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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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1998年以来，我国政府为促进国民经济快速增长，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存在许多问题。为缓解利益矛盾，保持社会稳定，宏观经济调控政策重点取向应是解决扩大就业、缩小贫富差距、发展资本市场、促进居民储蓄向消费和证券投资方面转化等问题。

关键词　宏观调控　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

一、积极财政政策与稳健货币政策执行情况

积极财政政策实施5年多来，累计增发国债8000亿元，所筹集的资金主要用于农田水利和生态环境建设、铁路、公路、电信和一些重点机场建设，城市环保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电网改造和建设，经济适用住宅建设，国家储备粮库建设，重点行业技术改造、重大项目装备国产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化建设及科教设施等方面建设，支持西部开发项目建设；在增发国债的同时，调整收入分配政策，提高城乡居民收入，以刺激消费需求。重点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包括适当提高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金、城镇居民最低生活费，提高机关事业单位职工收入，提高离退休人员的待遇；调整部分税收政策，支持外贸出口。

稳健货币政策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

(1)保持货币供应量适度增长。1998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取消了对商业银行贷款限额控制，使商业银行可按信贷原则自主发放贷款；1998年和1999年先后两次下调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7个百分点，1996年6月以来连续7次降息，存款平均利率累计下调5.73个百分点，贷款平均利率累计下调6.42个百分点。

(2)调整信贷政策。1998年以来我国对信贷政策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如为国债项目配套贷款，鼓励银行发展消费信贷，对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在按同档次固定资产贷款减档执行的基础上又下调了10%；推行适合我国农村实际的小额农户信用贷款和联保贷款，推行出口退税账户托管贷款；开展证券公司股票质押贷款等。

(3)加强金融监管，降低金融风险。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支持和配合财政部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补充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资本金，1999年组建信达、长城、东方、华融等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从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剥离的1.3l万亿元不良资产。2002年开始实行贷款质量五级分类制度、审计会计制度和信息公开披露制度。

二、积极财政政策与稳健货币政策的积极作用

1.国债投资，加快了基础设施建设及企业技术进步，改善了生态环境

1998年一2002年，我国共发行长期建设国债6600亿。在国债资金支持下，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对大江、大河、大湖进行了大规模的堤防工程建设和水毁工程修复，改善了交通运输条件。2001年，我国政府以西部开发为重点，集中财力支持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南水北调、青藏铁路建设等重大项目。在1999年增发的600亿国债资金中，有90亿元专门用于符合产业结构方向的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进行系统的技术改造。政府将发行国债所筹集的资金的一部分用于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环境改善效果明显。

2.调整部分税收政策，促进了出口增长，减轻了农民负担，为扩大消费创造条件由于先后三次提高出口退税率，综合退税率由8.2%提高到15.2%，五年累计退税4000多亿元；同时对生产企业自营出口全面实行免、抵、退税办法。

2000年起农民税费改革在安徽等地试点，2002年扩大到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地区农民负担平均减轻30%。停征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完成了车辆购置的费改税，取消了200多项收费项目，规范收费制度的同时，为扩大投资与消费创造条件。

3.改善了金融环境，抑制了金融风险

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实施改善了我国的金融环境。从2000年开始，四家国有独资银行不良贷款增幅下降。与此同时，加大了金融监管力度，进一步整顿金融机构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金融风险。

4.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为扩大消费需求创造了条件

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提高了人民群众实际生活水平和购买能力，为扩大消费需求创造了条件。从1998年开始，中国人民银行制定了一系列发展消费信贷政策，2002年底，消费信贷余额达1.07万亿元，促进了消费增长。

5.降低利率，增加货币供应量，抑制了通货紧缩

2002年末流通中现金mo的余额为1.73万亿元，同比增长10.1%，增幅比上年末提高3个百分点，全年现金累计投放1589亿元，比2001年多投放553亿元。高出的幅度较大，这表明目前的货币供应量增长较大，对通货紧缩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三、积极财政政策与稳健货币政策实施中的问题

1.积极财政政策实施使政府赤字和债务膨胀

积极财政政策实施以来，我国财政赤字逐年上升，如果扩张性财政政策继续实施，财政赤字将继续上升。2001年和2002年，债务余额又持续增加，如果把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欠发工资、养老保险欠账等也计算到政府债务中，政府的债务规模更加庞大。

