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个人主义”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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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简单叙述了中西方文化的发展历程，接着着重从三个中西方文化方面的特点打开对东西方管理思想的比较，分析了中国和西方文化中的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家族本位与个人本位，以及贵和尚中与理性精神。归结出一些问题，目的在于突出东方管理思想的现实价值和存在意义。

关键字：文化，中西方管理思想，价值观

“个人主义”这个词有不同的定义：“个人主义”在中国人的印象里，是个体行为背离了组织的约束制度，通俗来讲就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表现。在西方，“个人主义”所要表达的，是在尊重个人能力的基础上，给予其充分发挥的空间，而这种空间也是在组织约束条件下。这一点在上课时提到，当时我就一直在想这样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中国的“个人主义”表现为自由散漫，私利当头；在西方个人能力与组织能力相结合却给世界带来了三次飞跃性的产业革命。第二个是，如果假设中国人为私利的人，或者说经济学中的理性人，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个人主义”就会立刻了我的假设。为什么呢？首先从社会环境来看，随着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化，工作的可替代性越来越小，社会上人与人的依赖程度是相当大的，其次人在社会中不可能有脱离组织而继续生存的可能性，现代版的鲁宾逊漂流不太可能出现，在这种情况下个体面临的选择简单来看就只有合作和不合作。用博弈论中的双边重复博弈来理解（这里假设信息是对称的），最终理性还是会选择合作。这样一来，我们的私利和西方经济学中的理性直接产生了冲突，这样就不难理解国有大中型企业中的一些弊端，如人浮于事、管理层腐败、部门之间的内耗等等。大的方面也能对例如为何利率的一再下降始终没能最终拉动消费，以及中国几年来的高增长及通货紧缩并存等这些奇怪现象有一定解释力。这个问题不仅仅是经济学的问题，相对于管理这个领域也是一样的，因为经济学和管理学上的差别在于，前者是个体的抽象化，同质化（Homogenous），而后者是样本的个体化，差异化。

既然不能从经济学方面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那就自然引出了下一个的话题。随着企业规模经营和跨国界的趋势，管理者们是不是会找寻隐藏在经济现象背后的因素，答案是肯定的。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中西方的价值观不同，而价值观是有几千年来华夏文化所沉淀累积而成的。反过来这样的价值观又对企业文化产生影响，间接形成了企业的组织资本。

文化，英语为culture，德语是Kultur，均源于拉丁文colere一词。其意为耕作、居住、练习、留心、敬神等，后逐渐引伸出与物质意义相对的精神意义 。梁漱溟老先生是这样评述文化一词的：“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文化的本意应在政治、经济，乃至一切无所不包” 。梁老给文化下了一个很宽泛的定义，这对于中西方的文化含义都是适用的，中国和西方的文化的差别不在其定义，而在其外延表现形式，发展过程。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流，但要追根溯源可至原始社会中的文化，以当时的自然、动物、图腾、祖先、巫术等为主流，发展到后来的奴隶社会，历经夏、商、周、春秋、战国才形成了中国文化的雏形。到百家争鸣时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顶峰，再到儒家文化的一枝独秀，这可以大概看出了中国文化的一个发展脉络。西方文化以希腊文化，爱琴文化，荷马文化和奴隶城邦文化为根基，到中世纪欧洲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达到顶峰。

关于中国文化的特征，与西方文化又主要区别的一般可以归为三条：第一，天人合一，顺天应物；第二，家族伦理本位；第三，贵和尚中。西方分别是：第一，天人相分与征服自然；第二，个人本位；第三，理性精神。 至于为何会有这样的区别，本文就不加论证，后面的内容直接将其作为条件来应用。下面我就试着从这三点来简单分析比较中西方管理。

第一， 天人合一和天人相分

传统文化意义上的天人合一或天人相分的主体分别指带有人格化的精神产物和人本身，或者按照中国道家理论的理解可以解释为自然与人的关系。我认为在管理理论中不能直接套用前者的解释，因此借用后者的概念，把“自然”这一概念延拓 一下，扩展为企业的外部环境，内部制度，文化，远景。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相当积极的一面可以促使个人与“自然”的结合，这已经为世界所公认，《第五项修炼》中文版序中这样写道：你们（指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仍然保留了那些以生命一体的观点来了解的、万事万物运行的法则，以及对于奥妙的宇宙万有本源所体悟出极高明、精微而深广的古老智慧结晶。 另一方面也有阻碍的内因存在，例如在儒家和墨家思想以治人为主，其中有很明晰的等级制度、家族观念，由此产生关系重于能力、面子大于利益，产权难以理顺等一系列问题，最终没有能将积极因素充分发挥。举个例子来说，前些天在复旦大学所举办的“中国经济学年会”闭幕式上亚洲发展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孙敏先生着重谈到了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问题，以“孙大午事件”为例，一方面可以看到社会金融体系不够完善，另一方面存在民营企业家的创造力反倒会使企业发展产生瓶颈，而此时一味通过外部力量来消化会丧失企业的原动力，或铤而走险触犯法律。其实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很自然的选择股权改革，分股融资的道路在国外是普通不过的，在国内的大部分民营企业却难以推行，以至于国内的中小企业的生存周期很短，短期行为相当严重，归根到底是家族式、家长式的管理观念已经根深蒂固了。可以看出，中方管理思想中一些成分更多是告诉人们如何去适应“自然”，当条件恶化的时候，办法却会显得捉襟见肘。

