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作者已死”到“编辑已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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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当今媒介的发展，作者以及纸媒体时代的编辑早失去了原先在传播过程中的权威地位，今天的神话属于电子媒介传播中的芸芸大众。于是，在文本意义生产环节，不仅“作者已死”、连“编辑都已死了”。

关键词：作者已死；传播媒介；权力；文本意义

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1）33-0221-02

也难怪当作家渴望得到报酬，而出版商也不吝于给予的时候，出版经纪人就站在了文坛舞台的中心位置。惟有对这个圈子了若指掌的出版经纪人才能在作家和出版社之间复杂、昂贵的追求行动中穿梭自如；惟有以旗下多位极具爆发力的作家为后盾，经纪人才能代表客户和出版集团的大势力相抗衡；也惟有人脉广阔，专业经验丰富的经纪人，才能为作者从延伸版权的巨网中（包括国外版权，电影、戏剧、视听形式的版权等），争取到最高的收益，最后，当前的文化潮流是，艺术品的观念往往取代了艺术品本身的价值，而经纪人的工作就是把图书和作者的主要概念塑造成适合大众消费的形式。这些都是事实，没有什么好争辩的。

《卡萨布兰卡》中里克问伊尔莎：“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城市，那么多的酒吧，而你为什么偏偏走进我的？”同样，从开始论题到寻找编辑类的书籍，为什么最终在我、我面前摆放的是这本《编辑人的世界》？以上的过程其实和编辑的工作过程有着相似之处――选择的同时并事先排除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包括文本，包括作家本人，以及包括更深层次的意识形态的存在。

说到选择并排除，当然涉及到一定的尺度和标准，而尺度和标准，又可以上溯到一个词――“authority”权力。作者（author）和“authority”是同一词源，从古希腊到中世纪，每一学科（如修辞学、雄辩术、语法）都有“author”。他们的工作是确定经典和尺度规范。所以作者（author）当然与权力紧紧相连。作者的权力表现的最突出的时代即是基督教统治时期。当时的各种新旧约，福音书等成为宗教规则的同时甚至成为世俗法规的参考。“基督教是一部圣书的宗教。基督是古代艺术惟一用书卷加以再现的神。不仅在其出现时，而且在其全部早期历史中，基督教始终不停地生产出新的神圣著作――诸如福音、使徒书信、启示录等信仰文献，烈士事迹、圣徒生平，祈祷书。”作者（author）这个概念自从诞生并确立以来，就和作品的传播权、解释权捆绑在一起，作者掌控一切，他们决定文本的具体内容，在写作前他们就预想好文本可能的受众，之后，他们还在沙龙或是文艺刊物上侃侃而谈对自己作品的解读。在早期的文本意义的世界里，作者的权力和地位不亚于世俗的君主。

媒介的威力是惊人的，尼采大声呼喊“上帝已死”，1968年罗兰巴特也说：“作者已死”（the death of the author）。巴特的意思是只有在作者的内心小世界，文本的意义才会随着作者的意愿而被阐释，而随着文本在早期大众媒体――报纸、杂志、书籍等的传播，中间的解释者已经大大增加。在报刊杂志占据主流传播的时代，编辑无疑是除了作者外最有力的意义解释者和推广者。出版社为何要出版这本书，选择出版哪些阶层作者的书，哪些文章可以在报刊首页做重点推荐进而引起读者关注并讨论，在掌控传播资源的时代，编辑的作用和权力甚至超过了作者。于是，在《编辑人的世界》这本传统媒介和新媒介过渡时期的编辑心得大全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大一部分内容都是资深编辑们在分享挑选文本的心得――《与专家结为盟友――如何处理学者写的书》、《雕塑艺术品－－编辑小说》……《一场精彩的探险――编辑男性逃避主义小说》等等诸如此类“把关人经验谈”式的文章。在传统媒介盛行时期，大量的“经典”也随之产生，编辑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可以总结为，确立尺度，规定标准，其工作之最终目的是为了权力所有者进行控制思想，并且剥夺所谓“低等”的阶层的话语权和艺术表达权力――有所选择，确立经典就意味着事先的排除。在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的观点看来，各类文本载体类型经典的选择和确立，其意义等同于依照阶级、性别和种族的原因和过滤筛选艺术家和文学家。“作者已死”，他们再也无法掌控一切，权力转移到了大众传媒手上，文本的选择权，释义权被编辑们把关。纸媒介确立了文学在诸种艺术中的宗主地位，但纸媒介的迅速发展反而剥夺了作者原有的地位，确立了编辑的主导权。“各种经典排行榜只是各社会集团的意识形态旗帜：社会集团把它们当作自我确定的形式，他们让其他的支持者来探寻局限，同时暴露相互竞争的群体的矛盾和无奈。”

传统的神话以及过去，作者以及纸媒体时代的编辑早已不是高坐殿堂之上的君主或教皇，今天的神话属于电子媒介传播中的芸芸大众。媒体的创造功能和传播功能逐渐合一，受众的选择性越来越高，越来越大，主动性随之增强。在后现代的解构主义者德里达看来，文本即是一切，文本是一种动态生成的不确定性，因而蓄藏着解释的无限可能性；同时，文本又是不确定的，它以其符号性与其他文本构成一种不断运动的参照关系，在无限意义生成活动中滑向意义的无限延异中。因此，“文本不存在确定性，……所有的文本都是一种再生产，事实上，文本潜藏着一个永远未呈现的意义，对这个意义的确定总是被延搁，并被新的替代物所补充和重新组构。”文本的范围从传统的文字作品（书籍、报章、杂志等），扩展至口语、听觉、视觉表达等类型（言谈、电视、电影、建筑、绘画、雕塑、装置艺术、音乐、网际网路等），进一步扩展其范围及于每日生活中意义表达或建构的实践活动，使生活世界及日常经验也成为文本的一种。这种文本意涵的扩展，打破了高级文化/低级文化、作者/读者的区分。于是在文本意义生产环节，不仅“作者已死”、连“编辑都已死了”。

在这种新形势下，编辑的地位也许会日渐尴尬，这种趋势从《编辑人的世界》这本书中已经隐约有所体现。资深编辑对代表受众欣赏口味和市场需求的作家经纪人的心态真是又爱又恨：“当经纪人逐渐在作家的生活中占据核心位置的同时，实际上也削弱了编辑人的影响力。很少有经纪人能像编辑这么密切地参与了雕琢一本书的过程，这是出版业的结构性特色。但是由于出版社不断在财团手中卖来卖去，编辑人也频频跳槽，对作家而言，经纪人无意中变成了变动世界中不变的定点，是作家在经济上的救星，迈向成功高峰的推动者。”

参考文献：

[1]Ernst R. Curtius, European Literature and the Latin Middle Ages, trans. Willard R. Trask, Pantheon Books Inc., New York,1953.

[2]查尔斯・阿尔铁里（Charles Altieri），保罗・史密斯等著.文化研究精粹读本[M].陶东风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