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化进程对服务业影响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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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与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对服务业影响的一般规律相背离，通过对改革开放30年中国城市化进程与服务业发展的实证分析发现，“城市化率对服务业就业比重的变化存在负贡献作用”、“城镇人口规模指数对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存在负贡献作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数对服务业增加值比重的变化存在负贡献作用”等若干悖论。并重点从制度安排、阶段特征等角度解释中国城市化进程与服务业发展相背离的原因。
[关键词]城市化；服务业；悖论
[中图分类号]F29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0)11-0044-06
改革开放30年中国城市化进程植根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演进的制度转轨土壤，实现了大规模地人口流动从农民向市民转变、产业转型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调整。从服务业发展规律来看，人口、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城市区域集聚能够有效释放对生产业与生活业的需求，发达国家城市化的经验表明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从国内研究来看，张文忠(1999)、李辉(2004)、李勇坚(2004)、周振华(2005)、张国平(2009)从不同角度论证了城市化对服务业发展的积极作用。此外，江小涓(2004)针对中国上世纪90年代服务业比重低水平稳定的态势从增长模式、经济体制、全球产业分工等角度予以了诠释。倪鹏飞(2004)在其研究中提出城市化对中国城市服务业的规模及其增长有正贡献作用，对其比例及其增长却表现此消彼长的关系。
学者从普遍规律的角度验证中国城市化进程对服务业发展影响的成果颇多，但结合中国城市化进程解释服务业发展的特殊性甚少，江小涓、倪鹏飞等学者的研究对分析中国服务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逆规律性问题作出了初步探索。本文沿袭江小涓、倪鹏飞等学者的研究轨迹，综合城市化进程与服务业发展的主要特征，通过筛选变量重构中国城市化进程对服务业发展影响的实证框架，并重点从制度安排、阶段特征等角度解释中国城市化进程与服务业发展的相关关系。
一、中国城市化进程与服务业发展的基本事实
(一)改革开放30年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基本事实
回顾改革开放30年，中国城市化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2008年全国城镇人口达6.07亿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45.68％，比1978年提高了28个百分点，小城镇人口占城镇总人口比重从1978年的20％上升到45％以上。从1978年到2008年间，中国城市化率年均提高0.81个百分点，同期世界城市化率年均提升0.39个百分点。尽管中国与世界城市化水平之间的差距在不断缩小，中国城市化进程仍然显著滞后于国际水平。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08年中国城市化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49.92％，虽然收入水平已接近上中等收入国家最低限阀值，但城市化率与上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74.77％存在巨大的差距，也低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48.12％。
中国城市化进程内生于从计划经济制度向市场经济制度转轨的制度变迁，尽管总体发展轨迹符合城市化发展的一般规律，但无论主导力量还是发展模式都带有深刻的制度转轨铭记。从城市化的主导力量来看，转轨时期的中国城市化进程始终带着浓厚的政府主导色彩。第一，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制度把农村人口限制在农村地区，即使进城务工也无法平等享受城镇居民在就业薪酬、医疗教育、社保福利等方面的权利，无法实现从农民到市民的彻底转变。第二，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地方财政制度与以等级为基础的行政管理等制度安排使地方保护主义十分严重，资本、劳动、产业在区域之间的流动受到极大地限制，市场机制对城镇发展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释放。从城市化的发展模式来看，国家城市化政策经历了从1978年提出“控制大城市规模，多搞小城镇”到1998年强调“小城镇，大战略”，再到2002年形成“坚持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战略，小城镇模式在改革开放较长时期内占据主导地位。小城镇模式是突破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城市工业化与农村工业化构成的“双重二元结构”的产物，蓬勃发展的小城镇既可以将城市中的资金、技术、信息、文化与生活方式等扩散到农村，又依靠分布广、数量多的小城镇吸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但其经济效益低、资源消耗高、空间分布散、公共服务差的天生劣势限制了中国城市化向纵深推进。
(二)改革开放30年中国服务业发展的基本事实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城市工业体系不断发展完善，由此衍生与之配套的生产体系，如流通与通讯服务体系、金融与法律服务体系、劳动力市场与交易体系等。改革开放30年期间，城市化的主体内容是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转变，2008年中国城镇人口规模达到6.07亿，比1978年增加4.34亿人，农村人口大量进入城镇形成的人口聚集效应为相互提供市场的服务业尤其是商业、医疗、娱乐等各类生活型服务业发展提供了庞大的市场空间。
