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个人自救到文化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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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江健三郎从创作初期，就把个人、民族和人类命运联系在一起，在试图借助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解决日本的社会比文化问题无果之后，意识到化解矛盾的关键在于人自身，于是他极力在创作中探索实现人类自救的可能，并在此基础上，直击人的灵魂深处，意图通过灵魂的自我拯救实现文化的救赎，最终实现人类的和平及世界的和谐。

关键词： 大江健三郎 和谐思想 个人自救 文化救赎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作为一个学生作家，大江健三郎就开始思考如何在创作中，把个人、民族和人类命运联系在一起，并借助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思考并探究人的存在之本质。随着对人的生存状况探索的深入，大江发现，萨特的存在主义只是给处于荒诞困境中的人们打开了一扇希望之门，给予了人们精神上的慰藉，但不能真正切实地解决日本的社会及文化问题；同时他也看到，任何外在的东西都不可能成为解决问题的根本，化解矛盾的关键还在于人自身。因此，大江在抗拒着极力表现荒诞情绪的欲望，奋力升华到超越荒诞的生存困境的层面，他执著地探索着实现人类自救的可能，这也是他所理解的人生存的本质意义，那就是要克服人生的各种障碍，直面现实人生，战胜痛苦和厄运。受米兰・昆德拉小说精神的影响，大江的作品中充溢着一种具有希望和积极姿态的“战斗的人道主义”。作为作家的这种哲学思想的体现，文本中的很多人物在经过“炼狱”的煎熬之后，最终都获得了新生。他们获得新生的途径便是“个人自救”。

一

其实，大江创作初期的“自救”意识表现得并不明显。或者准确地说，没有清醒意识到和认真思考过。他在1966年的《对于作家本人，文学是什么》一文中说得明白：“很显然，我在写这篇文章时，所谓的‘个人自救’的小说或文学的功能性的命题已在我的文学中初见端倪，只是我处于某种不明朗的期望中试图抵触它，而现在我感到它更强烈、更贴近。”[1]那么，大江的“自救”意识到底在何处初见端倪的呢？可以说，《人羊》是这种意识的发端。但在《人羊》中，真正意义上的“自救”意识还没有形成，而是通过对“教员”这一形象的塑造对“他救”表现出质疑发出对“自救”的朦胧呼唤。既然“他救”并未能使人摆脱困境，既然靠不了他人，那么最终就只能靠自己。

在《我们的时代》、《性的人》等作品中，大江以“性”为小说的主要方法，暴露出生活在战后的日本青年的精神现象，试图表现出在自虐中的人性救赎。尽管这种方法一度受到质疑和指责，但大江的“自救”意识通过这种方法出现在读者面前。

《性的人》中主人公J是一位同性恋者，他的前妻为此服药自杀而亡，他却没有阻止。前妻的死成了J内心永远无法卸去的十字架。于是，他在一次次的的性冒险中渴望受到惩罚。准确地说，J的的流氓行径来自于他的自我惩虐的动机。他者的惩罚是因为J的流氓般的性冒险，而对于J来说，则是一种缓解痛苦的方法，是一次赎罪的行为。“J沉浸在无比幸福和恐惧交替荡漾不断高涨的波浪里，几只胳膊紧紧地抓住了J。J吓得流下眼泪。他觉得这泪水是对前妻那晚涟涟泪水的赎罪”[2]。J的罪恶和人性在外界的惩罚中得到了宽恕和赎救。也就是说，这是J通过自虐的方式拯救了自己。

然而，通过自虐的方式进行“自救”并不是大江“自救”意识的全部内涵。随着脑残疾儿子的降生，随着大江的广岛之行，大江赋予了“自救”意识更丰富的内涵，也找到了比“性”更适合表现社会、探索人生的方法。这在《个人的体验》中有着非常明显的体现。

