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独立纪录片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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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国家的电影都起源于纪录片，电影在发明之初首先是作为记录手段而存在。中国纪录电影的开端也是中国电影的开端，中国人拍摄的第一部电影就是对一出京剧表演的记录。发端于1905年的中国纪录电影，至今已经走过百年历程。如今，一个又一个的课题正在抛给中国电影，它能否走向真正的辉煌？让我们从源头上来深思，本期向读者介绍三位中国最具代表性的独立纪录片导演，他们是赵亮、范立欣、杜海滨。
赵亮 我希望地球人都知道
赵亮有着双子座的典型性格，工作之中与工作之外是截然不同的两幅样子。他的工作室及住处安顿在北皋艺术区，当我寻访到达时，比约定时间晚了十分钟。赵亮严肃的指指手表：你们迟到了。他很专注，一个时间段之内只会认真做一件事情，他说，等待会让自己紧张。
采访时，他正襟危坐，回答问题不苟言笑，但遣词造句都力求精准，是仔细思考之后的结果。而当你注意打量他偌大的住处空间时，会有另外一番发现，鞋架上摆放着颜色鲜艳设计新颖的鞋子，满满一架子，你很难相信，这会是他的装扮。他亦懂茶饮，饮茶之乐，其乐无穷，在显眼位置，陈放着功夫茶具。他说，生活中其实自己是一个挺热闹的人，喜欢尝试新鲜事物，也追求生活的品质。作为一名认真的纪录片导演，常常游离在别人的世界里，这样性格的酿造，是天性使然，亦经历使然。
得弯下腰去做的事业
2011年，某高校演讲厅。纪录片《在一起》开始放映，与此同时，姗姗而来的学生鱼贯而入，有吵闹声，不太安静。影片开始十分钟后，厅内一片寂静，偶尔会听到几声抽涕声，慢慢的，此起彼伏因为触动流泪所发出来的声音越来越多。
纪录片《在一起》由《最爱》导演顾长卫任总导演，赵亮执导制作，真实记录了从《最爱》筹备初期开始，剧组通过网络聊天，全国寻访，征集选定艾滋病感染者进入剧组参与拍摄的全过程。
赵亮说，这部影片的拍摄过程，也是创作者克服和消除恐惧的过程。刚开拍之时，赵亮会定期去做一次检查，与感染者接触他也甚为小心，他甚至都想过，如果验血结果呈阳性，自己不幸感染，会把自己的经历放在影片里，完全一副豁出去的心态。“而事实证明，成人只要没有血液和性的传染，就没有问题。所谓的歧视在我看来大多数人都是因为对常识的不了解，害怕就会拒人于千里之外。当你了解到这个常识以后，人都是情感动物，不用说教这种隔阂就自然而然的消失了。”
拍摄的过程中，赵亮常常换位思考，如果是自己得了艾滋病，会怎么做。这让他无法想象，他所接触到的感染者，几乎百分之九十都有过自杀的经历，怎么走出心理阴影，怎么面对以后的生活，一直是他们最急迫最重要的课题。“人生观会有一个很大的触动，他们会重新珍惜自己的时间。可能服用抗病毒药之后，你和正常人的寿命是一样的。但是这个契机会改变他的一生，他会思考怎样更健康、更积极、更享受生活，让自己活得更有意义一些。”
作为《最爱》的姐妹片，《在一起》得以与商业电影捆绑在一起，有让更多观众看到的机会，赵亮说，对于作品来说，这是一个好事，但是对于他个人来说，已经习惯了走独立创作这条路，他还是会回到最原始的制作方式，这只是一个特殊案例。“我做《在一起》这样的片子，也有好多人说我招安了，转正了。对于我来说，这个片子传达了善，至少在艾滋病这一块是史无前例对社会作出了贡献。那就好了。如果你老是趴在底下谩骂，不被别人能看到，它的意思就少一些。生命很短，我做片子比较花力气，得弯下腰去做，一辈子可能做不了太多片子，还是做自己最喜欢的。”
