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银行不良贷款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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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盛宴狂欢，每一次觥筹交错之后都是杯盘狼藉。中国大陆从2008年开始的4万亿刺激狂欢也到了潮水开始慢慢退去、水下裸泳者曝光于世的时刻。

最近半年来，来自温州市金融办汇编的《温州市金融运行参考月报》的数据显示，温州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率已经从去年6月份的0.37%飙升至5月份的2.43%，一年不良贷款率增幅高达557%。5月份的不良贷款率也早已突破行业2%的警戒线。

温州只是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率回升的一个缩影，随着中国宏观经济逐渐下滑，包括中、农、工建交五大国有银行以及众多股份制银行在内，最近半年来不良贷款的问题正在逐步暴露。正如股神巴菲特所说，只有当潮水退去，你才知道谁在裸泳。

不良率飙升

温州市金融办汇编的《温州市金融运行参考月报》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5月末温州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161亿元，不良贷款率升至2.43%，今年4月末不良贷款率为2.27%，明末2.43%，均突破了行业“警戒线”2%。

这场危机来得迅疾而猛烈，在国务院总理去年6月视察温州时，温州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率仅为0.36%，是全国银行业不良贷款率最低的地级市;但到了今年2月底，这个数字就上升到了1.74%，4月底就达到2.27%，5月底达到2.43%。

从数据看，2月底到4月底，温州的贷款余额增加了165亿元，但不良贷款增加了48.6亿元。新增不良贷款占新增贷款的比重接近30%。浙江全境的情况也不妙，来自银监局的数据显示，整个浙江省2012年4月底不良贷款为637亿，比年初增长145亿，增幅也近30%。

实际上，从2011年10月起，浙江省商业银行不良贷款额和不良贷款率开始全面上升。在国有大银行中，建行浙江分行不良贷款余额已经达100亿元，不良率为2%。股份制银行中，广发银行在浙江的不良率高达2.89%。深发展、浦发、民生三家银行的不良率也都大幅上升。

据媒体报道，温州银监局人士透露，由企业主“跑路”形成的不良贷款占该市不良贷款总额的近40%。企业过度投资房地产造成的空心化以及近期经济环境的不利影响，造成企业经营困难，进而导致了不良贷款率的大幅攀升。

但不良贷款率上升不仅仅出现在企业主跑路的温州，从银行业主管部门银监会的监测报告来看，全国范围内的银行业出现了同样的不良贷款率上升的情况。

2012年2月17日，银监会在其官方网站上了2011年四季度商业银行主要监管指标情况。数据显示，2011年商业银行四季度不良贷款余额4279亿元，不良贷款率比上一季度还上升了0.1个百分点至1%，不良贷款的绝对数额比上一季度增加201亿元，增幅为4.9%，为银行业敲响了警钟。

中金公司对此的分析报告认为，如果考虑到四季度一般是银行不良贷款核销最多的季度，则四季度不良贷款实际上升幅度将大于4.9%。

不良贷款增加的趋势在今年一季度继续酝酿，银监会5月份的今年一季度商业银行主要指标情况显示，2012年一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4382亿元，比上年末增加100亿元，连续两个季度呈现了反弹态势。

全球市值最大银行工商银行董事长姜建清5月31日表示，基于对今年经济形势预判，工行出于审慎考虑，将今年不良贷款率定为1.2%，较去年底有所回升。而此前工行不良贷款余额和比例已连续12年实现“双降”。

据路透社的报道，多位银行业人士自我估测，今年上市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大概会有0.2～0.3个百分点的升幅，达到1.1～1.2%，高于年初0.1个百分点的预期。

银监会已经要求工、农、中、建、交五家大型商业银行开展贷款五级分类自查工作。自查结果已经于明底上报给监管机构。

而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预计，今年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率将提高2个到3个百分点，银行业整体最高不良率可能达到5%。

