布鲁金斯学会非常驻资深研究员葛艺豪梳理了中国出台的具体经济改革措施，包括取消公司最低注册资本限制，将煤炭资源税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公布放松所有药品价格管制的计划，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计划，开通“沪港通”实现资本账目开放，出台存款保险条例草案，等等。

葛艺豪认为，在这些改革措施中，一项重要却容易被忽视的措施，是去年年中出台的财税体制改革。改革的目标是重新明确地方政府定位：从单纯的拉动经济增长，转变为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这是近20年来中国对税收和政府支出体系的重大调整。

逐步摆脱GDP崇拜，更加注重发展质量。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约翰・黄认为，从中国经济改革的举措看，决策者希望对中国真实的经济和社会进步有一个平衡的认知，而不会被GDP数字的增加过度误导。中国政府决定降低单纯的GDP增长在经济政策制定中的权重是明智之举，从长期来看，这将提高中国经济增长在环境和社会方面的可持续性，不仅有益于中国的发展，对中国所在的亚洲地区也大有裨益。

增长与改革是伙伴而不是对手。中国经济最显著的表象是增速放缓，有部分智库专家担心中国会更关注于增长而不是改革。但葛艺豪认为，中国不会接受结构性调整带来周期性衰退的说法，中国政府对长期结构调整的目标很坚决，下定决心革除经济中的无效率成分并遏制负债的高累积。中国政府的去杠杆化手段是一项经过深思熟虑的政策选择，它基于增长与改革是伙伴而非对手的信念。

两场有关中国的争论

除研判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就与挑战，海外智库对中国经济状况的判断还出现了两场争论：“国家资本主义”之争和“中国世纪”之争。

一场是由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的新书《民进国退》引发的中国是否是“国家资本主义”之议题。拉迪认为，中国在1978年后非凡的快速经济增长，主要是因为市场力量在资源配置方面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30年来，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私营企业逐渐成为中国经济的主要增长源泉。这等于认可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直接挑战了中国是“国家资本主义”的观点。

以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史剑道为代表的部分学者则不认同这一观点。史剑道认为，中国的政府和执政党仍在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国有企业的重要性就是例证。而且，国营部门效率低下并不能说明其重要性退居其次。

另一场争论是关于“中国经济规模第一是否表明中国世纪”的到来。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施蒂格利茨为代表的部分智库专家认为，中国经济将以拔得头筹之势进入2015年，并很可能长时间执此牛耳，“中国世纪”即将到来。而且，随着指导国计民生的“十三五规划”出台，2015年的中国将是更积极、更进一步改变世界的一年。

英国《经济学家》信息部大中华区定制研究总监亚历山大・范凯默纳德则认为，经济规模不是全球影响力的有效预测指标。公元1500年葡萄牙的经济规模在全世界排名第21位，1600年荷兰的排名是第12位。1700年，即英国在印度打败法国之前，其经济在全球只排第7。纵观历史，在决定一个国家向海外投射影响力方面，技术和金融的先进程度比经济规模重要得多。到目前为止，中国在这两个领域是否能有突出表现还有待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