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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住中国画的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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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世界各国的绘画,原始阶段都是写实的,并且都是以简练的线条为手段的,和文字比较,绘画首先出现。国画是独立于世界美术的一支奇葩,以线造形,以形写意。以文化作底蕴,以表现民族精神为目的,值得我们去研究、学习、继承和发展。

[关键词]国画;意境;文化;技法

世界各国的绘画,原始阶段都是写实的,并且都是以简练的线条为手段的,和文字比较,绘画首先出现。它是最为通用的思想交流手段。后来,这种语言在各地区沿着自己本民族发展方向发展,最终形成现在东西方两大绘画体系。就中国绘画而言,从象形的萌芽状态初始,一直在不断丰富发展。多少个世纪来,中国人都用线条这种最原始、最朴素的艺术手段,表达着对生活的感受,追求着对审美理想的完善。纵观中外绘画史,中国从宋代开始就有了写意画。画家开始从表现物转而表现自我。中国绘画的精神本质,更多的是为了表现和发扬中国民族的文化精髓和民族精神。

不管是工笔画还是写意画,从开始就要求“意在笔先”,在“九朽一罢”的反复推敲琢磨中,追求“真善美”审美理想的实现。这一理想实现的目标是直追胸中之“意”,追求民族文化的精神精髓的自我体现。中国画不追求纯粹的写实,客观物象要通过画家心中的“意”化为“意象”加以表达,所谓“意象”造型在最早的人物画中就得以体现。我们看目前出土于湖南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和长沙子弹库楚墓的《人物夔风图》和《人物驭龙图》,这两幅帛画奠定了我国最早的绘画的方式和表现手法,画面所描绘具有神格的灵禽、灵兽以及人物造型主要以线的形式来“应物象形”,构图以人物为主体进行平面二维的布置,整个画面主次分明、错落有致、形象突出,取得了“迹简意深”的艺术效果。

国画中的“写意精神”,贯穿于整个中国绘画的审美理想之中,也与整个中华文化的脉络体系密不可分。中国人对“意”的理解和领悟有独特的审美视角,无论是诗词、戏剧、书法,还是绘画,无一不在追求意韵之中得到审美理想的升华。在国画中,写意画以书法用笔的手法,抒写表现对象,在抒写表现对象的过程中,讲究以形写意,以情用笔,笔笔生情。也就是要以书法的用笔,用写字的方法作画。用笔要有节奏韵律,要有提按、顿挫、转折、疾徐,气象等等,并利用生宣纸自然渗透晕化的透水性,追求笔墨中的浓、淡、干、湿的变化。这些特殊的工具材料所发挥出的画面的艺术效果,形成了中国绘画中的写意画突出的艺术风格,在世界绘画的艺术之林中别具一格独领。中国画家都知道,要画好写意画,一方面要写好毛笔字。要有书法的修养,另一方面就是要有绘画的造型基础和文化修养。中国绘画的造型基础一般是从工笔绘画中的白描勾线中来。古时先生教学生,除了要求学生多读书,还要求一边学写字,一边勾线条,临摹勾线、写生勾线、默写勾线,反复不断地白描勾线,通过这样长期磨炼,对物象的形体结构熟记在心。而后,不论作工笔创作,还是即兴写意都能得心应手挥洒自如。

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具有强健、进取、坚忍、谦虚的品质。龙的精神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中国的画家,以表现龙的精神为最高审美追求。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今天的共和国,中华文明的光辉灿烂在中国绘画史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文明初辟,中国人就以形象思维的方式,用简单概括的意象绘画,创造了象形文字。随着社会的进展有了书法艺术和纯粹的绘画。早在汉朝时期,中国画家就注意到绘画的整体美和传神写意,汉高帝时刘安撰写《淮南子》一书,就有“寻常之外,画者谨毛而失貌”的说法,并在书中谈到“君形”的问题:“画西施之面,美而不可悦。规孟贲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者亡焉。”

中国画家对生活中的实体形象在提炼、概括当中。运用的不仅有写实手法,更追求意象的东西。它追求的不是形象的真实性,典型性;而是意象的概括性和生动性;不是具体事物的个性特征,而是某个时期的时代共性和自我心灵的暗合。通过形象的人化和自我的物化,揭示其时代气息和和民族特征。在表达作品的思想内容时,它更含蓄;更强调的是人的修养、学识和观念,所谓意在画外。中国绘画艺术的审美特征概括地说,就是――“写意”。如果把“写意”简单地看成是笔与墨之间的一种形式和单纯的绘画技法问题的话,就会妨碍我们对中国传统绘画的理解了。“写意”就是生命,就是内心活动的具体表现。“神似论”之所以成为中国古代画论中的一支巨流,就因为“神”是主宰形貌的精神本质。所谓“形无神不活,神无形而不存”,表现物象,没有“神”,不管“形”怎样鲜明、逼肖,也很难生气郁勃。所以把“写神”、表现“神韵”“神似”作为塑造形象的最高表现。中国画在注重“神”之外,还更应注重“意”,因为“神”多在物“意”之中,中国画看似轻形,实际是重“神”,是为了表“意”。因为从艺术表现看,

“意”是构成神似、神韵的重要的条件。“意”既是中国绘画的绘画观,又是创作方法。张彦远所说“以气韵求其画,形似在其间”的“形似”,其实就是指“意似”。谢赫评论宗炳的人物画时所说,“迹非准的,‘意’可师效”。正是指这种富有神韵的“意似”。米芾说自己的画“意似便已”,都是同一意思。