从中国服务业的总体发展来看，如表1所示，2008年服务业就业比重为33.2％，比1978年提高21个百分点；增加值比重为40.1％，比1978年提高16.2个百分点；就业总量为25,717万人，比1978年增加20,827万人；劳动生产率为46,851元从，比1978年增加39,734元／人。
从中国服务业的结构变化来看，如表2所示，改革开放30年期间，以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为统计口径的传统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出现了总体下滑趋势，2008年传统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为38.44％；以金融业、房产业以及计入“其他”的现代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呈现总体扩大趋势，2008年现代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达到61.56％，比1978年提高15.3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在不同阶段服务业内部不同行业的比重变化呈现反复性，批发与零售业增加值比重经历了先减后增再减的变化，金融业增加值比重则经历了先增后减在增的变化。
从服务业发展的中外比较来看，如表3所示，中国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在主要年份均低于各收入组国家的平均值。2008年中国城市化率达到43.10％，大约相当于下中等收入国家与中等收入国家的城市化水平，但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均低于两个收入组国家的平均值；与低收入国家比较，中国城市化率水平高于其平均水平14.37个百分点，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却低于低收入国家4个百分点；与上中等收入国家相比，中国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远远低于其平均值69％。
二、中国城市化进程对服务业影响的实证框架
(一)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
根据城市化进程对服务业影响的一般经验，城市化进程从两个方面对服务业的发展产生显著影响。一方面，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人口转变，人口在城市区域的集聚以及城市居民收入水平的
提高有效推动生活服务业的市场扩容与结构升级；另一方面，在社会分工与科技创新的推动下，城市产业的规模化、内部化优势被专业化、外部化优势所替代，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得到有效释放。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大量城市居民从事研发、会计、咨询等高端生产服务以及教育、保健、娱乐等高端消费服务，形成规模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城市社会结构趋于稳定，收入差距逐渐缩小。
1.关于城市化发展的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
根据发达国家城市化发展历程，城市人口规模扩大、收入水平提高、收入分配改善从总体上有利于推动服务业的发展。为了深刻反映转轨时期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二元制度特征，本文选取1978年至2008年间中国城市化率(x1)、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数(x2，1978年取值为100)、城镇基尼系数(x3，以百分数形式表示)、城镇人口规模指数(x4，1978年取值为100)四个解释变量作为反映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指标。其中，城镇基尼系数引自常兴华(2009)的《促进形成合理的居民收入分配机制》，其他三个变量来源于各年《中国统计年鉴》。
2.关于服务业发展的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
根据发达国家服务业发展历程，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不仅使服务业产值规模与就业规模快速增长。更为重要的是加速实现传统服务业向现代服务业的结构转换。为全面反映城市化进程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本文从规模、效益、结构三个维度分别选取1978年至2008年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Y1)、服务业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比重(Y2)、服务业劳动生产率(Y3，由服务业增加值除以服务业从业人员总数所得，服务业增加值均采用2008年不变价格折算)、现代服务业比重(Y4，金融业、房地产业以及计入“其他”项的增加值和占服务业总增加值的比例)四个被解释变量。以上4个变量数据均来源于各年《中国统计年鉴》。
(二)模型设定与计量分析
1.模型设定
根据中国城市化进程与服务业发展的基本事实，本文选择城市化率(x1)、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数(x2)、城镇基尼系数(x3)、城镇人口规模指数(x4)四个解释变量分别依次对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YI)、服务业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比重(Y2)、服务业劳动生产率(Y3)、现代服务业比重(Y4)做回归分析，构建线性模型如下：
Yi=ai+biX1+ciX2+diX3+eiX4+……，i=1，2，3，4
2.计量分析
运行EVIEWS5.0，对可能存在的一阶序列相关修正后得到如表4所示模型估计结果。根据模型估计结果，城市化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数对服务业就业比重、增加值比重的边际影响均为负值，二者对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与现代服务业比重的边际影响均为正值；城镇基尼系数对服务业就业比重的边际影响为负值，对服务业增加值比重、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以及现代服务业比重的边际影响为正值；城镇人口规模指数对服务业就业比重与增加值比重的边际影响为正值，对其他两个被解释变量的边际影响为负值。因此，一般化评价中国城市化进程对服务业发展的正贡献影响缺乏可信度，既要考察反映城市化不同层面的变量，也要考虑服务业的规模、结构与效益。