在现今中国的纪录片领域里，早已凭借《告别圆明园》、《罪与罚》、《上访》成为标杆性人物的赵亮，对于现行下自己的状态，他还不满足。“我觉得纪录片对我来说还有太大的领域，还有太大高深的东西还没有解决，我一直觉得前面做的东西像学生作业一样，我觉得真正的创作还没开始，如果提到赵亮地球人都知道他的风格，一看很醒目，那种才算是真正的创作。”而实际上，拍摄纪录片只是赵亮工作的一部分，但是是最大的一部分，除此之外，他还摄影、做录像艺术、装置艺术。
越来越麻木
有一次法国电影周，赵亮被邀请去看《海洋》，影片中放到鲨鱼被残忍地剪去鳍，坐在身旁两侧的女演员汤唯和一位纪录片研究人员，都无比动容的流下了无声的泪水。而赵亮，长久的职业习惯，已经让他不会有那么强烈的生理反应。
他记得有年拍《上访》的时候，在冬天的北京南站，过往是熙熙攘攘的人群，赵亮去找他的主人公，那是他刚开始拍纪录片不久，那天下着很大的雪，天气极其寒冷，来到早已习惯并固定的地方，看见主人公的妹妹，裹着薄薄的棉被，睡在大雪天里，探出一个小脑袋，视线寻找着姐姐，而此刻，姐姐穿着一条破旧的并不能御寒的毛裤去洗手间了，哆哆嗦嗦的场景，我见尤怜，路过的每一个人，无不恻隐之心爆发，有人递给她帽子，还有人丢过去一两件衣服，甚至还有人作势帮忙收拾拿着她去取暖。赵亮记得，当时他拍这幅场景的时候，眼泪一直在流。
渐渐的，这样亲临的次数多了，也就麻木了。“越来越变得狠，看得太多了，就像医院小护士的成长过程一样。”但是麻木并不是漠不关心，它在心里产生作用，但不是用眼泪的方式表达。“往往这种情感如果没有作用，没有实际行动的话，我认为都特别廉价。你看到那个惨象，然后陪着流了一滴眼泪就走了，这个是一点价值都没有。如果在思考的基础上去行动，这样才有意义。”
赵亮多年来拍摄的题材，多是人与体制的关系。《告别圆明园》、《罪与罚》、都是如此。对一种权利匮乏状态感兴趣，也许是因为感同身受。“我是得益于拍纪录片，对真实的中国的现实一面有比较切实的了解，有很多画家，只是在城市里生活，他们生活得相对比较优越，他们连地摊都不会去吃，就去比较豪华的地方，更看不到中国大多数群体的那一面。何况是那些官僚们，这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所以中国的知识分子最后都独立不起来，不是他思想怎么样，而是他的生活本身就和社会脱节了。”
每个导演大概都对自己镜头下故事里的人物有一份情感，赵亮也是如此，《上访》拍了十二年，对于任何一个创作者来说，这都是一个很难想象的数字。“其实我倒不认为我拍的是边缘群体，我恰恰认为他们是社会的主流。所以这个时间，是值得的。”
面对这些人的时候，你首先要做的是，诚恳，这是最简单也是最直接的方式，赵亮如实说。“可能年龄的原因，对生命我更想俯瞰一些东西，更想揣思生活本身。所以我做纪录片是像交朋友一样谈恋爱一样相处。这样才能一块探讨问题和解决问题。”
赵亮小档案
赵亮，中国纪录片导演，主要作品有：《告别圆明园》(1995)、《纸飞机》(1997-2001，荣获第三届台湾国际纪录片双年展(TIDF)国际影带竞赛优等奖)、《城市场景》(2004，荣获2006年德国卡塞尔纪录和录象艺术节金钥匙奖和德国奥本豪森国际短片电影节评审团大奖)、《在江边》(2004-2005)等多部纪录片。他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活动影像艺术家和摄影艺术家。2007年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开幕后，出任活动影像工作室总监。《罪与罚》由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出品，于2007年9月在国内首映，作品《罪与罚》2007年在法国南特三大洲国际电影节上获最高奖“金气球奖”。 作品《上访》09年戛纳电影节特别展映单元，赵亮自1996年开始拍摄这部纪录片，其后坚持了12年，直到北京奥运会后完成拍摄。最新作品《在一起》，作为顾长卫导演《最爱》的姐妹篇，讲述艾滋病感染者的故事。