标准普尔金融机构评级董事廖强进一步解释说，目前国内整个银行业（包括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和农信社）目前不良资产率为2%～3%，如果全年GDP增速放缓至8.3%，2012全年不良资产率有可能上升2个～3个百分点。今年年底预计上升至4%～5%。这里所指的不良资产包括银行披露的不良贷款、重组贷款以及所有抵债资产。 2011年10月27日，一位自行车骑行者路过一家关门的工厂。温州是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率回升的一个缩影。

4万亿后遗症

不良贷款率的迅速上升，经济下滑被认为是首要原因。进入2012年之后，中国经济逐步下滑，大部分行业企业经营形势恶化利润下降，从而将削弱企业的还本付息能力。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则显示，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18434亿元，同比下降2.4%。5月当月实现利润3909亿元，同比下降5.3%。而2011年全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还达到了25.4%。

财政部统计的国有企业利润数据也显示，前五个月国有企业累计实现利润总额8301.3亿元，同比下降10.4%，5月比4月环比下降11.8%。

广州国税系统人士透露，今年上半年，广州市经济除了两个区正增长，其他区全部负增长，部分企业已经停业。

“订单不足、开工不足，乃至电力不足都会影响到企业正常经营，生产经营状况恶化，导致上述企业的还款能力受到制约。”某大行风险部负责人透露。

实体经济的颓势也反映在上市银行的年报当中，建设银行2011年年报显示，建行当年不良贷款余额增加62亿元，其中制造业不良贷款余额增加34亿元;批发和零售业贷款增加17亿元。

但和实体经济下滑相比，如今银行业不良贷款率飙升的根源在于以4万亿为代表的行政干预的结果。2008年中国遭遇世界金融危机，决策层迅速出台4万亿刺激政策，采取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事后证明，名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实际上是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为了应对金融危机，银行业加大了信贷投放的力度。在过去的三年，即2009年-2011年，银行业总共投放了25万亿元的信贷，只用了三年时间就使贷款余额翻了一番。截至2012年1月末，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已达到55.53万亿元。

这种鲜明的行政干预的色彩使得银行业在“”式的放贷中，无法坚持原有的风险控制和放贷标准。如银监会曾发文要求银行业响应政府4万亿刺激计划。

在日前的陆家嘴论坛上，银监会主席尚福林要求银行业“加强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产业政策、监管政策的协调配合，不断优化信贷结构，要优先保障重大在建、续建项目，以及“十二五”规划所确定的事关全局、带动性强的重大项目资金需求。”

在此背景下，具有类似政府性质的地方融资平台负债规模迅速做大，并且成为一颗最大的不良贷款定时炸弹。2008年以后，新增银行贷款大量流向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地方债务由2008年底的1.5万亿元暴增至10万亿元以上。

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和审计署曾经按照不同统计口径公布过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截至2010年末，三个部门的数据分别是14.4万亿、9.09万亿（截至2010年11月末）和10.72万亿。审计署披露的数据显示，地方融资平台来自于银行的贷款为84679.99亿元。

对此国际评级机构穆迪在最新披露的《逐步加剧的地方政府债务负担挑战中资银行》报告则认为，审计署对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的统计数据至少低估了3.5万亿元，同时不良贷款的规模也被低估。

穆迪预计中国银行系统的不良贷款规模占总贷款规模的比例可能会升至8%-12%之间，“而我们此前的基本情景所假设的不良率是5%～8%”。

三年过去，这些贷款的还款期已经逐渐到来，根据财政部统计的数据，地方政府债务中2011年和2012年两年债务到期将占总债务规模的43%左右，约为4.7万亿元，而违约的风险正在聚集。

2011年4月，云南省公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向债权银行发违约函，表示“即日起，只付息不还本”。该公司在建行、国开行、工行等十几家银行贷款余额近千亿元。随后经济发达地区的上海也传出违约传闻：上海申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近10亿元到期债务逾期。

云南省公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和上海申虹债务违约并非个案，审计署数据显示，全国有4个市级政府和23个县级政府逾期债务率超过10%。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中国政府已指示国内银行对地方政府的贷款进行大规模滚转，此举将使中国推迟应对给经济前景蒙上阴影的巨额债务。

