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将进入增长速度回落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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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生活周刊：最近几年，有的经济学家预言中国将在2013年以后遭遇一场硬着陆，有的认为中国经济会迎来一场地震式的大崩溃。你怎么看中国经济今后较长一个时期的增长态势?

刘世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30多年。如果再考虑到1950～1978年从全球比较角度看并不低的增长率，中国经济较快增长已经保持了60年左右。未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态势还能延续多长时间，增长速度放缓将可能在何种背景和时点出现，如何正确认识和应对增长速度放缓带来的挑战?这些问题不仅为国内外所关注，更是中国中长期发展必须关注和深入研究的重大战略问题。

从国际经验看，即使是那些成功追赶型的经济体，在经历了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后，也会出现增长率的回落。中国经济增长也将有很大可能呈现出同样的规律。当中国经济触到高增长的边界，增长速度下台阶并伴随大幅度结构变动，30多年来经济高速增长所依托的基本面因素将发生重要调整和重新组合。如果继续维持既有的增长模式或发展方式，在经济增速下台阶时，中国经济将面临严峻挑战。

这并不是一个悲观的话题，我们也可以换个角度来考虑，如果中国增长速度降低了，通过增长模式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增长的质量反而提高了，中国经济仍然可以进入另外一个充满活力、总体上还是令人满意甚至令人振奋的可持续的发展阶段。

三联生活周刊：中国经济现在总体上还是一种“速度效益型”的增长模式，很多人担心一旦速度降下来了，经济结构中的深层次矛盾也就暴露出来了。

刘世锦：我认为在经济增速下台阶时，中国经济将面临严峻挑战，归纳起来可以说有两大方面。一是，与高速增长相伴随的高流动性和规模经济收益，掩盖了为数不少的低效率问题。然而，一旦速度降低，与低效率相关的各种问题将会暴露，如企业盈利和财政收入下降、资产估值收缩、长期信贷回收困难等。第二，在低成本要素优势逐步减弱后，由于在市场开放和竞争、民营大企业发展、大学教育和科研体系、金融支持等方面的缺陷和问题，能否形成创新驱动为基础的新竞争优势，将会面临较大困难和不确定性。

三联生活周刊：你说的经济增速下台阶，具体会在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出现?

刘世锦：根据我所在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的研究，初步结论是，中国会在2015年左右，也就是‘十二五’末、‘十三五’初，将进入增长速度回落的时间窗口期，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将可能下一个较大台阶，由近些年的10％以上的增长率下调至7％左右。

三联生活周刊：这种经济增速的减缓，对中国宏观经济将是一种怎样的影响?它会引起中国经济的激烈震荡，还是说会以温和的方式完成这种转变?

刘世锦：在增长速度下台阶后，能否成功转入以创新启动为特征的新的中速增长阶段，对我们来说仍然面临着两种可能性。

一种可能性是预见到增速回落的“时间窗口”，在此前有限的时间内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去解决转型中的重大问题，在防控风险的同时形成新的增长动力，将来速度回落，但降幅不大。比如由10％左右降到7％左右，尤其是避免大的起伏，在新的增长平台上，争取一个较长时间，如10年或更长一个时期的稳定而质量较高的发展。根据成功追赶型国家的历史经验，这种前景是有可能争取到的。

另一种可能性是对高增长仍有过于乐观的估计，比如以为“中国的高增长仍会持续30年”，不重视未来可能出现的增速回落；或者认可增长将会回落，但以为回落中问题不大，将会平稳转入中速增长；或者虽认为回落中会有大的问题，但“走一步、看一步”，“到时候再说”。

事实上，我们现有经济发展方式对增速下滑冲击的抵御能力是相当脆弱的。以2008年二季度到2009年一季度为例，当GDP同比增速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从10．7％降至6．5％时，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的同比增速就从2008年二季度的31．4％和22．4％，分别骤降至-8．3％和-37．1％，非农就业也减少了2000万人左右。可以设想，一旦经济增长速度不是一两个季度而是常态性地回落，由于准备不足很可能陷入严重困境，而且速度回落幅度可能较大，比如降幅达一半以上，并引发某种形式的财政金融危机乃至社会动荡，在较长时间内难以回到稳定增长的轨道。

我们把第一种可能性可称之为“主动转型”，第二种可能性则可称之为“被动转型”。“被动转型”的代价很大，失败的概率较高。

三联生活周刊：在预见到经济转型可能带来的后果时，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来控制风险?

刘世锦：显然，我们应当争取主动转型，避免被动转型。为此，应着力解决好防控风险和形成新的增长动力两方面的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那么，在形成新的增长动力方面，应着重解决哪些问题?

刘世锦：最重要的是形成充分有效的市场环境。在高速增长和不充分竞争“呵护”下形成的产业，缺乏创新动力。能否形成竞争充分、激励有效、创新导向的市场环境，能否促使企业由依靠要素投入转向依靠创新实现发展，能否培育出一批创新型大企业和大量的创新型中小企业，进而形成技术和知识密集型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国际竞争优势，是经济转型所面临的根本性挑战。

还应进一步开放市场，放宽垄断行业特别是服务业准入限制。目前电信、铁路、电力、石化、金融、教育、医疗以及文化等行业的市场准入管制依然较多，垄断程度依然较高，投资主体依然较少。从产业角度说，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一种重要区别，是大部分服务业有较高程度的个性化，需要人对人、面对面的服务，从而对调动人的积极性、能动性比制造业有更高的要求。服务业市场开放不足，将会严重制约未来中国服务业发展的空间和动力。

三联生活周刊：解决经济转型中的这些问题，说到底还是要靠改革的深化，在这方面有什么设想?

刘世锦：其实刚才我提到解决上述经济转型中的诸多问题，在深层次上看，可以观察到一条主要线索，即提高社会成员参与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广度和深度。有两个目前社会上关注程度很高、同时与以上转型中诸多问题直接或间接相关度较高的问题，一是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二是实现创新驱动。

这两个问题看起来似乎相对独立，关系并不很紧密，但深入分析不难发现，它们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同一个问题。现阶段严峻的收入分配差距问题虽然可以通过再分配政策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釜底抽薪之策仍然是改善一次分配。

就先天能力而言，不论是城里人，还是农村人，人们之间的差距并不会像收入差距显示的那么大。收入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在于后天的环境、条件、制度和政策等因素。解决收入分配差距问题的根本之道，是为社会成员，特别是原来差距较大的不同阶层的成员，创造大体相同的生存和发展环境，提供大体相同的受教育机会，就业、创业和创新的机会，或者说，要给社会成员创造尽可能多的参与工业化、现代化的机会。而创新驱动问题，说到底也是要使全体社会成员的积极性特别是创造性充分发挥出来。一个社会全体成员积极性、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的社会，也将会是一个收入增长较快而分配差距较小的社会。

所以说，围绕解决经济转型中的重要问题，我们认为应当着力推动“参与促进型改革”。这是一个新的提法，它的含义是：以促进社会成员更大范围、更深程度、更高质量参与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为目标，着力推进相关领域改革取得突破。其要点可概括为：扩大参与机会，提升参与能力，完善鼓励创业、创新的制度和政策，创造稳定参与预期的法治环境。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