Q&A
影视圈：你对中国纪录片有些什么样的呼吁？
赵亮：我希望，我们的作品一旦用视听语言的方式去给别人看的时候，首先它是一个作品，其次是它的内容反映的事件。我可能更注重作品是第一性，你在画面上，在声音上，用你更优雅的视听语言去表达你的观点，那样做得好的话会更促进你观点的表达。因为当代中国是一个特殊时期，很多作品就是因为没有更丰富的摄影经验或者拍片经验，作品的第一性更体现在新闻价值上。
影视圈：你怎么看待公益纪录片和独立纪录片的区别？
赵亮：我认为公益片还是应该更具有普世价值的东西能对大众产生善的意义。具有指导或导向的作用。公益片还是要考虑到社会性的问题，独立影片可能更个人化，有时候甚至偏颇都无可厚非，但是公益这样的片子你要考虑到他的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这个是我以前做片子从来没有考虑过的，原来拍片子更多的是个人的自我表达。
影视圈：现在名利对你意味着什么？
赵亮：名利对我来说还是挺尴尬的一件事。那里面充斥了很多虚伪，很多让人不舒服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还好，那只是一种生活方式或者说是创作方式。
范立新 我绝对不是为了钱拍
武汉长大的范立新，现在能说一口流利的四川话。这得益于他这几年与他故事里的主人公朝夕相处的结果。《归途列车》的拍摄地点大部分在四川广安的乡村，那里风景如画，清澈的池塘、高耸直立的山、草木茂盛的树林。第一次去拍，大自然的美景让范立新流连忘返，起初的几个月，“像度假一样”。可是，随着时间久了，他发现，这个地方一点都不可爱，因为没有希望。“我就会嘲笑自己，先前的感觉只是一种很虚伪的文艺青年的优越感，用一个很天真的眼光来看待你面前的事物。而一名纪录片导演，在长久的生活观察里，最应该剔除的就是这种无意识的虚伪。”
一个纪录片导演的诞生
成为纪录片导演之前，范立新在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工作，他是一名摄影师。三年的工作时间里，他有将近一年半的时间呆在农村，向世界报道中国的民生。好多次，在回家的路途，他都有时光交错的恍惚之感。可能几个小时前，还在不太发达的偏远地区，辗转车程奔波，又回到了霓虹灯闪烁的城市。每次从机场高速开进三环，看到高楼林立、灯火通明的城市向他走来，他说，那是最心碎的时候。
“不久前才跟那样一群人坐在一起攀谈，然后很快我就回到了我的世界里，感觉他们好像跟我完全没有关系，但其实是在同一个国家。对于我来说这个距离是很短的，跨越这个距离也太容易了，不需要付任何的代价。但是留在那里的人，刚刚还跟他说过话的年轻人老人，也许需要一辈子的时间才能见到我见到的这番景象。”
从小生长在城市，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学业、事业一直都很顺利的范立欣，从这个时候开始就萌发了为中国这一大群人鼓与吹的想法。而从想法落于现实，是源于一次偶然的机会。
有一天晚上，独自留在办公室加班的范立欣，无意憋见办公桌上同事落下的一本会议记录的册子。不成想，当时随意的一翻竟改变了范立新从今以后的人生轨迹。那是一本当时全国纪录片大会的会议纪要，范立新起初只是匆匆翻阅，随着字里行间所传达的信息，他翻的速度也越来越慢，最后“私自”带了回家。
“里面有许多纪录片前辈的发言，尽管当时我还不知道他们都是纪录片领域里鼎鼎大名的人物，但他们讲的拍片的感受，怎么和拍片的角色建立信任，怎么用摄影机观察他们的生活，我特别着迷。尤其是那种信任，特别感人，那是你用钱买不来的，你必须花一分一秒的时间去换，只是一个很纯粹的人与人的交流，没有太多的杂质。还有一点别于一般采访与拍摄的地方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对着一个人或者一群人，什么都藏不住，一切都那么真实，这是非常吸引我的。”
