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贸百强城市2010-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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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贸百强城市》最新名单显示，一些城市的外贸发展在遭遇外部市场低迷而严重缩水后，已迅速恢复并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前水平。然而，许多城市并不会因这一斐然的成绩而乐观，外需不足、成本高涨、结构不合理……新的风险正在累积。中国外贸城市的生命力与竞争力面临着更加严峻的考验。中小城市如何化蛹成蝶?外贸大市怎样第二次蜕变?

成长的烦恼

随着各国经济刺激效果减弱，外部市场动力疲态渐显，在这样的背景下，成本高涨的难题使中国外贸城市遭遇成长的烦恼。

2010年，在新兴经济体崛起以及全球性问题空前凸显等作用下，世界经济正加速步人后危机时代，我国城市外贸版图在成长期的主动探索与被动受压中慢慢变迁。

在我国外贸综合竞争力百强城市中，平均每座城市进出口额为278.1亿美元，比2009年增长34.9％，合计占当年中国总体外贸进出口总值的93.6％，仍扮演着引领外贸发展的重要角色。各城市进出口规模从安徽淮南的1.2亿美元，到航母级城市上海的3687.1亿美元不等。其中，入围城市进出口总值最高规模在遭遇外部市场低迷而严重缩水后，迅速恢复并超过危机前水平，分别比2008年、2009年扩大14.5％和32.8％；入围城市进出口总值最低门槛持续抬高，分别比2008年、2009年上升了42.7％和26.1％；城间差距在2009年缩窄了13.8％的基础上强势反弹32.8％。

2010年，我国百强外贸城市的区域格局变化不大――东南沿海地区仍然占有38个席位；西北地区仍是上榜率最低的地区，仅6席。2009年部分内陆城市单纯依靠某个单项指标的突出表现在综合竞争力评比中扬眉吐气，但随之而来的刺激经济计划让来之不易的成果再次流失。金融危机爆发前后的3年间，西北地区占据的席位数量逐年递减，2009年西南地区进驻11席的强势也未能延续，憾失2席，而占据14席的东北地区则继续保持。从分项竞争力看，中部地区的效益竞争力强势增加7席；西北地区波动显著，水平、效益竞争力席位均大幅减少6个。

由于前期的增长动力主要来自宽松的货币财政刺激政策，缺乏内生的经济增长动能，加之随着各国经济刺激计划效果减弱，而新的计划范围和规模有限，使得复苏基础仍不稳固。在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多次采用量化宽松政策刺激经济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需要直面流动性过剩带来的通货膨胀。身陷危机的2009年，东南沿海等外贸先行地区在痛失部分地盘后，还面临成本高涨的难题，已过不惑之年的中国外贸城市再次遭遇成长的烦恼。2010年，东南沿海、环渤海地区在综合竞争力榜单上均增加1席，但仍未达到危机前水平。从分项竞争力看，潜力竞争力进入百强的东南沿海城市少了7座，尤其在“内资对外贸增长的贡献”单项指标表现上无一上榜，均被内陆城市占据，其中西部地区拥有7成席位；发展竞争力小幅反弹增加1座，但仍然远远落后于危机前水平，发展后劲堪忧；面对金融风暴来袭，外贸强市的结构性顽疾更是雪上加霜，即便在市场环境、要素成本和民生诉求三种力量的倒逼下仍未见起色，综合竞争力的5强城市(深圳、苏州、上海、东莞、珠海)在结构竞争力评比上均名落孙山，跌落至50开外，前10强中跻身结构榜单30强的城市只有3座。

2010年，外部市场前景迷离，美欧经济的“再工业化”旅程给我国制造平添了更大的压力；土地、资源、环境、人口等国内经济要素成本步步紧逼、优势明显弱化，高端的技术、人才等要素供给远远不足；从深圳富士康的跳楼事件到南海本田的停工行动，新生代产业工人的集体诉求，催生全新的发展需求。在这些压力倒逼下，“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的呼声逐渐高起，各城市无论根基好坏，纷纷投身于变革大潮。但由于自身定位不够、发展思路不清晰、核心技术不掌控、国际市场认知不足，误人盲区、弯道熄火、鸟去笼空的现象也频频发生。2010年我国外贸结构和效益竞争力位列前30、同时入围综合竞争力30强的城市分别仅有11座、14座。从区域划分看，东南沿海城市在外贸结构上再次给内陆城市让位，仅占10席，其中，长三角地区上榜城市均来自浙江；珠三角地区仅广东广州和广东佛山形影相吊。同时，在体现外贸效益的“加工贸易增值率”指标上，东南沿海地区电仅有2座城市入席；蛛三角登上“出口收益率”指标前30的城市又继续减少了3座。

传统的以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来换取经济发展的“低端制造”模式，在劳资矛盾凸显、权利意识觉醒的今天，其竞争力与生命力均受到严重拷问，无论是产业转移还是产业承接，每座城市都期待着启动内力、化蛹成蝶的二次蜕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