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音乐文化生存价值的当代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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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物化的音乐存在形式，就主体而言，当其成为特定环境殊的状态并转化为精神领域时，如果对它进行理论上的论证并与其存在的文化土壤相连接，就要完成一种思考的解说和思维的探求，而这一明晰的过程常常是十分艰难的，需要阐释者既要有形而下对具体实践的把握、又要有形而上对文化物象的深思。形而上的理论如何在形而下的歌舞实践中得到展现，这是音乐理论体系完备的重要环节，也是其得以存在的重要条件。申波教授的《文化记忆与歌乐舞韵——文化生态学视野下的云南古戏台》一书，就是在田野考察实践与文本叙事逻辑中，实现了形而下至形而上深层学术的解析。

读罢全书，笔者深为作者的学术精神和课题成果所感动。申波通过对云南古戏台这样一个中国乡村文化传承场的调查，以深入和广阔的思维方法，呈现了云南草根文化的现状和民族歌乐舞韵的历史，表达了他审视民族艺术时的独特视角。本书不是单纯记录了田野工作——当然这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前提，更对这些歌舞的传统价值进行了全面考察，并将这一现象置于历史文化的视野下进行讨论，对当下云南民族文化生态的发展和现代民俗价值的整体意义予以回答。读罢，笔者认为有三方面构成了这部书稿的特色。

一、将古戏台置于文化历史视野下的综合考察

云南处于国家版图上较为边远的南疆，遥远而神秘，有独特的风土民情和文化系统。人们大都知道云南各民族能歌善舞，但没有多少人知晓她也有“古戏台”这样的高台教化之所。由于云南特殊的历史背景和人文生态环境，至今仍保存着这种活态传承的形式。但是在强调“非遗”保护的今天，它的价值还没有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它的存在对许多现代人来说仍是被尘封了的史实。通过申波图文并茂的叙述，我们了解到古戏台的许多知识：建造、环境、剧目、功能、楹联、表演等内涵与外延。当申波在描述这些鲜活的材料时如数家珍，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个真实的存在，也似乎听到那些还活生生地保留在乡间舞台的故事。就是这样一些古戏台，至今少有文字记载、鲜为人知。基于此，申波带领课题组开始了行程万里、奔波于全省的三年实地考察。作为领头人，申波极有眼光，不单做了大量的田野工作，还进行了历史文化的考证，将出发的脚步徜徉在人文关怀中。

循着历史的足迹，申波首先把读者领进云南民族歌舞历史的画卷中。他指出，云南文化的形成是由多次历史机遇造成：第一次高峰在约公元前八百年的青铜文化时期，滇国的音乐、舞蹈和丰富的乐器表现出特有的地方气质，形成了中华民族灿烂文化中的一道风景；第二次高峰在８至１３世纪的大理国时期，不仅吸取了内地音乐传统，还汲取了东南亚各国的域外文化，在茶马古道上进行各方面交流；第三个高峰是元明时期，尊孔崇儒之风吹进云南，儒学扎根。内地对云南进行了大规模迁徙活动，大量汉族“屯边”使得移民文化与云南本土古风相互影响，共存共进。仅一个偏远的永胜县，古戏台多达５０余座，在大山深处至今还留有“上戏台、中戏台、下戏台”的地名。到明末清初，古戏台建筑已随着社会变革形成了云南本土化样式，成为云南人精神生活重要的依托，民俗、乡俗、艺俗的情感归宿。

申波对古戏台的考察是全面而细致的。他依托史料查阅与口碑采访为线索，对其进行了分析：（一）古戏台建造的动因。一为官府之地的政治中心需要，二为商贸经济的生活交流需要，三为敬神娱人的礼乐教化需要，四为节庆歌舞的沟通宣泄需要，五为文化历史的活态传承需要。（二）古戏台的文化功能。将其分为家院戏台、会馆戏台、宗祠戏台、门楼戏台、神庙戏台、广场戏台几类，各种类型由于特定的文化功能，又形成不同的建筑式样，如“品”字形、“一”字形、“走马转角楼”形等，不同的建筑风格又被赋予了特定的文化意义。（三）古戏台的剧目。从古戏台本身来说，最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它的歌、舞、戏演出之用和“场”的空间作用以及“戏”的内在功用。因此，有大型的《目莲》、单本的《荆州下书》、《双断桥》等剧目及花灯歌舞的各式表演。（四）古戏台的生存状态。申波用自创的词汇将其分为“原生性”、“创生性”、“再生性”几类：“原生性”的多在相关史料中记载，目前基本改作它用或长久失修破落不堪，甚至灰飞烟灭真正是作“古”了；“创生性”的则在不断修缮中保存下来；而“再生性”的却是近年乡民根据精神需求和旅游需要再建的戏台。①申波这种明晰的分类，得益于对戏台现状的熟悉，更得益于学者对课题的严谨认真态度。