根据表4的T统计量，剔除无法通过T检验的解释变量，重新运行EVIEWS5.0，得到新的模型估计结果如表5所示。从中国城市化进程对服务业就业比重的影响来分析，城市化率、城镇基尼系数提高1个百分点，服务业就业比重则分别下降2.703、0.359个百分点，城镇人口规模指数提高1个百分点则能拉动服务业就业比重提升0.407个百分点；从中国城市化进程对服务业增加值比重的影响分析，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数对服务业增加值比重的边际影响系数为-0.035，而城镇人口规模指数对服务业增加值比重的边际影响系数为0.167；从中国城市化进程对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来分析，城市化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数每提高1个百分点，可带动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分别增加2,105,509、58.379元/人，而城镇人口规模指数提高1个百分点则会使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下降244.303元／人。与此同时，关于城市化进程的四个解释变量对现代服务业比重的估计系数都无法通过T检验，因此中国城市化进程对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影响无法证实。
3.模型估计的结论与解释
(1)中国城市化对服务业影响的一般性结论
结论1：城镇人口规模指数对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与就业比重的变化存在正贡献作用。改革开放30年期间，中国城市化率以年均0.81个百分点的速度增加，2008年城镇人口规模达到6.07亿，比1978年增加4.34亿人，根据刘恒中提出的“以农转非为中心的内需开发战略”，大规模的人口城市化，即农民从低收入、低消费的农村地区向高收入、高消费的城镇地区转移，能有效释放对服务产品的城乡消费落差；城镇人口的规模集聚也推动了服务业的发育，其中尤其是相互提供需求的生活服务业得到迅速发展，2008年住宿和餐饮业增加值指数达到3,280,6，远远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指数与工业增加值指数。另一方面，作为人口城市化主体，相当数量的农民工进入城市服务行业推动了服务业发展，根据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在外出农民工中，从事居民服务业、住宿餐饮业、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的比重分别为11.8％、7.8％、7.8％、5.9％。因此。大规模的农民工进城以及城镇人口规模的扩大有利于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与就业比重的提高。
结论2：城市化率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数对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改善存在正贡献作用。改革开放30年期间，城镇地区工业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主体以及新增就业岗位的主要领域，尽管城市化率以远远高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的速度增加，进城农民作为新增城镇人口的主要部分形成大规模的服务业消费者或潜在消费者，但只有相对较少的比例进入服务业成为生产者，即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分子项服务业增加值大幅度增加，而分母项服务业从业人员低速度增长，因此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对城市化率的变化存在较强的正向依存性。与此同时，随着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高，一方面，服务业增加值总量保持较快增长，2008年服务业增加值指数为2,164.7，超过同期国内生产总值指数，即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分子项快速提升；另一方面，隐藏在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指标背后，城镇基尼系数随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增长而处于倒“u”型上升阶段，城镇基尼系数对服务业就业比重的变化存在负贡献作用(参见下文分析)，即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分母项呈反方向变化。因此，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变化能够解释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改善。
(2)中国城市化对服务业影响的特殊性结论
结论1：城市化率对服务业就业比重的变化存
在负贡献作用。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城市化率对服务业就业比重的变化存在着显著的正向作用，之所以出现城市化率与服务业就业比重变化相背离的悖论，一是因为城乡二元体制下统计口径的偏误，城乡人口主要按户籍性质分类，改革开放后较长时期内城市人口主要是户籍意义上的非农业人口，既从制度安排上限制了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转变，也从统计意义上人为压低了城市化率值；随着城市化战略的实施，部分地方通过撤县建市、撤乡建镇的行政手段推进城市化进程，部分乡镇与区县郊区农村人口被整体统计为城市人口，而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开始，进城就业、居住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主体是农民工)被计入城镇人口，这种统计口径的偏误又人为造成了城市化率的“虚高”。第二个原因是工业化与城市化模式的偏误，在改革开放相当长时期内，村村点火的农村工业化与遍地开花的农村城镇化现象使以乡镇企业为支撑的小城镇模式长期占据重要地位，分散的农村工业化与农村城镇化使人口集聚规模小、公共服务成本高、服务行业发展难。不利于生活服务业与生产服务业的发展与就业机会的扩大。第三个原因是农民工对城市化的贡献以及农民工的职业选择，进城农民工是改革开放30年人口城市化的主体，外出农民工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只有200万左右，到2008年外出农民工总量达到14,041万；从外出农民工的职业选择来看，根据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外出农民工中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比重最大，占39.1％，其次是建筑业占17.3％，从事服务业的比重较低。