知情的银行业人士和分析师告诉英国《金融时报》，由于许多贷款的本金无法偿还，各银行已开始延长地方政府债务的到期日，以避免出现违约潮。

4万亿的另外一个后果是流动性泛滥导致资产价格暴涨，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越拉越低，导致企业大量资金流入房地产市场，不少企业将借贷资金投入楼市，而在经济下滑和楼市调控的双重夹击之下，资产变现困难，进而导致债务违约。

再次买单？

这是中国实施市场化改革以来，第二次面临银行全行业不良贷款率恶化的情形。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银行业一度面临技术上已经破产的情况，1997年美国《新闻周刊》和英国的《经济学家》报道称，照当时的不良贷款和资本金状况，“中国的四大国有银行应该破产三次了。”

中国银行业协会专职副会长杨再平曾透露，有关领导在1997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曾提到：至当年6月底，4家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已达10020亿元，占全部贷款的25.6%。

为了让中国银行业起死回生，中国政府采取了一些超常规的改革重组的手段。1998年，财政部发行2700亿元特种国债为国有商业银行补充资本金;1999年，国家相继成立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剥离国有商业银行近1.4万亿元的不良贷款，资产管理公司收购资金来源为央行5700亿元再贷款及8200亿元金融债券，最终由中央财政逐年承担，也即全国人民买单。

为了支持五大国有银行股改，2004年1月，国务院决定将45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分别注入到中国银行和建行，支持其股改;2004年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分别剥离和核销不良贷款2544亿元、1289亿元、529亿元，合计4362亿元;2005年4月，国务院批准工行股改方案，决定通过运用外汇储备150亿美元补充资本金，使核心资本充足率达到6%，并通过发行次级债补充附属资本，使资本充足率超过8%。中国人民银行还通过发行中央银行票据用于工-商银行4590亿元可疑类贷款剥离。同时，保留财政部原在工行的资本金1240亿元，从而使工行核心资本达2480亿元。

伴随着国有大型银行财务重组、不良贷款剥离出售，2005年二季度以来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出现明显下降，随后继续保持稳中有降的态势。2006年二季度至2008年三季度，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波动在12400亿-13000亿元之间，阶段性低点出现在2007年一季度，为12456亿元。

作为国有大型银行股改上市的收官之作，农业银行在实施财务重组后于2009年1月整体改制为股份公司，又一次实现了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的大幅下降，自此进入不良贷款规模持续下降的通道，直至2011年四季度出现了持续3年来的首次不良贷款余额上升。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对于当前的中国银行业来说，坐收垄断利差和中国经济增长红利的大小银行已经早非当日吴下阿蒙，2011年中国银行业的利润超过万亿，工商银行更是成为全世界最赚钱的银行。

根据银监会的数据，2012年一季度，银行业的贷款损失准备也提高至12594亿元，拨备覆盖率达287.4%，即贷款损失准备金与不良贷款的之比。

但对于当前的不良贷款率飙升的态势，长江商学院金融学教授周春生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将会是长期趋势。2%的不良贷款率不会带来灾难，但已经给银行带来很高风险。

汇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在微博上表示，若中国实体经济增速下滑至7%或以下，并持续2～3年，银行业不良贷款率很有可能上升至两位数。

对于高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地方政府债务，各方研究机构认为，最终解决方案的买单人还将是勤俭节约的中国居民。

渣打银行去年年底的题为《中国如何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特别报告认为，只要得到正确的处理，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或银行系统发展之路的终结。解决这个问题对于中央政府总资产负债表的最终影响将很有限。

这份报告认为，上一次银行援助方案耗费了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约22%的资金，和这一次的方案规模相仿。但这并非没有代价，所有措施均会通过所得税、通胀‘税’或较低的实际存款利率‘税’等各种税收，将这些损失最终转嫁到勤俭节约的居民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