艺术是抽象的，但艺术思维的表达却需讲究逻辑。申波在书中强调：“可以说，一部云南古戏台的历史，就是一部云南文化的发展史。透过云霞雾霭，我们能抚摸历史的背影。”②的确，申波调查工作的可贵，在于考查了古戏台何时随着何种社会背景出现什么样态，还原了它的历史因素，知道如何构成云南本土歌舞与外来戏剧表演交融的原因。在作者调查研究的同时，不仅解疑了许多自己以前未曾明白的问题，也给了学界以清晰的历史答案。“特定文化传统的生态知识只有在其所在的语境中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③申波的研究让我们看到，云南古戏台的历史，就是一部云南乡村戏剧、歌舞的发展史，一部民族文明的演进史，一部精神文化的传承史。

二、将古戏台置于民族生态学视域下的认知

申波在考察古戏台时，运用民族生态学的原理，揭示了古戏台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他从云南民众生存的整个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各种因素交互作用中去观察古戏台，寻求民族文化发展的特殊形态，探究具有地域性差异的特殊文化特征。云南特殊的地理环境给古戏台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特殊的生态环境，古戏台就是在人、自然、社会、文化的各种交互作用中产生发展的。在研究中，申波把各种复杂因素联系在一起进行整合研究，肯定了环境诸因素在文化发展中的作用，指出文化类型和文化模式是怎样受制于环境这一人本主义立场。古戏台涉及到传统的世界观、自然崇拜和文化信仰，是传统社会协调人与人、人与环境以及人与资源之间相互关系的体系，这种人和环境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生态网，随着一定社会和环境的变化，形成了人与生态环境相适应的格局。

伴随文本的表达，申波以前沿的文化目光，将古戏台纳入多元视野的立场审视，具有开放的文化眼量。比如，在演唱上，乡村歌者那不似学院派的乡音，虽粗糙却韵味十足，是“另一种声音的言唱”；在表演上，村民鲜活的生命激情在古戏台上得到充分释放，尽管表演得不那么艺术化，但他们就是生活本身，台上台下自然融合，表现了集体的参与意识；在创作上，那些简单质朴的曲调，简约的节奏，显示了旋律的随意却与天地应和；在演奏上，龙头三弦、四弦琴或竹笛、唢呐这样简单的乐器，十几个、上百个乐手的组合就变成了万民的狂欢、心灵的盛典；在舞台上，尽管没有华美的布景和炫耀的灯光，但重要的是乡民拥有一个精神安顿的空间；在演出上，每一部剧目都有教化的意义、每一场歌舞都有审美的回味；在选址上，更是依托自然环境而依山傍水，与人文共生共存。古戏台借参天古树、凭枝繁叶茂，“下接地气，上通天庭，虽居僻静山水间而得八面来风”。④从而人、山水、古戏台都化为生命意蕴具象的符号，凝结于那些虽不起眼却在人们心中无比神圣的文化空间，营造出一派诗意栖居的风景。

然而，当古戏台整个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被改变，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景遭到破坏，一年一度新春唱大戏活动因大旱而停止时，申波心中倍感迷茫，怀着悲天悯人的情怀发出感慨，期待着一种将环境意识与信仰风俗相结合的乡村文化传统的重建，以此营造一个良好的云南民族生态的社会关系。

三、将古戏台研究成果纳入乡村

文化建设的有机整体

当人类以群体的生存方式解读自己的文化记忆时，永远摆脱不了对“根”的寻觅。作为地方文化集体记忆的物化标志之一，申波在字里行间让我们感受到古戏台这种“根”的文化意义与生活符号的丰富多彩。这既投射出申波长期以来遍访云南村镇的足迹，也看得出他在长期与乡民的零距离接触中情感的同化，因而表现出对这些传统歌舞的珍爱。作者以他深刻的体会写道：“作为一种人文情感记忆的符号载体，古戏台不单在过去的岁月里给高原的人们提供了幸福的体验，直到今天仍以顽强的生命力成为乡村民众增强文化凝聚力、加强族群认同的重要场所。”⑤如今，存留于世的古戏台已成为人类非物质文化的宝贵遗产，在多方面起着活态传承云南各民族文化的重要作用，因此，它对于乡村民众的文化生活具有独特的意义。当今时代是多文化并存、兼容并蓄的时代，如何使古戏台在当下发挥文化功能，使乡村民众在精神文化方面有一个和谐共处的“精神故乡”，这是值得所有关心传统文化、关注民众精神生活的人们思考的。

传统文化作为人类精神的标志，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即在不同的时境中会有不同立场的价值阐释，可根据阐释者本身被重新解读，申波正是运用了人类学、音乐学、文化学的方法进行了自身价值取向的学术建构。如此，就具备了申波个人对古戏特的解读和诗意的文彩，这种在学术维度上所表现出的学思之敏、学域之宽、学者之谦令笔者感动。于此，期盼申波有更多的学术成果面世。

①申波《文化记忆与歌乐舞韵——文化生态学视野下的云南古戏台》，云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３５页。

②同①，第３１、３２页。

③同①，第３９、４０页。

④同①，第１１６、１１７页。

⑤同①，第３３页。

宋莉莉 山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责任编辑 张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