小说中的鸟，为了摆脱家务缠身和残疾婴儿表现了他的困惑，最后鸟经过自省和斗争，终于对生命存在有了真正的体验，以乐观的姿态直面现实存在困境，并做出了积极的选择：正视怪物婴儿，承担责任。他救下了畸形儿，同时使自己获得了新生，走出了困境。

鸟的再生之路完全不同于“J”等，他是靠艰难的心灵炼狱和顽强的意志最终战胜了自我，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重新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行动目标，确立了理想。作者正是通过塑造鸟这一“模特儿”，给那些因在平凡琐碎的日常生活里找不到自己的理想而陷入孤独绝望之中的日本现代青年，开出一剂“依靠自我完善拯救自我灵魂、治愈心灵创伤”的良药。

在这部作品中，大江从个人生活的体验出发，在同残疾儿生活的体验与思考中，提出了“共生”的意念，正如前文所述：“一个头部存在医学上问题的婴儿出生在了我的家庭里，我感到非常苦恼，不知该如何调整自己，与那个孩子共同生活下去。首先，我不懈地进行医学上的努力救治那个孩子，接着在心理上也坚定了共同生活的意志，在实际行动上朝着那个方面开始前进。”“我决心把和残疾儿光共命运的生活作为主题，鼓励他勇敢地与命运抗争，成为一个自强自立的人。”

此后的《广岛札记》秉承了这种思想，表现出了强烈的“自救”精神。大江认为，广岛是他思想“最基本、最坚硬的锉刀”，核武器是导致“人类悲惨的一幕”的祸源，是“残暴的罪恶之神和最为现代化的瘟疫”。原子弹爆炸的瞬间放射线损害细胞和遗传因子，从根本上使人变成“非人”，这正是“最黑暗、最可怕的世界末日的景象”。大江呼唤人类能像鸟一样恢复良知、爱心，重建人性，互相理解和合作，人与人之间共生下去，实现人类的自救。

《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以四国森林中的山村为背景，讲述了根所兄弟俩通过与不幸的命运抗争实现人的再生的主题。小说的主人公密三郎曾是大学讲师，现与人合作搞翻译。在现代生活的重压下，他迷惑、孤独、焦虑，陷入了精神危机之中，浑浑噩噩，苟且偷生。随着残疾儿的出生、友人怪异地自缢、妻子菜采子因生下残疾儿而陷入惊恐之中并沾上酒瘾，引发了密三郎对自身恶劣的生存际遇的痛苦思考。他想借助威士忌和沉睡回避这使人沉沦迷离的生存状态，也想“摸索噩梦残破的意识”，“寻找一种热切的期待的感觉”，但期望对这生存有所改变的无助和徒劳枉然的结果，使他更深刻地感到了现实的困境。为了摆脱这种困境，他怀着对开始新生活的向往，与妻子、弟弟回到了四国森林山村――他心中的理想国。然而，在这里他只能眼睁睁地面对村民的尴尬处境：超级市场“天皇”经济意识带给“森林峡谷村庄”的冲击，以及在这种冲击下“理想国”和村民的纯朴民性所发生的异化。当密三郎得知鹰四对自己的欺骗之后，发现自己目前的生活状况与来森林前的状况一样，依然没有得到改善，“理想国”破灭了，他再次陷入了孤独焦虑的泥淖。鹰四的死触动了密三郎，让他看清了鹰四承受着内心的极度痛苦却还要奋力抗争的“生”的意义，以及相比之下自己的懦弱，明白了一个道理：人生存的本质意义就是要克服人生的各种障碍，直面现实人生，战胜痛苦和厄运。于是，他决定抚养残疾儿子，等待并接纳鹰四的婴儿，参加新的工作，开始新的生活。

鹰四为了摆脱精神危机不断进行诡秘奋争，但由于不敢面对现实，最终无法走出心灵地狱。密三郎却是在从一个泥坑逃到另一个泥坑的过程中，在鹰四沉沦的身影上看到了奋争的积极的生命价值，也看到了他逃避现实的灾难，理解了直面现实的意义，最终化解了精神危机，走向了新的生活。

