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文学胯下的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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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不会捣鼓影像的导演终究算不得艺术家，只是一个精巧的匠人罢了。

8月11日，《哈里・波特与凤凰社》在中国气势汹汹登陆，大有与《变形金刚》一争票房高下的架式。从此番情节的设置上来说，哈利与张秋NG30次的初吻戏、哈利与斯内普教授的魔法战、乌姆里奇师太的烟火表演、邓布利多与伏地魔的终极对决……如此众多的看点齐聚一堂，难怪让国内众多的“哈迷”翘首期待。然而，批评界却先给了《哈5》一通臭脸。众多影评人指出，这部影片是整个“哈里・波特”系列中最差的一部，“剪切凌乱”、“作曲不知所云”、“高潮虎头蛇尾”――自然，影片的掌舵者、刚从电视界转到电影界的“菜鸟”大卫・耶茨也免不了受到一通挖苦揶揄。

评论差归差，钱还是要大把大把地赚得。《哈5》在中国上映两天票房就突破4100万，在次周放映结束后，9天票房已累计1亿零一百万，这个成绩在今年的进口片票房榜上目前排名第四，仅次于《变形金刚》《蜘蛛侠3》和《加勒比海盗3》。而美国本土票房更超过2.8亿美元，制片方的预期目的已然完成。在这次“敛钱”过程中，原著J・K・罗琳女士的文学粉丝无疑占据了大多数。也正是凭借《哈里・波特》这个品牌的运营，罗琳已然从一位默默无闻的儿童作家一跃为英国女性富豪榜的第三位。

这种以文学成就电影的现象着实常见。张艺谋早前拍摄《黄金甲》的时候，所有人也都在议论：“瞧，老谋子这回把《雷雨》都押上了，剧本再写不好可真说不过去了。”果不其然，待影片甫之一出，虽说拉拉杂杂的小毛病不少，情怀也稍显欠缺，但毕竟有曹禺大师的名家妙笔奠定全剧基石，《英雄》《十面埋伏》上映时因为台词幼稚而引发的笑场现象着实消失殆尽，票房也趁机破了个记录。

对张艺谋而言，《黄金甲》的意义绝不止于一部空前投资的古装巨制，更是他人生事业的一场关键“突围战”。此前，虽然张艺谋与其“黄金搭档”张伟平屡屡高调亮相，可却无法掩饰住自《英雄》以后作品票房每况愈下的窘境：当观众不再为他那华丽的视觉“三板斧”惊奇，腻味了他屡试不爽的“一根筋”人物，还有什么能够拯救这一系列作品中空洞乏味的内核？生死攸关之际，张艺谋果断地选择了文学，选择了曹禹，以其之长补己之短，不可不谓明策。

然而，当张艺谋和大卫・耶茨的“文学依赖症”并非仅仅一两个特殊的个案，而成为自电影诞生以来的一个极为普遍的现象时，我们又能否说：电影天生就是文学胯下的矮子，电影离开了文学就活不了？诚然，电影内在的叙事性要求在文学中找到了无尽源泉。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可以为导演带来一个“现成”的好故事，从而省去殚精竭虑冥思苦想之痛。但是，放眼世界，文学绝非电影唯一的活水源头。

法国大师让・雷诺阿的《游戏规则》（1939）便是如此。虽然沾染了些许法国古典戏剧的影子，却没有一个固定的文学原型：它既不是滑稽剧、情节剧，也不是简单的悲剧和讽刺剧。雷诺阿回忆说：“我既想拍成喜剧，又想讲述一个悲剧故事，左右摇摆不定。迟疑的结果使影片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事实证明，他的犹豫不决反倒使影片避免了流俗。英国导演迈克・李则坚持采用“即席创作”作为他唯一的拍摄方法。1995年在伦敦梭霍区拍摄《秘密与谎言》时，没有剧本、没有标题、没人知道这部片子说的什么，没有任何先入之见。很长时间中，创作人员只知道这部影片叫“无标题95”。至于我们所熟悉的王家卫更是“磨洋工”的典型代表，五年磨一剑拍摄《2046》在他那里绝非偶然。

可见，电影和文学并非两个必然会产生交集的艺术形式。但是，我们对于电影“身份”的认定，决定着电影最根本的命运。法国评论家阿斯特吕克早在1948年就指出：“电影如同文学作品一样，与其说是一门特定的艺术，倒不如说它是一种能够表达任何思想范畴的语言。”这一观点后来催生了著名的“电影作者”观念，但请注意，这同时也意味着电影与文学之间的一种平等关系。导演和作家没有什么分别，文学以“文学性”感染读者，电影则以“电影性”独步艺术之林。

而在中国，由于长期的“文以载道”，电影性被长期忽略。电影也常被当作一种“文本”，拿来“分析中心思想”，至于如何使用“影像化的（cinematic）”机制实现这种思想则无关轻重。这也促成了80年代初评论界关于电影文学性的大讨论。其实，不会捣鼓影像的导演终究算不得艺术家，只是一个精巧的匠人罢了。某种程度上，徐克和王家卫是他们学习的楷模：金庸现成的小说在那摆着，两人楞是不用，只是拿来剧中人物的名字，以摄影机为笔，如此绘制出的《东方不败》《东邪西毒》依然波澜壮阔、为人惊叹――这，才是真的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