通宵达旦，范立新利用一个晚上的时间将其读完，第二天一大早又偷偷完璧归赵。这一次，范立新终于确定了自己心中的大胆决定，他要去做一名纪录片导演。
“我觉得这就是我这辈子要做的事情，这个决定做完后，我很快乐。”现在再回想起当时的情景，范立新的目光仍然坚定，言语铿锵有力，充满激情。
之后，范立新开始井然有序的安排自己的工作与学习，有条不紊的开展每一项计划。做一名纪录片导演需要看什么书，需要学习怎样的技能，都成为他当时生活最重要的一部分。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DV运动刚刚兴起，个人获得影像生产权，范立新用半年的工资为自己买了一台DV，他的第一部作品，也由此诞生。历经一年，跟拍了一个河南农民工的生活。虽然这部没有任何投资，在现在看来可能还不够成熟的作品也没有被更多人看到，但它确确实实的为范立新之后操刀具有国际水平的纪录片打下了坚实有力的基础。以至于他的第二部同样反映农民工的作品《归途列车》，在全球获得大小奖项超过60个时，身旁人一点也不意外。
思考全球经济
范立新记得有一年的夏天，暑气熏蒸，酷热难耐，还在武汉上大学的他，有一次坐公共汽车，车厢里拥挤不堪，几无立锥之地。停站时，有四五个像是建筑工人的农民工，大包小包的步履沉重的挤上车，穿着还没有来得及脱换的散发着汗臭味的工作服，每一个人都汗流浃背。见此情景，车上的乘客有的慌忙挪到别处更为有限的空间，有的缩缩身子，害怕与其“亲近”。但无论哪一种形态，那些眼神里，分明写着鄙夷。这一个场景，范立新一直都印象深刻。“我心里觉得很刺痛，这是一个公然的侮辱，那个事情带给我的刺激很大。”
后来拍《归途列车》，三年多的时间里，范立新的脑海里常常浮现这样一幅画面，还有那些辛苦又无助的脸孔。特别是在拍摄的过程中，每每遭遇困境的时候，他都会借此告诉自己，要坚持。“因为如果放弃了，其实就是放弃了1.3亿人，这渐渐变成一种信念在支撑着自己。”
怀着一腔热情，范立新将自己都放在了作品上，那三年多的时间里，他坦言自己过得又穷又苦，拍片的收入，也许只是一个餐馆服务员的水平。“说起这个问题是很惭愧的，那几年基本上都是家里支持我，我等于是个啃老族。所以是需要很大的毅力，这个毅力对于我来说其实也不难，至少我做的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绝对不是为了钱拍，要是为了钱就是傻到家了。”范立新有些勉强的笑笑。
当初，在朋友的慷慨解囊之下，范立新完成了样本的拍摄，然后拿到全世界各地的纪录片电影节做提案，最后总共一百万美元的投资里，汇集了包括加拿大电影局、美国圣丹斯电影基金、荷兰阿姆斯特丹纪录片电影基金 、加拿大艺术基金会、加拿大Can-West电影基金和魁北克艺术基金的支持。“可以说，这是一个真正的中国发起，全球参与制作的纪录的的典范。”
《归途列车》在美国大小近100个城市影院上映，票房逾40万美元，观众约4万人次；在加拿大约20多个城市上映，票房近11万美元，观众近万人次。“有些人说我，拿着外国投资人的钱去拍中国的阴暗面给他们看，我不这么觉得。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展示中国的窗口，会让大家看到真实的中国是什么样。我们光靠新闻靠外宣是不行的，这个世界是不会听你宣传的，而且永远都是效果不佳的。我们要用他们能接受的方式，用很巧的办法展示我们自己。”范立新严肃认真道。
