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行写实影片: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及大中华电影的构建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李行写实影片: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及大中华电影的构建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摘要] 作为台湾电影半个世纪兴衰起落的见证者，李行及他的电影创作对整个人中华电影的发展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李行在继承中国早期家庭伦理电影和社会写实电影传统的基础上，结合台湾的本土现实，创作了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和艺术个性的伦理情感写实片，在对中国文化传统、美学传统、电影传统的传承中体现了对民族文化的认同与守望，同时丰富了中国写实电影的样式，为人中华民族电影的构建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关键词] 李行 伦理情感写实片 民族认同 传统文化

李行被誉为是“台湾电影教父”，他执导近30年创作电影50多部，差不多构成了半部台湾电影史。李行的电影创作不仅是20世纪60一80年代台湾电影嘉年华的主角，也是大中华民族电影中不可或缺的一道风景线。笔者认为，李行在他的电影生涯中最出色的成就之一就是将中国早期电影的家庭和写实片的传统与台湾的本土现实相结合，创作出了具有民族特色和艺术个性的“伦理情感写实片”川，体现了对民族文化的认同与守望，为建构大中华民族电影做出了贡献。

一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和文化交往问题的凸现，认同问题便成为中外民族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研究的热点问题。有学者认为“认同”大致包含三层含义：一是国内各民族的内部认同，即族群认同(ethnicidentity)；二是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整体认同，即国民认同(national identity)；三是对中国历史文化或文明的认同，即文化认同(CuIturalidentity)。就学理意义而言，确实是全球化与地方化的两极互动构成了认同问题研究的迫切性，不过，文化认同一直以来就是广泛地存在于各个民族的社会生活和艺术活动中的客观现实。就台湾来说，虽然长期以来日本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存在不断冲击着台湾对“我们感”的指认，甚至造成民族文化的迷失，但是以李行为代表的台湾电影人却一直在他们的电影中以特殊的叙事主题和影像手法彰显着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和坚守，并致力于大中华电影格局的建构。

笔者认为，“大中华电影”其实不仅是几地电影未来要发展的方向，而是已经存在于百年来的中国电影创作中的一个现象，即几地的电影人在各自的电影实践中有意无意地都突显了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传统文化元素，实际上构成了“大中华电影”的格局。而李行导演曾经在几地电影人聚会中多次提到构建“大中华电影”，并在“纪念中国电影100周年国际论坛”的发言中坦言：“中国的统一是政治家的事，但是我们可以先将电影史统一起来，现在我们做到了。”所以，不管是在电影实践还是社会实践中，李行都可谓是构建大中华民族电影身体力行的典型代表。

二

李行伦理情感写实片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与坚守主要体现在对中国文化传统、文艺传统、电影传统的继承发扬及对中国写实电影样式的丰富和补充等几个方面。

第一，李行的写实影片呈现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服膺，并且非常注重对传统文化中积极元素的张扬。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对儒家文化的崇尚，影片始终围绕家庭伦理、传统道德、民族精神展开，体现了儒家“修齐治平”的理念。李行的第一部国语片《街头巷尾》基本奠定了他伦理情感写实片的主题导向及叙事风格。影片通过一群漂泊异乡的人如亲人一样生活的景象，宣扬了儒家睦邻友好、守望相助、贫贱不移的传统伦理道德精神。《养鸭人家》中林再田对小月胞兄曾朝富恶劣行径的一再宽容忍让，及至卖掉自己的鸭群挽救曾朝富、最终使其感化重新珍视亲情等情节安排，处处饱含了传统儒家之仁爱忠恕的博大思想。李行写实电影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认同不是特殊地体现在某部影片、某个情节、某个场景或者某个人物之中，而是浸润在他所创作的每一部影片中。与1980年代后大陆出现的一些涉及传统文化的写实电影对传统文化糟粕部分的反思、批判不同，李行创作于各个时期的伦理情感写实片贯穿始终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品质的颂扬或者对儒家伦理道德精神的讴歌。最显著的就是，不同于大陆写实片倾向于将妇女塑造成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牺牲品，李行写实影片中的女主角，比如《蚵女》中的阿兰，《养鸭人家》中的小月，《中的一条船》中的吴继钊，《原乡人》中的平妹，这些女性因为具备了中国传统女性特有的善良贤慧、温柔体贴、吃苦耐劳、任劳任怨等品质所以令人感动和尊敬。观看李行的写实电影总能让人感受到浓郁的人情和社会的温暖，体验到中国传统文化平和、美好的特质。

