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的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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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制度是所有经济制度的根本，古今中外皆然。就连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中分析英国工业革命之前的欧洲经济时，也重点强调，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活力和发展潜力，首先要看自耕农和小地主对土地的产权在多大程度上是独立的，不受领主和庄园主制约的。

亚当·斯密坚信，让更多的农民（而不是大地主）直接拥有土地，是农业革新和提高农业产出的首要条件，而农业效率和产出的提高，是其他产业和经济发展的先导。中国当代的土地实行国家所有制和农村集体所有制，但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土地所有制形成的张力与矛盾无时不在，更多时候它还成为了一个王朝兴亡治乱的决定性因素。正因如此，北魏时期的土地制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切入和关照的蓝本。

长达百年的农奴制

北魏（公元386-534年）是西晋被所谓的“五胡乱华”所灭之后，统一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鲜卑族拓跋部）政权，其祖先居住于今天黑龙江和嫩江流域的大兴安岭一带。建国之后，北魏依然在经济生活中延续着本民族落后的部落制和奴隶制，长达百年之久。

北魏初年，土地高度集中，鲜卑军事贵族豪强成为北方土地上的大地主，而农村的基层组织付之阙如，从秦汉以来的农村“三长”制度—“五家设一个邻长，五邻设一个里长，五里设一个党长”—被弃之如敝屣。所以，农民（主要是汉族）在没有国家基层组织的保护下，只好退而求其次，依附于鲜卑族大地主，成为豪强田地上的雇农。

而且，农民不仅只是雇农，还往往沦为农奴。因为国家根本不知道这些农奴的存在，也无法向其征收田税，农奴的税赋都由豪强自行收取。与人身自由无法得到保障同步的是，农奴的经济状况相当不乐观。据史料记载，豪强的田税率是国家一般税率的一倍。可以想见，农奴的收益因豪强的压制而大为降低，造成了历史的倒退。

农奴制从经济学上讲，其实就是一种粗放的农业经济。当在土地上耕种的人没有较为安全和有效的预期收益之时，他们就没有生产的动力，更遑论农业技术的革新。农业要素资源的效率低下，在农业立国的古代，必将严重影响整个国家的产出。

除此之外，因北魏建国初期，中国北方遭遇多年战乱，人口锐减，土地荒芜的现象亦相当普遍。一边是豪强盘剥下农奴的低效生产，一边是土地利用率的过度低下。如果北魏一直只是一个独立割据的军事部落，这种生产上的低效率也就罢了。恰恰相反，北魏从建国伊始，就已然以完整的国家形态出现，并最终统一了中国北方。农业国家的农业生产要素的惊人低下，肯定是不能长期维持一个国家正常运转的。

北魏的“铁血”改革

农业问题的严重性，早就被北魏政府所认识到。可是，由于鲜卑贵族的阻拦和抵制，改革都往往功败垂成。直到建国近百年之后，这个问题才得以系统地有效解决。这得益于北魏历史上两位卓伟的领导者：一个是孝文帝，另一是其祖母冯太后（史称文明太后）。

北魏孝文帝太和元年（公元477年），孝文帝还是一个少年，由其祖母冯太后统摄朝政，汉人谏官李安世上疏，强烈建议朝廷实行人皆有其田的“均田制”。冯太后作为非鲜卑族的汉人女政治家，深谙儒家的民本主义思想，故而李安世的建议深合其意。但她并没有马上实施均田制，而是等待时机，先做好各项前期准备工作。

平均田地，让一个农业大国多数无地的小农都能拥有自己的土地，这无疑是一项巨大的改革举动。这种对国家的经济基础和土地制度进行全国范围内的大变动，放在古今中外任何一个国家，都是统治阶层自我变革的大事件，极具挑战性，也需要统治者有极大的勇气和魄力。不过，北魏还是有较为优越的改革条件的，因为战乱所造成的田亩荒芜和土地归属权的模糊不清，使得国家有大量的闲置土地（亦可称国家储备土地），作为均田的首要基础和物质保障。

孝文帝太和九年，也就是李安世上疏八年之后，已经与冯太后一起参与朝政的孝文帝，开始下令全国实施均田制。其主要举措就是，一对无田的夫妻，男的授田40亩，女的授田20亩，如果有耕牛，可加授田30亩，加授的上限是三头牛，即90亩。这样，一对夫妻，即一户，如果还有一头耕牛，就可以得到国家授予的田地90亩。而且，为了进一步缓解每一户因繁衍后代所造成的土地紧张，在实际授田之时，要翻番，即可达到180亩。此外，如果所授之田的质量不佳，要再次加一倍实授，即一户人家最多可得田360亩。

360亩是一个什么概念呢？目前中国的人均耕地占有量大约为1.4亩。对比起来，差距是惊人的。可见，均田之后，北魏的底层低收入者（主要是农民和农奴），基本上拥有了令其较为满意的以土地为基础的社会经济资源。弱势群体在国家“铁血政策”的支持、优惠和倾斜之下，实现了一回“翻身农奴把歌唱”。

均田制实行之后，农民不再依附于豪强，经济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社会地位也显著提高。而国家也极大地扩大了田税的税基，对于一个农业国家来说，国家财政有所保障，国力大为提升。

其实，早在谏官李安世上疏均田制之前，北魏就在冯太后的主导下，开始进行均田制的前期工作，即恢复农奴的人身自由，使其能够登记在国家的户口账簿中。为此，北魏开始进行全国人口普查，并重罪惩罚那些隐匿人口的地方官员和大地主豪强。特殊时期，施行特殊管治。国家严法和重刑，是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各种阻碍人口普查的地方势力在其之下，大为收敛。人口普查得以持续有效地进行，大量被豪强隐匿的人口，得以“重见天日”，为后来的均田制提供了有效的人口保障。

在土地上倾向农民的同时，还着手打击豪强，强力没收和减少他们的土地，在田税上尽可能使得他们不再享受超国民待遇。而与均田制配套实施的“租庸调”制度，大大降低了农民的田税税率和各种负担。

此外，恢复了汉民族王朝的基层“三长制”，使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有所依托，有所保障。村民基层组织的重建，以及国家在政治上对农民的人身保护，使得豪强再次侵占农民田地，并进一步使农民沦为农奴，变得不太可能。

北魏的为其社会经济的繁荣打下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