二

然而，自救只是个人超越荒诞，走出困境获得新生的方式，并不能成为解决社会问题、实现人类和谐、宇宙大同的良方。因此，一直致力于“对人类最根本问题――对追求和平、和谐世界的关心与执著”[3]的大江健三郎并未停留于此，而是在更高层面上进行更深入的探求。在深入探讨人的存在问题的同时，大江在70年代创作的长篇小说《洪水涌上我的灵魂》中，也开始触及了人的灵魂问题，尤其是在80年代创作的系列短篇《新人呵，醒来吧！被禁锢的灵魂》中，大江通过两个自称叫宇波君和稻田君的青年恶意拐走智障儿义幺又将其丢弃的故事，不仅看到这类对于“醒来吧”之呼唤无动于衷的“被禁锢的灵魂”，其共生与再生的艰难性，而且由此反观一直与之“共生”的“那弱智的长子――他心里黑暗宇宙般辽远空阔的、我所无法知道的东西”，[4]“在这过程中，我发现，我心里有比光更阴暗更复杂的悲哀与苦痛”。[5]他开始注意到“自己内心里被神秘主义因素所吸引的部分”。[6]80年代末，大江索性以灵魂问题为主旨，投入了《燃烧的绿树》三部曲的创作。这是一部与其以往的小说创作有着明显不同的长篇巨著，其中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它所关注的焦点，已经从人的存在转向了灵魂的拯救问题，所以大江称之为“最后的小说”。[7]

至此，大江的“自救”意识转变为了一种“文化救赎”，亦即对灵魂问题的突出关注，表现出了对人的生存本质价值的终极关怀。所以，大江健三郎的文化救赎并非与个人自救毫无关心，而是对个人自救的进一步升华，“大江健三郎文化救赎思想的精髓，就是强调人的灵魂的自我拯救。”“不只是表现为一种负责任的生存方式的选择，而是更强调了人必须能够直面自己灵魂，包括正视自己心灵深处那阴暗的部分，从而能够重新构筑自己的灵魂。”[8]在此后的《空翻》中，作者最终给人们展示了克服现实世界危机的途径，那就是通过人的自我拯救，进而拯救人类。宣布复出的师傅已与十年之前大不相同，他在经历了痛苦的精神地狱之后，已经能够像哲人似地开始直面自己的灵魂问题。最终，他在“夏季的集会”上毅然投身于熊熊大火，以“凤凰涅”的方式，完成了精神上的“自我拯救”。如果说《空翻》只是在宏观上展示了自我拯救的思想轮廓的话，那么在此后的两部系列长篇《被偷换的孩子》和《忧容童子》中，大江健三郎则给我们形象而生动地阐明了基于人的灵魂的自我拯救的文化救赎的深刻内涵。《被偷换的孩子》凸显灵魂问题的普遍性和严重性，特别强调对于灵魂问题的自觉的“危机”意识。因为在作者看来，这种自觉的“危机”意识正是实现灵魂的“自我拯救”的根本。古义人正是从吾良的悲剧中，逐渐生出对于自己灵魂问题的自觉的“危机”意识，从而通过自省式的梳理，找到灵魂问题之所在，以便实施有效的“自我拯救”。《忧容童子》则讲述了古义人回到故乡“重新阅读”自我的经过，形象地描述了他如何从自觉的“危机”意识出发，有效地实现“自我拯救”的具体步骤。所有的行动最终都指向一个目的，那就是直视自己的灵魂，发现问题并力求解决，唯有如此，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我拯救。这就是大江健三郎文化救赎的根本所在，是他追求人类和平、构建和谐世界的方法和途径，也是他和谐理想的终极诉求。而且，大江不仅是停留在抽象的探索上，还把这种思想与日本的现实联系起来。大江健三郎曾这样评价自己的文学：“我的基本姿态就是不断批评自己周围的现状，把日本人的错误，当成自己的错误来接受。”[9]由此可见，大江健三郎的创作宗旨就是从自身出发，思考人类社会问题，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大江在《忧容童子》等几部后期作品中，正是通过对于自己的“重新阅读”，达到对于日本现代文化的“重新阅读”，从而为深陷于危机之中的日本文化实现“自我拯救”提供一个新的思路。他把古义人和吾良与战后的日本相提并论，并指出，日本民族只有通过“回归”并正视二战的历史，以史为鉴，才有可能实现“自我拯救”，从而真正化解当下的文化危机。