很多国外观众在看完影片后，会回家找找自己的衣服里，有没有“中国制造”。范立新说，这其实是一个正面的表现，让大家开始反思自己的消费主义倾向，批判全球化和资本主义。“在今天全球一体化的经济当中，到底对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工人产生了什么样致命的影响。他们几十年如一日那么辛苦的像奴隶一样的工作对他们的危害有多大。”
“父母在，不远游”。千百年来中国人信奉的文化理念。快速发展的社会正在影响着这一切。为了改善物质生活条件，人们的价值观也悄悄发生着改变。范立新希望他的镜头能够影响人们去思考这个更深层次的问题。
范立新小档案
范立新，第一部正是的纪录片作品《归途列车》就让他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无数奖项，在各大洲都有主流电影节重要奖项的斩获。至今，《归途列车》在全球获大小奖项约有60多个。《归途列车》荣获美国导演工会最佳纪录片提名奖，这是华人导演第一次在美国导演工会的纪录片奖上有所突破。在澳大利亚，《归途列车》获得了亚太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大奖。在加拿大，《归途列车》荣获多伦多电影节年度十佳影片大奖，在欧洲，《归途列车》荣获了全世界最重要的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并一举夺得全球纪录片最高奖项-伊文思奖。
Q&A
影视圈：你喜欢被人定义成纪录片导演吗？
范立新：我觉得很骄傲。纪录片是我去发现这个世界，是我帮助我的观众去提问的手段。可能大家都太忙，生活里有很多事情会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如果我能够用我的电影帮大家停下来思考一些问题，帮大家看到自己的内心和看到周围的世界，我觉得很满足了。
影视圈：每个导演都希望自己的影片被更多人看到，可是中国现在的纪录片缺乏这样有 效的途径，你怎么看？
范立新：这确实是个很尴尬的现象。很显然跟电影的审查制度有关，跟电影的发行制度也有关。在欧洲、美国，纪录片有很固定的观影群，还有艺术院线，这样就不会那么惨烈的去跟《阿凡达》竞争。然后独立纪录片没有能够享受到太多的政府支持和帮助，而国外发达国家的情形却截然相反，政府会有很多的艺术基金支持艺术片。最后就是很多导演不推崇这种讲故事的模式，所以导致片子比较难被普通观众接受，减少了纪录片电影的市场。
影视圈：你现在着手做的工作是什么？
范立新：我希望花十年的时间去拍三部农民工的作品。现在计划是拍一部关于农民工第二代的纪录片，他们也是很大群体，这帮80后90后他们很小就出来工作，他们不觉得自己是农村人，他们在城市生活几年，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形成在城市，但是政策并没有给他们城里人的身份。如果未来还会发生金融危机和失业的状况，他们肯定是第一批被挤出去的群体，这个是很可怕的，也是需要我们思考的。
杜海滨 我看的世界非常细致
日本电影大师黑泽明曾说，要想建造好的房屋，必须先种柏树、杉树。如果东捡半截木棍，西拾几片木头，只能凑合成个脏土箱。凡是想用人的，必须先培养人。这几年，杜海滨有意识将自己的作品选在高校放映。他说，中国纪录片市场需要新鲜血液。如果有机会，我们尽可能去培养一些潜在的观众群，因为大学生是愿意去思考，愿意去投入的人群。杜海滨在这个行业呆了十年，他深知目前最急缺的是什么。
每一次都是心路旅行
在北京电影学院图片摄影系读书的时候，杜海滨常常坐的一辆公共汽车，时间比较长，从城市的一端开往另外一端，路途要经过许多风景，那时候，他身上总是挂着相机，每次都不忘记按下快门。有一天，他突发奇想，为什么不讲讲售票员的故事？虽然他们每天从事着相同的工作，可是从每一声吆喝每一句问候里仍能听出许多的不同。就这样，在此后每一次坐车，他都会主动的和他们攀谈，慢慢的，就有了故事……