2.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抑制了商业银行对企业部门的货币投放

我国政府为启动内需而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银行市场风险约束加大和我国现行的金融管理体制决定了银行资产运用结构向政府部门倾斜。从而使银行惜贷现象持续，抑制了商业银行对企业部门的货币投放，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得不到解决，不利于企业的发展，对国民经济将产生不利的影响。

3.积极财政政策难以带动民间投资

由于我国投资增长主要依赖于政府增发国债和由国债投资的贷款所拉动，市场机制的内在驱动因素较少，在国内企业面临“相对过剩”的市场环境下，由于缺乏新的经济增长点，实际利率和贷款利率较高，而价格又较低，因而投资回报不足以抵偿企业的投资成本，社会对投资前景预期较差，企业缺乏投资动力，社会投资增长相对缓慢。

4.增加收入及降低利率没能有效地刺激城乡居民消费需求我们将全国城乡储蓄存款余额作为被解释变量，分别把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利率及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利率作为解释变量，利用1990年一2001年时间序列数据建立回归模型，通过检验知利率对全国城乡储蓄存款余额影响不显著，从模型中剔除。利用广义差分法消除自相关，得如下两个回归方程：

其中chx代表全国城乡储蓄存款余额，chsh代表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nsh代表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

居民收入增加，没有明显地带动消费增长，相反却下降了。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gdp、m0、m1、m2之间的相关系数很小，说明提高收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加大货币投放都未对扩大消费起到明显作用。

四、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重点取向

1.加强国债管理，化解财政风险

由于国债具有流动性强、信誉高、不征利息税等特点，对投资者具有特殊的吸引力。因此，可以适当降低国债利率，减轻还债压力，同时降低发行费用，从而化解财政风险。从财政风险及其他国债投资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看，国债投资应该加强管理，同时应逐步减弱力度，但并不意味着财政职能的削弱，因为财政的职能包括很多方面。

2.促进居民储蓄向消费和投资方面转化

首先，应加强社会保障体制建设，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提高各级政府预算中社会保障支出比例。其次，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通过利率市场化改革，可以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可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贷款利率的浮动幅度，这样既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又可缓解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

3.发展资本市场，拓宽企业融资渠道

解决体制和结构障碍，加大对全社会企业和民间投资的组织、引导、协调等，可以充分调动和吸纳社会资金参与社会基础设施、高新技术产业等方面的投资，为非国有经济投资的增长创造适宜的政策环境。作为企业，应从产品质量、营销等方面下功夫，提高盈利能力，从而提高自身的信誉，成为银行争取贷款的客户，解决企业的融资问题。

4.转变政府投资方向，加强对第三产业的投入，缓解就业压力

应用描述经济增长的计量经济模型，可给出1978年以来不同阶段、不同产业就业弹性的最小二乘估计值(见表1)。

取不同时间段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即第三产业就业弹性最大。这说明第三产业是吸纳劳动力最多的产业，因此财政政策应对第三产业加大支持力度，第三产业应在现有的基础上发展新型服务业，如社区服务、家政服务、物业管理、信息咨询等，这些部门具有见效快、费用低、容易创造就业岗位等优点。此外，应对农业产业化给予支持，减缓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其他产业流动。

表1

时间段

1979年－2001年

1979年－1989年

1991年－2001年

全部

0．461

0．597

0．355

第一产业

0．210

0．344

-0．104*

第二产业

0．496

0．590

0．189

第三产业

0．583

0．684

0．517

注：*表示在0.1的置信水平下，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

5.完善收入分配政策，缩小贫富差距

目前，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很大，地区收入分配的差距也很大，形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收入结构不合理和收入分配不规范。要调解收入分配，财政政策是主要手段，因收入分配与财政收支有特定联系。改革个人所得税税制，在适度提高起点的同时，减少级次、扩大级距并降低税率，对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在3000—5000元之间的低收入及中等偏下收入者采取低税率政策，征收遗产税及赠予税等，可在某种程度上缩小贫富差距。有必要加大转移支付力度，支持西部大开发，缩小地区间发展差距，促进地区间均衡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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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树成：《中国经济波动新轨迹》，《经济研究》2003年第3期。

吴国权、杨义群：《通货紧缩理论界定与衡量的新认识》，《财经研究》2003年第4期。

许经勇：《我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回顾与思考》，《财经研究》2003年第2期。

郭文轩、周雄飞、云伟宏、李利英：《积极财政政策执行效果及隐忧问题研究》，《经济研究》2003年第4期。

贾康：《用财税政策调节分配》，《中国财经报》2003年4月29日。深圳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