三

从《个人的体验》到“最后的小说”挂笔作《燃烧的绿树》，大江一直紧紧围绕残疾人这一题材，通过“个人的体验”和“描绘现代人的苦恼和困惑”，从而达到拯世自救，或者警世醒世的目的。这种自我救赎，使得作品中的人物最终走出困境，超越了荒诞，走上了自由之路。再经由《空翻》、《被偷换的孩子》、《忧容童子》等后期作品，直击人的内在灵魂，借助个体灵魂的“自我拯救”，完成最终的文化救赎。通过创作，大江给现实中的人们展示了一条化解危机、走向光明和理想的途径。同时，这也是大江孜孜以求、不断探索的实现整个人类社会、整个宇宙和谐意蕴深远的道路。可以说，大江的文化救赎思想对于当今全球化背景下都面临着严重文化危机的个人、民族和人类实现“自我拯救”，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大江因萨特而从事文学创作。纵观其创作，不难发现，大江最初的创作表现出对萨特存在主义的接受和模仿，主要描写人在闭塞状态下的荒诞生活，表现出一种深深的徒劳感。走出校园接触社会后，他的创作以性为切入点，探索现代人，特别是现代青年的生存状况，反映现代文明的危机，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也表现出大江对萨特存在主义的积极消化。随着残疾儿子的诞生及对广岛的访问，大江对萨特存在主义进行了新的理解和诠释，将存在主义理念融入对日本文化和现实生活的全新体验中，对萨特存在主义的核心――自由选择和介入说，以及萨特的人道主义思想都进行了超越。大江的自由选择相对于萨特是一种积极主动的选择，因而往往能够超越人所面对的极限境遇；由日本传统的想象力及象征性相结合而形成的神秘主义的介入方式则从更加宏观的视角审视世界、介入现实，表现了大江对人类命运的独特思考；大江对人类命运的密切关注，追求人类生存状况的改善、世界的长久和平和人类生活的完美和谐等都显示出其人道主义思想的崇高和伟大。这一过程也显现出大江的和谐思想由产生、发展到完善、升华的运动轨迹：从最初的力图克服闭塞、压抑的生存环境给自身带来的不适应感，实现与社会环境的和谐，到以残疾儿的视角观察社会、人生进而探寻人与人的平等、和睦相处之道，继而由个体的自救使其人性恢复、人格完善发展为对整个人类社会乃至整个宇宙的长久和平的展望。在想象中，构建出一个理想之所，最终通过以人的灵魂的自我拯救为精髓的文化救赎，使其最高的和谐理想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

[1]大江健三郎.对于作家本人，文学是什么[J].外国文学评论，1995（1）.

[2]大江健三郎.性的人[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5：84.

[3]孟庆枢.二十世纪日本文学批评[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9：345.

[4][5][6][9][日]大江健三郎.大江健三郎自选随笔集[M].王新新等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39，94，312，78.

[7]大江健三郎.小说的方法[M].王成，王志庚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236.

[8]胡志明.无神时代的自我拯救―――论大江健三郎后期作品的文化救赎思想[J].国外文学，2005（2）.

基金项目：本论文为2011年度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科研立项项目“大江文学之和谐理路研究”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编号：201106LX5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