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家“仁爱”与墨家“兼爱”之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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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儒墨作为先秦之两大派别，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和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都主张爱人，强调爱的普遍性。在此基础上，儒家主张“仁爱”，墨家主张“兼爱”。儒家的“仁爱”是差等之爱，而墨家的“兼爱”则强调平等，二者存在着本质的不同。尽管存在着本质的区别，但两者并不是完全对立的。

【关键词】儒家；墨家；仁爱；兼爱

在先秦哲学中，儒家与墨家齐名，同为“显学”，而墨家是在反儒的基础上形成的。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提及墨子及其门徒出于游侠，游侠处于当时社会的下层阶级。正是由于社会背景与阶级处境的不同，致使墨家由“儒”转向“非儒”。儒家“仁”是其思想的核心，子曰“仁者爱人”、“仁者，人也”。但这种“仁”是建立在“亲亲”的血缘关系的基础上，主张爱有差等。墨家“仁”在这里指“兼爱”，主张爱无差等。冯友兰先生认为墨家兼爱正是游侠职业道德的逻辑的延伸，在这一点上我也是赞同的。

尽管儒墨两家分别主张“仁爱”与“兼爱”，但两家都处于春秋战国的社会动乱时期，都怀着安邦定国、终止昏乱纷争的理想。儒家的“泛爱众”以及墨家的“兼爱天下”都体现了爱的普遍性。两家在主张人人相爱、关爱民众、反对以强凌弱然上是相通的。而这并非我们探讨的重点，它们之间的差别却是本质性的。

儒家仁爱是与“亲亲”分不开的。子曰：“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孟子曰：“仁之实，事亲是也”。显然，儒家“仁”是以“孝悌”为根本，主张爱父母、兄弟。但儒家的“爱”并没有停在“亲亲”上，而是把“爱”一层层推出去。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推”也就是“推己及人”的过程。如果把这一过程看作一个以“自我”为圆心的同心圆，越靠外的圆与我的关系越疏远，也就是说随着自我的“爱”的向外推及，爱的程度是逐步递减的。同时，儒家的爱也没有局限于人自身。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它是一个“爱亲”、“爱众”、“爱国”、“爱万事万物”的推及过程，即“泛爱”。墨家“兼爱”是其思想的核心。《墨子・兼爱中》：“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家主张平等、一视同仁的爱。这种“爱”就好比一个以“自我”为圆心的大圆，每一个个体到圆的距离是相等的，即平等地爱每一个人。同时这种爱在顺序上没有先后，甚至主张先爱他人，即“必吾先从事于受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也”。通过阅读《墨子・兼爱》就会发现，在兼爱这个大圆里，并不涉及其他的东西，而认为这种爱的对象指的是具体的人。墨子认为只要这些具体的人（如：君臣、父子、诸侯等）从一开始就做到兼相爱，整个社会自然会达到一种稳定的状态。

除此之外，两家在回答“仁者为什么爱人”的问题上也是不同的。儒家认为这是出于人的本性。《论语・或问》指出：“以仁为爱体，爱为人用”，“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对于这一问题孟子也用他的“性善论”给出了答案，他认为一切人的本性中都有“仁”“义”“礼”“智”这四端。儒家认为人天生具有仁性，“仁”是人的内在的善本质，是从人性内部自然地发展出来的，强调人的内在的道德自觉性，也就说是一种责任之自发，良心之无愧，是不需要任何外在的条件。儒家把行为的“动机”看作是判断善恶的标准，这就要求在动机上做到问心无愧，是一种仁道主义道德。墨家的兼爱之道是“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墨子・修身》：“名不徒生而誉不自长”，兼爱并非人天生具有，而是一种外在的道德要求，要求考虑自己道德的行为对自己产生的功利性的影响，爱的行为的实施是希望人人都有爱，是一种将心比心、知恩图报的内心情感，需要外在的条件来支持。于是，墨家在劝导人们实行“兼爱”的同时倡导鬼神的存在，利用宗教来制裁人们的行为。很明显，墨家是从功利出发，是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目的。墨家的兼爱是与“利”分不开的，即“兼相爱，皆相利”，把“利”看作是兼爱理论的根据和衡量一切价值的标准，是通过行为的“效果”来判断善恶。毫无疑问，墨家的兼爱是一种功利主义的道德观。这也就表明两种“爱”在对待“义、利”上的不同态度，儒家主张“义”与“利”是分离的，他们反对谈私利，所有就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而墨家把“义”与“利”统一起来。《墨子・法仪》：“义，利也”。墨家认为的“义”并不是抽象意义上的，而是指具体的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只要顺义而行就可以达到天下的大利，显然，墨家的“义”归宿在于“利”。

总的来说，基于儒墨之间的亲缘关系，两者在“爱人”的思想上存在相同之处，但由于阶级与背景的不同，更多地表现出两者之间的不同。他们无论在爱的根源上，还是在爱的动机与目的上都存在着重大区别。墨家的“兼爱”可算是一种古老“博爱”思想，由儒家的“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发展而来。儒家将“爱人”含义的“仁”加上了宗法等级制的内容，改造成了“忠恕”含义的“仁”；墨子主张“使天下兼相爱”，则又抽去了宗法等级制内容，所以，墨家的“兼爱”是对儒家“仁”的发展，更是对儒家“仁”的否定。因此，不管是儒家的“仁爱”还是墨家的“兼爱”，我们都不应该孤立地去理解，而是把它们置于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去考虑。同时，更不应该将“仁爱”与“兼爱”完全对立起来。

参考文献

[1] 朱熹著，金良年译.四书章句集注下[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2] 吴龙辉等.墨子白话今译[M].中华书店出版社，1992.

[3]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作者简介：李照照（1992.05- ），女，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研究方向：中国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