借助传统的影像模式无法满足当时杜海滨讲故事的诉求，随着DV盛行，就这样，杜海滨成功将自己带入了纪录片领域，那种能将现实的听觉与视觉都同时保存下来的方式。
杜海滨六次参加高考，到他上大学的时候，已经24岁，他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社会经验以及人际关系。课余接一些广告片的拍摄，九八年的时候，他一天可以挣八千块钱，所以优越感自然而生，他从不担心毕业以后的生活问题。由此，他有更多的资本来完成他的纪录片拍摄。
最初，他把镜头对准在陕西的宝鸡老家，拍摄那里形形的人。1999年，45分钟的纪录片处女作《窦豆》问世，贾樟柯将其带到日本参加一个纪录片电影节。而杜海滨拿奖是在2001年，以宝鸡火车站的一群流浪乞讨少年为主角的《铁路沿线》，为他夺得中国独立影像奖以及日本山形电影节新浪潮单元的特别奖。此后，他的镜头又聚焦高楼大厦的物业人员、成都夜总会表演的“伪娘”，还曾拍过东北采石场的工人等等，题材多样。前年，他拍摄的表现四川汶川地震的《1428》获得威尼斯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成为名副其实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纪录片导演。
“如果你有这个愿望和这个能力，你会从别人的生活当中发现一些乐趣，包括一些跟你不一样的，或者令你振动的，令你意外的。”当在铁路沿线拍摄流浪孩子的时候，杜海滨从他们身上发现了生活原本的意义，看到他们在霞光满天的铁路边支起几口锅煮面条时，会明白一日三餐的真正含义，那种最简单的快乐让你惭愧自己对生活的最基本了解。
与不同人群的接触，杜海滨也收获不浅。“是一个民间的气质，这些人他们为人处事的方法，他们的一些世界观多多少少都影响到了我。每一次拍摄结束之后，我都能发现自己的获得，从而更宽容。”
比如拍《石山》的时候，他跟一群东北爷们吃住在一起，无形当中也沾染了他们的些许豪气。“喝酒绝不多说，举起来就干。但是当他们真的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没有社会中的尔虞我诈，实际是个很简单的几个人的小社会。他们天天冒着生命危险去上山，把石头一锤一锤打裂打开，那种情况下如果想害一个人是很容易的。它也是一个极端环境，白天抡一天锤子，晚上喝点酒，八九点钟就睡了。”
“所以说每一次都是心路旅行。”拍《人面桃花》，杜海滨要面对的是与《石山》里阳刚之气完全不同的一种阴柔之气，一群反串演出的演员。完全不同的一个独立世界，复杂，多变，而且牵扯到许多隐私。拍摄者与拍摄对象之间以契约的形式开始，所有的行为都需要记录下来，要求绝对的信任，不要隐私做噱头，也没有猎奇，杜海滨许诺过他们，影片只在影展或者能够控制的环境里放映。在遵守着自己的诺言时，杜海滨得到了他们前所未有的信任。
出发点是道德和良知
曾经有一次，杜海滨与一位美国的独立纪录片导演交流，谈到各自的处境，杜海滨心有感慨：独立纪录片的制作在全世界都不是那么容易，但他比自己更为幸运的是，他在全民鼓励的氛围下成长，他所做的被这个社会视为高尚的职业，而国内纪录片导演的状况却差距甚远。那位美国导演向杜海滨举了一个例子，他们开车环美旅行，途中遇到许多人，每每被问及从事什么职业，当如实告知对方时，无一例外收到的总是夸赞。“就连女孩子看他们的眼光都不一样，是那种特别崇敬、敬仰的目光。我们国家就不一样，别人会觉得你们是不是在偷东西？”
有一年一个国际纪录片导演来中国取素材，杜海滨全程陪同。他们在一个建筑工地停下，正打算打开机器透过镜头看看有无拍摄目标时，对方气势汹汹的上前阻止，凶恶盘问。“黑社会一样冲了出来，好像来曝他们的光一样。”杜海滨与对方据理力争，就在这个时，某个角落里，那位导演悄悄打开了摄像机，“的确很写实。”