宋代,开科取士选取官员,能够做文人当官的人,不但字要写得好,还要会写一手好文章,他们管理着国家,其思想和审美意识必然影响到了绘画艺术的发展倾向,他们泼墨挥毫,酣畅淋漓的大写意画让人“尽兴”。在当时,以勾勒设色为主,精细工整的画法在院体人物画创作中也风靡一时。当院体画家正全身心地致力于表现事物的真实意趣,不断提高绘画技艺的时候,文人统治者也在政事、诗文之暇兼事绘画,他们人为地将绘画的工笔、写意,作“俗”和“雅”的区别并认为只有写意画才有“意”。而工笔画却无“意”可寻,这种有失偏颇,有失公允的评判,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绘画艺术的健康发展。殊不知,好的工笔画也很有意韵,而写意画不好也很俗。

在中国绘画艺术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先工笔后写意是社会发展的产物,从唐代吴道子开始就已初见端倪,到南宋水墨写意画的出现应该说是一大发现,是发明与创造。但没有必要厚此薄彼,按现在的话说,“要以科学的发展观”来对待艺术发展的问题,艺术样式的多样性,就丰富多彩而言,符合社会发展的精神需求。同一祖宗流传下来的精神财富,不论是工笔还是意笔同样贯穿着由“写意精神”而来,追求真善美的审美理想。南宋后期,写意人物画杰出的代表梁楷开创了笔简神具的意笔人物画,画面寥寥数笔飞快而节奏鲜明地勾画出人物的动态神情,如《六祖斫竹图》,或以淋漓酣畅的水墨活灵活现地写出一个袒胸’露腹、憨态可掬的醉态仙人,《泼墨仙人图》。梁楷的大写意人物画法,气势磅礴,很有视觉冲击力,让人感受到一种生命力的震撼。当我们再理性地品味,可以感受到画家在狂放之中有法度,有很深的造型和笔墨基础。封建社会能称得上文人的人,既能书法又能诗词,写文章那更不在话下。另外他们还要从政。因为有深厚的文化修养,虽然 画几笔花草石头,再题上协调的书法,便有诗、书、画、印四绝。高雅而脱俗。

中国古代的绘画理论中,在形似与神似的关系中往往界限不清,实际就在于中国的绘画创作“意”的观念很强,“意”在绘画创作中贯穿始终,审美、构思、创造形象、表达思想内容中,都少不了一个“意”;中国画是以“形”造“意”。就艺术表现而言,“意”是目,“形”是手段。因为手段要为目的服务,所以形就不能拘泥于物象。而“意”既可以传之画内,也可以传之画外。“意”的内涵在中国古典绘画中是比较宽泛而多义的。“意”除指画家的主观意志、情意、情思、画的意旨、意蕴,还指神似、神韵、意趣、生意;最后归于意境。“意”和“趣”又是很难分开的。“趣”虽不等于“意”,但一个形象,一幅画,缺少“趣”,就会影响“意”的创造和表现。因为“意”多是富有“趣”的。屠隆说:“意趣具于笔前,故画成神足。”“意”是构成神似、神韵的重要条件,“趣”是表“意”所不可缺的条件。所以前人说,“写意画必有意,意必有趣,趣必有神。无趣无神则无意”。“趣”在中国古典中主要是指的什么呢?笼统地说“趣”是艺术的“形式美”。在中国古典绘画中的主要特征和主要表现是意趣。“趣”可以作为一个单独的审美范畴,袁宏道的解释说:“(对于趣)虽善说者不能下一语,惟会心者知之。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当其为童子也,不知其有趣,然无往而非趣也。”并非袁氏故神其说,“趣”本来就不易言传。不过我们从“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和童子的“无往而非趣”,可知“趣”如果表现在画上,当是一种不加雕饰、毫无作意、朴素自然的“自然美”。这是符合中国艺术的审美要求的。中国古代画论强调“天趣”,“天趣”就是指的这种质朴、自然的生机。“趣”只是构成“意”的条件。并非意的本身。而“意”的基本特征,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不到之像。清查礼在他的《画梅题跋》中论画梅时说:“画梅不要像,像则失之刻。要不到,到则失之描。不像之像有神,不到之到有意。”中国画“不似而似”则似在“神”,“不到而到”则到在“意”。

中国绘画追求“意”,就是追求真善美的审美理想。有了这样的理想,还应该用科学的精神扎扎实实地苦练基本功,有了驾驭客观规律的本领,才能张扬主观的美好之“意”。相反“意”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成了“随意”“恣意”,并直接导致“妄为”、导致“胡闹”,更有甚者可能成为“精神分裂”的病患者。中国绘画艺术的历史源远流长,不论是工笔还是写意基本技法都相当成熟,并且在世界绘画艺术中独树一帜。如何继承和发扬,首先应该要有清醒和正确的指导思想。另外还必须以科学的奋斗精神,扎扎实实地努力进取和攀登。中国绘画的工笔和写意,犹如中国书法的楷书和草书,如果没有楷书的用笔基本功和对字体结构的基本认识,所写的草书,肯定就是“潦草”“瞎草”和“胡乱草”。中国的书法和绘画一样。同样也必须在“写意精神”引领下。在有“法”有“度”之中张扬个性,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同臻其妙”的审美境界,所以,工笔和写意都应保持它的特色,以表意为目的,并驾齐驱,奔向更加光辉灿烂的未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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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彭修银,中国绘画艺术论[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1,

[3]卢禹舜,王秀薇,在客观制约中张扬主观“写意精神”――2006中国-哈尔滨艺术高峰论坛综述[J],美术,200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