谈到西方管理思想中的天人相分，记得曾经在教育频道《世纪讲坛》栏目听过武汉大学的一名哲学教授描述过，大致是这样一个意思，西方文明史是人的动物性和神性不断撕扯进而发展的过程。按照弗洛伊德的心理学解释理论来看，动物性可以解释为“本我”（ID ），而神性可以解释为在“超我”（superego）之上的另一种精神产物。文艺复兴初期一些作品，如但丁的《神曲》、哥白尼的地心学说，以及文艺复兴后期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像、《创世纪》、《末日裁判》等无不浓浓抹上了“人”的感彩，直至德国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托马斯(Thomas Münzer)的宗教改革 。自此以后，西方文明就越来越注重人对上述自然的驾驭力上，社会进入大工业时期后直至现在的所谓第三次工业革命，管理理论是越来越突出了人的地位，进而产生出人力资本理论、组织资本理论，强调经济增长中人的因素。客观的“自然”不是用来适应的，而是人可以认识、利用，征服的。在这一点上，东西方就产生了差异，也是中国文化千年来未有进步的一个原因。

第二， 家族本位和个人本位

中国社会的家族本位，以及西方社会的个人本位在梁漱溟先生的《中国文化要义》中有很精彩的论述。这也是传统儒家思想中“仁”“孝”所最注重的方面，家族的职能有类似宗教、国家制度的方面存在，其影响自然也波及中国的管理思想。中国的家族本位在民营企业的成长初期给与很大的帮助，这样的企业形式所有权经营权高度同一，管理来的更加容易控制，家族成员往往是企业员工，因此作为利益共同体，有更强的“向心力” 。但是企业规模一旦扩大，这样的管理模式就会不适应：其一，反应在集权式的管理不适应市场经济；其二，任人唯亲的现象在所难免；其三，企业的规章制度和文化立刻成为了最薄弱的环节。此时凝聚力就会土崩瓦解。每年中国都有100多万家企业倒闭，其中绝大多数时民营企业。可以注意到这里一直没有谈及国有企业，因为中国的国有企业行为奇特，研究超出本文的范畴，因此将其排除在外。有人提出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是一种“以人为本”，对于这一点那要看“人”是怎么定义的，如果“人”是指普通的劳动者，那我就觉得中国从来没有“以人为本”过，我们从来就是一个官本的社会，而非民本。社会如此，企业也是如此。

在西方，其个人本位思想直接推动了管理思想的发展，虽然早年泰勒提出的科学管理确实为大工业时期提供了丰富的产品，但是西方的民主自由不可能让人永远像机器一样工作下去，因此发展出了行为科学管理，系统权变管理。当今人们提“以人为本”似乎过多过滥了，尤其在中国没有进行实证性研究的情况下盲目的提出这样的口号，实在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这个暂且不提，那么当西方的那些跨国公司在中国安营扎寨的时候，必然也会遇到一些难以用管理科学解释的现象，也就是说西方的东西并不能作为万能公式来套，这时就不得不去挖掘民族中最根源性的东西。

第三， 中国的贵和尚中和西方的理性精神

其实这两样是没有直接可比性的，我也没有深入太多。在中国贵和尚中也是儒家文化的重要方面，其同化他族文化能力非同一般。在谈判桌上我们点头并不代表我们同意，而是中庸，大家以和为贵。例如在管理企业时团体成员遵循了这条原则，不敢提出自己的见解，使得最后的结果趋同于最差的选择，这是合理还是不合理的呢？为什么在许多团体中，每个成员的智商都在一百二十以上，而整体智商却只有六十二？ 我常常在课堂上不太敢反驳老师的观点，可能也是出于这个原因。但贵和尚中并不完全是一个弊端，它有更强的包容性，至少顾及了面子问题，而这点在我们这里是很受用的。

谈谈西方的理性精神，我原先就是读理工科出身，从我的感觉来看，西方的个人本位为理性思想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土壤，人对于自然的征服必然要依赖于对现象的解释，对工具的发展，这里不单单是实体工具，更多的是指思维工具。从而在数学、物理、化学等有突飞猛进的成绩，当然在人文领域如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也出现了很多学派，发展出了多种理论来解释自然这个客体，这些为后来的管理学发展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不过对于理性精神即合理的我却不敢苟同，西方经济学中有一个解释博弈论的例子叫“囚徒的困境”，他们从自身最优的角度出发分别做出了坦白的决定，博弈的结果却不是最优。