其实这样的情况，在杜海滨拍摄的经历中，屡见不鲜。防范之心人皆有之，但作为从业人员，杜海滨说，一定要有自己的专业素养和职业操守，这也是他面对各种各样不同人群时一直坚守的一个原则。 “我们是做艺术创作，无论关注哪个层面的人，出发点是道德和良知。只要我们有这样的用心，我们再去创作的时候，就有了艺术的底线。也有人问我，老拍纪录片，是不是有什么独特的功能和技巧，其实没有，唯一的就是做人。”
“做纪录片一个比较好的地方是没有什么诱惑，因为从一开始它就不会给你带来太多利益，人心也就不会那么浮躁。”对于杜海滨而言，他只是把一个爱好贯穿始终，“虽然苦一点，但是做的是自己喜欢的事情。这听起来有点安慰人，但是的确是这么回事，没有人逼我。”
杜海滨现在着手拍摄的作品，是关于90后的一个纪录片。 在山西平遥的时候，他碰到一群年轻人，扛着一面红旗，举着一展横幅，打算走遍全国，以此来表达他们的爱国主义热情，当时正值国庆大阅兵。“这个事还挺刺激我的。我觉得不正常，无论是80后还是90后，我们很少看到这种发自个人的爱国行为，他们有特别强烈的个性，他们愿意用这样张扬的方式来表达，我想知道他们背后的原因。”
这一次，也给杜海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个毕竟不是我们传统片子里的东西。我想每一个纪录片导演都有一种愿望，我不只是简单的运用别人之前的经验，我们都希望从自己的作品中总结经验，也为纪录片这件事或者这个本体做一点点贡献。”
杜海滨小档案
人物介绍：杜海滨，1972年生，中国独立影像代表人物，2000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图片摄影系，1999至今拍摄《窦豆》《高楼下面》《人面桃花》《电影童年》《石山》《铁路沿线》、《伞》和《1428》等，其中，2001年，纪录片《铁路沿线》获中国首届独立映像展最佳纪录片和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特别奖。2007年，纪录片《伞》入选2007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地平线竞赛单元、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单元”、法国国际真实电影节获评委会特别奖等。 2009年，纪录片《1428》获第66届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竞赛单元”最佳纪录片奖。
Q&A
影视圈：现在中国的独立制片人没有达到或者形成一种气侯，你对此怎么看？
杜海滨：看到一个新闻说，投了很多钱在纪录片市场但是没有回报。我到现在没有拿过体制里的一分钱做纪录片，但是我们做很多纪录片，还有很多跟我一样的导演都是这样。我们这些民间的纪录片导演或者是制片人，和体制内的一起共同构建中国纪录片的格局。世界认识中国纪录片不会去划分体制内和民间，但我们看到的效果是，他们拿了相对多的或者绝对的国家资金，可是他们没有创造在国际上更多的影响。恰恰是我们，反而创造了中国纪录片在国际上的影响或者是一个进步。
影视圈：你的资金主要来自哪里？
杜海滨：基金会，民间的资本，电影节的资助。这个取得的过程不是那么容易，对我来说现在会好一点点，因为你有了一点名。但你要放在全球的格局上，这个钱不只是针对中国的，还有大量的欠发达地区或国家，西方国家或者发达国家，用这些钱来资助我们，也是杯水车薪，竞争的人很多。
影视圈：你怎么看你现在的状态？
杜海滨：我失去了很多，也得到了很多，所以我也不抱怨。我对这个世界的认识观察，我是花了很多时间，可以说，我对眼前的世界，被我摄影机记录下来的世界看得非常细致，这个我想对我以后做剧情片会有一定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