结论2：城镇基尼系数对服务业就业比重的变化存在负贡献作用。回顾中国城市化进程，1978年城镇基尼系数为0.16，到2008年城镇基尼系数稳步攀升到0.342，城镇基尼系数不断扩大既是城市化进程进入加速发展阶段的共性现象，也是转轨时期中国城市化进程在城乡二元制度安排下的重要特征。在收入既定的情况下，收入分配结构决定总体消费需求。如表6所示根据收入等级分类，从最低收入家庭到最高收入家庭，消费收入比从87.1％逐步减小到56.9％，随着收入的提高城市居民消费倾向不断下降；与此同时，收入分配结构向高收入家庭与最高收入家庭倾斜。2008年城镇最低收入家庭人均收入为5,203元，仅相当于最高收入家庭人均水平的11％，不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抑制了城镇居民的总体消费需求。进一步考察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根据收入等级分类，从最低收入家庭到最高收入家庭，衣食住消费支出比重从69.19％下降到48.92％，而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交通通讯服务、教育文化娱乐服务三项服务性消费支出比重均呈稳步增长态势。作为服务业主要消费群体的最高收入城镇居民家庭，其消费需求集中在就业弹性较低的高端领域，甚至出于炫富心理钟情于消费国外奢侈品及服务，畸形的消费结构不利于扩大就业机会。根据中国社科院的《商业蓝皮书：中国商业发展报告(2009-2010)》，截至去年，中国奢侈品消费总额已增至94亿美元，全球占有率为27.5％，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综上所述，收入分配结构的失调既造成服务业消费总量增长乏力，也导致形成低就业特征的服务业消费结构，因此出现城镇基尼系数与服务业就业比重变化相背离的结果。
结论3：城镇人口规模指数对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存在负贡献作用。作为新增城镇人口主体的农民工，其文化程度与技能水平相对较低，根据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外出农民工以初中文化程度为主，高中(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重仅占23.5％，占51.1％的农民工没有接受到任何形式的技能培训，从事服务业的农民工主要集中在技术要求较低、就业弹性较高、劳动报酬较差的传统服务业，如居民服务业、住宿餐饮业、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等行业。人均产出值较高的现代服务业发展不足。与此同时，在城镇人口尤其外出农民工收入状况总体处于较低水平，消费支出主要集中于生活必需品，且农民工消费需求倾向于向农村家庭转移，因此人口规模扩大对服务业消费需求的带动能力相对较弱。根据模型估计结果，城镇人口规模指数每提高1个百分点，服务业就业比重则提高0.407个百分点，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则提高0.167个百分点，服务业就业比重对城镇人口规模指数的边际反应超过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即城镇人口规模指数的提高带来相对较多的服务业就业与相对较少的服务业产出，因此城镇人口规模指数对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边际影响为负值-244.303。
结论4：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数对服务业增加值比重的变化存在负贡献作用。回顾改革开放30年，虽然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得到快速增长，但是较长时期内处于温饱水平阶段，需求结构以生活保障为主，消费支出主要集中于食品与耐用消费品。从食品支出变化来看，1978年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57.5％，2008年恩格尔系数为37.9％，食品支出始终是城镇居民最大的消费支出项目。从耐用消费品变化来看，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摩托车拥有量1985年年底为1.04辆，2008年增加到21.39辆，空调器1985年为0.08台，2008年激增到100.28台，耐用消费品消费量保持了快速增长。从中国发展阶段来看，改革开放30年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在低起点上经历着向中等收入水平的转变，需求结构主要以“有形”产品为主，因此“无形”服务的增加值比重对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变化的依存性较弱。
三、中国城市化进程对服务业影响的总结与展望
按照发达国家的一般经验理解中国城市化进程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可能导致出现与改革开放30年实践相背离的结论，不利于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与服务业的进一步发展。从制度环境来看，改革开放30年中国城市化进程总体处于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城乡二元制度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制度基础，农村人口进厂难进城落户难以及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使服务业发育受阻。从阶段特征来看，改革开放30年中国城市化进程总体处于从城市化前期向中期加速发展阶段转变的时期，消费结构以生活必需品为主，产业结构以工业经济为主，服务业总体有待加速发展。从发展趋势来看，未来较长时期内，城乡统筹发展制度框架的建立完善将为中国城市化进程推动服务业发展释放更多的制度红利，而经济结构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的转型、收入水平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阶段转变、消费结构从生活必需型向发展休闲型的调整，中国城市化进程将从供给能力与市场容量两个方面为服务业提供巨大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