中西方的各种文化交流其实始于贸易，接着是宗教的交融，到清末的洋务运动和康有为的“”逐渐引入了西方的社会制度、经济体制和科学技术，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更多针中国对传统文化的弊端所提出的，梁启超先生曾说过：“学习西方文化可归结为三个时期。第一，先从物上感觉不足；第二，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第三，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到现在造成中国人总感觉有些文化自卑感，大学生连抄论文都不屑抄中国人，当然此为笑谈，在管理这个领域和西方真正交流是近几十年的事了。那么传统的中国文化，以及衍生出来的管理思想在今天就没有一点现实价值了吗？

根据上面几个特点来看，在管理思想的中西结合方面，我们明显没有做到最好，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中国文化在这方面就无用武之地，恰恰说明了潜力很大。这并不是阿Q精神，而是可以从越来越多的西方世界国家研究关心中国文化得到证实，不管他们是出于何种目的，至少说明我们的文化还有价值和现代意义。有许多书涉及了东方古老文化与管理思想的结合，其中例如《孙子兵法》可以指导企业战略决策，《易经》指导企业文化的形成和管理的实际操作意义，“老庄思想”的“无为”和“无用”对于企业上层的管理，墨家思想的人员甑选制度等，谈得很多，我觉得之所以东方管理思想有它的现代意义取决于下面的几个问题。第一，华夏传统文化的精髓有没有在中国真正的传播；第二，管理者的功利心能不能保证对于东方管理思想的正确理解；第三，我们在运用西方管理思想的同时，也会遇到各种问题，这时有没有会想到用更民族的东西去解释。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东方管理思想就更有必要存在，因为我们还从没有真正拥有过它。

看过复旦大学的水教授在人民网上的一篇名为《伟大时代的新学说——东方管理思想的兴起》，文章从中国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如加入WTO、申奥成功、申博成功，以及海外华商的迅速崛起分析了东方管理思想的现实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讲是机遇选择了东方管理思想，我却觉得这是一个双向的选择，例如中国的古老文化中就包含“以人为本”思想（姑且不论现在的扭曲），直到西方根据自己的科学理性发展出了科学管理理论，可以说为了适应社会的要求而进了一大步，但这样的进步毕竟有所偏重，当他们意识到工资并不是唯一能激励员工的要素时，回过头来又要研究人的行为，当运用各种心理学研究的武器来解释各种问题时，突然发现在他们面前古老的东方文化中的“以人为本”是如此精妙，这个过程并不是简单饶了一个圈回到了原点，而是东方管理思想本身就有一种前瞻性，是它自己选择了这个时代。

清代张之洞曾对如何看待中西方文化有过这样的观点，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其后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解放后的涤荡，以及改革开放后西方管理思想的引入，在管理这个层面上大家觉得西方管理思想更加实用，就好比西药见效快一样，张之洞的观点就渐渐被人们淡忘了。在中国的企业或许还不能体会到自己本族文化和外族文化的激烈碰撞，在很多方面，西方的管理思想在我们的理解基础上已经有所变异，这是因为我们的民族本就有同化的特质。在请进来的同时，还有许多华人走了出去，他们就能明显感觉到彼此民族文化间存在的差异，华人凭着自己的刻苦、勤劳在海外渐渐树立起了自己的地位，并在中国解放、建设时期做过巨大的贡献。华人在经商上有别于其他民族主要是在文化策略上，华人的文化背景对贸易与工业的决策方式、维持人际关系以及处事习惯上的选择，都有主要影响。华商们注重信用，这一点令西方人往往也感到吃惊，华商间的套汇往往只是凭借君子协议完成，为此不仅节约了交易成本，还提高了交易效率。他们重视家庭，注重关系网络。 虽然读过孔孟著作的华侨华人并不很多，但孔孟的中庸、忠恕、仁义礼智信等思想，深深扎根于一代又一代华侨华人的精神中，指导他们的经济思想及活动，许多华人企业家还被称为“儒商”。由此可以看出当华人走向世界那么多年后，在他们身上还是有很深的中国文化印记。

今天我们重新审视中国管理思想的时候，发现我们走了那么久，也向外学习了不少理论，现在又回到了我们的本原，我们到底是该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而高兴还是为我们那么久都认识不了自我而惋惜呢？答案只有留给自己了，结尾我就挑一个大而化之的方式吧：当时代选择了东方管理思想的同时，它也选择了这个时代。

参考文献

1 彼得·圣吉，《第五项修炼》，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98年

2 吴于廑，周一良，《世界通史》，人民出版社，1972年

3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学林出版社，1987

4 何云波，彭亚静，《中西文化导论》，中国铁道出版社，2000

5 《东方管理思想精蕴》

7 民营企业中的家族成员退出机制

.cn/china/0212/20.htm

8 《伟大时代的新学说——东方管理思想的兴起》 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