第二，与中国文艺长于抒情写意的传统一脉相承，李行的写实电影大多注重展现中国传统的伦理情感。《街头巷尾》、《养鸭人家》演绎的是超越血缘的上下两代人之间建立在非血亲基础上却甚于亲生的浓厚亲情，《蚵女》反映的是男女青年之间淳朴真挚的爱情，《路》刻画的是含辛茹苦为儿子铺路的父辈深情，《小城故事》宣扬的是回归、继承优良传统以及师徒之间、恋人之间贫贱不移的情感品质，《早安台北》歌颂的是现代社会中小人物的亲情、友情、爱情，甚至在传记写实片《中的一条船》、《原乡人》中，在爱国影片《吾土吾民》中，家庭亲情、伦理感情也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李行曾经表示，他在所有影片里比较着重的只是感情方面，在他看来人的感情不外乎与生俱来的亲情、后天培养的友情和爱情这些基本的人性感情，而他在进行电影创作时主要的工作就是如何编写剧情、处理感情。在影片具体的镜头画面及场景处理中，李行写实影片也洋溢着浓郁的中国民族特色，讲究情景交融，比如《养鸭人家》中夕阳下父女相依偎的画面温馨感人：影片特别注意选择和营造具有民族本土特色的环境，比如《街头巷尾》中的大杂院，《蚵女》中一望无际的蚵田以及渔民的生活场景，《养鸭人家》中具有农家风情的鸭寮、田野、公路、陋巷、歌仔戏等，全部充满台湾浓郁的地方气息。

第三，李行的写实电影是对大陆早期电影传统的继承。李行在大陆成长、读书的时候恰好是中国现实主义电影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渔光曲》、《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千里路云和月》、《小城之春》等电影是李行的启蒙影片，并且对他日后进行电影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李行多次在不同的场合强调，他电影风格的形成是和他在大陆的观影经验密切关联的，使他终身受益，他认为自己后来在台湾拍的电影风格，“应该是40年代电影中写实主义传统的延续”，是“真正中国电影现实主义的人文精神”。确实，从李行的电影作品中，我们既可以触摸到由郑正秋所开创的中国早期家庭的印迹，又能感受到20世纪30、40年实电影的风韵，比如对底层小人物的关注以及关爱同情弱者的人道主义情怀等等。

有学者认为：西方现实主义的含义，与中国的现实主义不完全一致。西方在表现手法上侧重于“摹仿”和艺术形象的较少的假定性，而 中国传统艺术的现实主义精神，体现在对客观的内在真实的把握，表现手法上则侧重于抒发，在艺术形象上有较大的假定性。确实，写意化的写实手法是中国传统写实文艺的重要特质，但是在实际的电影实践中，20世纪风云变化的历史现实使得1930年代以后中国主流的写实电影更凸显了社会功能，而以伦理情感为主题、发掘传统文化温情美好特质的写实影片在建国后大陆现实主义电影中并不是很多。正是在这个层面上可以见出，李行伦理情感写实电影即使有某些缺憾，对于整个大中华电影而言却有着弥足珍贵的价值，即填补了中国电影史上同时期此类影片的空白，对相对单一的中国社会叙事写实电影类型形成有益的补充与丰富。

三

电影的民族特色，除了需要真正地把握和表现本民族的生活，对民族的现实和历史进行深刻反思，自觉地继承与超越民族的文化传统之外，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在世界文化背景下，在历史性与时代性的辩证统一中，继承和借鉴民族优秀的美学传统。如果说前者表现为电影追求的文化价值，也就是影片内容应当体现民族的生活，以及电影艺术家对民族历史和现实的文化反思；那么，后者则表现为电影自身的文化品格，也就是影片的艺术形式应当具有浓郁的民族气派和民族风格。李行的伦理情感写实影片正是在这样两个维度上凸显了民族特色，在传承与认同中华文化、中华美学优秀传统的同时，开创了具有浓郁民族气息的电影风格。李行的伦理情感写实电影，从主题刻画到人物塑造，从画面造型到叙事结构，都呈现出鲜明的民族风格。

另外，李行具有民族风格的伦理情感写实电影不仅很好地传承了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同时也使得这种民族风格及其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在新一代台湾电影人对民族电影的探索中得以延续。比如侯孝贤电影对写实品质的执着追求，对传统文化的礼赞以及含蓄内敛的东方影像风格，李安电影对家庭伦理主题的不断开掘，在影像叙事上对中国传统艺术擅长抒情、营造意境的继承等等。正是李行及其后辈台湾电影人用他们的电影实践，共同构建了作为大中华民族电影重要组成部分的台湾民族电影的流脉，使得中华传统文化在远离祖国的台湾发扬光大。所以，李行民族电影实践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和大中华电影的构建有着独特的社会文化意义，为培养中华民族的审美情趣，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凝聚台湾民众的中国情结，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所谓温故可以知新，读史可以明鉴。在当前这样一个本土民族电影受以好莱坞为代表的全球化电影挤压、大陆电影努力复兴、台湾电影期望振兴、电影人共同期待进一步构筑大中华电影格局的背景下，探讨分析李行独具民族特色的伦理情感写实电影对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认同与守望，对探索大中华电影未来的民族化发展道路不无裨益。